体制的积弊，加上万历以来腐败达于极点的施政措施，等到1627年崇祯即位的时候，明王朝已是风中纸鹞。然而，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何况这个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封建帝国还没有彻底失去朝野人望。在崇祯即位的前几年，只要能有正确的施政措施，明王朝并非无可挽救。正值甲申年，以治明方略六条来祭奠明王朝，更希望给今人带来思考。
减赋税。明末造反大军的骨干力量是叛卒、逃卒、驿卒和响马，而基本群众则是饥民和难民。没有大量难民的依附，“流寇”决不足以撼动明朝的统治根基。而导致饥民、难民大量出现的除了天灾人祸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不断加重的赋税。只要把赋税降低到一个适当的水平，则“流寇”不攻自破。这样既避免了来自内部的动乱，又节约了大量军费。对此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李闯大军攻城略地，却始终不能踏进江南半步，只因江南富庶，没有群众根基。肃吏治。明末的官场，用“暗无天日”四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官员贪墨的银子最终要由百姓来承担，进而造成了“官逼民反”的局面。“乱世用重典”，只有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严厉打击，才能安抚民心，保障百姓的生存条件，从而进一步瓦解造反大军的根基。同时，国库收入可以显著增加，因为明末官绅的家产都是相当惊人的。
屯田制。明朝拥有一支数量极其庞大的军队，然而，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差得让人难以想象。非但不能保境安民，反而在频繁调动中耗费大量钱财。更致命的是，沿途抢掠，更是有相当多的叛卒和逃卒成为了“流寇”的骨干。相反，屯田制不仅能够约束士兵的行为（常驻军利于管理），而且易于操练。同时，军队常驻某地尤其是在边境地区容易激发军队的战斗力。纵观历史，屯田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在边境地区。以上三策，以减赋税和肃吏治为根本。这对于严重威胁明王朝统治“流寇”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这样，在为国库带来不菲收入的同时还节约了大量军费开支。同时，由于屯田制可以大幅度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则为对清作战带来了保证。然而，对于内外交困的明王朝而言，仅仅上述三策并不足以保证让它转危为安，因为国内毕竟还不稳定，外部还有后金虎视耽耽。但是，明朝的国力毕竟还是远远强于后金，只要政治稍微清明，军备稍有保障，在长期的对抗中就能取得胜利。毕竟，国力之争才是根本。对于担负市的明王朝而言，急需解决的便是筹措军饷的问题。
除了上文中查处贪官、打击豪强之外，另有以下方法可以在不增加百姓负担的基础上增加国库收入。开海禁。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物品在海外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足以保障国家的开支。（从长远来看，更加会带来社会的进步。）授爵制。鼓励百姓（尤其是商人）向朝廷纳捐，或者把继续借给国家，朝廷则授予做出贡献的百姓响应的爵位。只要授予的是清爵，即不担任实际官职的爵位，授爵制就和卖官没有任何联系。发内府。明朝的皇宫是历朝最大的，虽然崇祯极尽节约，但是皇族所花耗的费用是非常惊人的。如果皇室能把后宫的积蓄拿出部分以资军用，不仅可以补充军饷，更是可以大大鼓舞士气。开海禁和发内府两条，看似空谈，在明朝却都有先例。郑和下西洋虽然不是贸易往来，却开创了与海外交往的先河；崇祯本人也有过用后宫积蓄发放军饷的事实，尽管数量很少。授爵制决非卖官，以当时朝廷尚未失去民望，尤其是商人渴望提高社会地位的现实来看，是完全可行的。
还有一点就是，可以把盐铁酒收归国家专卖，这在汉朝就有先例。解决了国库空虚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后金军队的进攻）就可以迎刃而解。毕竟，后金的整体国力远远不足以支持长期大战的消耗。以上各种方略，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实施的可能的。至于明朝本身的政治体制，则决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而以上述措施，挽救明朝的危局并非没有可能。你觉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