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隋朝的“二世而亡”，我们就自然会想到，之前的那个秦朝，也是“二世而亡”的。
这就让我们可以将她们这两个朝代联系起来，进行一番对比性的研究。
那么，他们这两个朝代的两个“二世而亡”，都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呢？又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我们先说说她们之间相同的地方。
除了“二世而亡”之外，隋朝和秦朝还有四个地方，是相同的。
第一个就是，她们立国之后，马不停蹄地对外用兵、尽力扩张国家版图的行为，是相同的。
第二个就是，她们意图为本朝夯实全面发展的后劲，所以就大搞基础工程建设的行为，是相同的。
第三个就是，她们吸取历史教训，大力改革前朝政治体制的弊端，却因此“二世而亡”的宿命，是相同的。
第四个就是，因为大搞政治体制改革，她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者，就被后世的历史涂抹者们涂抹出一个“荒淫”“暴君”的形象，这个宿命，也是相同的。
在对外用兵方面，秦朝，是在北边驱逐匈奴、大修长城；南边也军民共进，经略南越。
我们今天的广西、云南，就是在秦朝的那个时候，给划入我们中国的版图的。
而隋朝的对外用兵，相比之下就是更多、更频繁了。
她是在北边降服突厥；南边深入到今天的越南南部，征服了越南的林邑；东北部驯服了契丹；东南部的海上，攻拔了琉球；西边，是攻破了以前从来没有攻破的吐谷浑；更远的西域方向，则震服了伊吾；更远的东北方向上，是三征高句丽，最后降服了高句丽。
在大搞基本建设方面，秦朝是完成了七大工程。
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万里长城。
第二个，就是关中平原到河套地区的直道。
第三个，就是以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各地的驰道，其中，光著名的就有九条。
第四个，就是从四川南下，经宜宾、昭通，到云南滇池的五尺道。
第五个，就是广西兴安境内、湘江与漓江之间的灵渠。
第六个，就是阿房宫。
第七个，就是始皇陵。
这每一个工程，都是大的不得了的。
那么，隋朝，就是首先修建了两座都城。
一个，是在原来的长安城东南部，营建了新的都城——大兴城；另一个，是在古老的洛阳地区，又营建了新的东都——洛阳。
当然，与两个都城相配套的，也是修筑了一些驰道，和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防御设施——长城。
然后呢，就是修建了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所共同组成的隋唐大运河。
这个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北到北京，南达杭州，西至西部的都城——大兴城，总长达到2700多公里呀。
当然，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她肯定也是有一些现实性的目的的，那就是调运粮食，以及其它的一些战略物资。
所以，在这个大运河修建的同时，隋朝又在各地修建了许多的粮仓，其中，每个粮仓所存储的粮食，都是在百万石以上。
1969年，洛阳地区的考古人员就发现了一座隋朝时期的粮仓遗址，叫含嘉仓遗址。
这个遗址的面积，达到了45万多平方米，其中有259个粮窖，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数量达到了50万斤。
所以，隋朝虽然灭亡了，但她并不是因为灾荒、贫困而灭亡的。
他的灭亡，肯定是因为其它的原因。
是什么其它的原因呢？
那就是，政治上的原因。
隋朝，就是因为她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而灭亡的。
秦朝和隋朝，都是在政治体制上，相对她们的前朝，进行了大范围的伤筋动骨性的改革。
这个秦朝我们知道，就是把周朝的“封建制”，改成了“郡县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取消了地方势力的拥兵权。
而隋朝呢，就是废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选拔官员的制度，实行了“科举制”的选拔官员的制度。
而正是因为这个选拔官员制度的改革，遭到了他们隋朝整个官僚体系的抵抗，所以，才会在社会上出现各种乱象，导致各地发生叛变和叛乱，直到最后，发生江都之变，隋炀帝杨广，被他身边的禁卫军首领宇文化及、司马德戡、与裴虔通等人发动兵变杀死。
那么，为什么，隋朝会进行这个选拔官员制度的改革呢？
我们知道，这个“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所以长年战乱不休，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天下分裂。
地方上门阀地主的势力过于强大，导致代表中央政权的皇权衰落，门阀地主之间，就为了利益的争夺，而经常性地大打出手。
这个情形，就跟“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争霸的情形，是一样的。
所以，秦朝统一中国，就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以消灭诸侯，防止“春秋战国”之历史的重演。
那么，隋朝就肯定也是要想办法，消灭这些门阀地主，以防止“魏晋南北朝”之历史的重演。
那么，怎么才能够消灭那些门阀地主呢？
我们要知道，那些门阀地主，可不是一般的靠着努力生产，而暴发起来的毫无根基的新兴地主。
他们随随便便的哪一家，那都是有着几百年的深厚根基的世族大家，就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些诸侯一样。
那么，他们这些世家大族，为什么都有几百年的深厚根基呢？为什么就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些诸侯一样呢？
那就是因为，当时有一个叫作“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制度。
这个“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制度，是承接两汉时期的“察举制”的官僚选拔制度而来的。
所谓“九品”，就是将可以选拔为官员的人才，分为九个品级，分别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
所谓的“中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伯乐”，就是在这个官僚选拔的制度中，起重要作用的、向中央吏部推荐可用之才的那些人。
他们被称为“中正”，意思就是，他们在推荐人才时，要做到“持中守正”。
这个“九品中正制”的大体意思就是，由各州郡，分别推选在中央任职、且德高望重的官员一人，为“大中正”。
“大中正”再推举产生“小中正”。
大、小“中正”产生之后，中央吏部，就向他们分发一份《人才调查表》。
这种《人才调查表》，将需要调查的人才，分为九个品级，就是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大、小“中正”在收到这份《人才调查表》后，就将自己所知道的各地的人才，按品级登记在这个表中，并加上自己的评语。
“小中正”在襄助“大中正”审核后，就将《人才调查表》呈交到中央吏部，中央吏部就根据这个调查表，进行官吏的升迁与罢黜。
那么，这种由大、小“中正”推荐官员的做法，就对这些大、小“中正”的个人品德，要求非常高；也要求大、小“中正”，要具有一种不被各种因素干扰的推荐环境。
但是，这两项要求，在实际上能够做到吗？
那肯定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实际上，那些所谓的被推荐的人才，完全是根据被推举者的家世，来进行评定品级的。
那么，她就必然地造成了一个人才品级、及其任用上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这就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导致拥有几百年根基的世家大族的形成。
而那些世家大族，作为那个时代的门阀士族，他们通过深入朝廷的官僚体系，把持了一个地方的方方面面，也就成为了实力雄厚的一方“诸侯”。
对于他们来说，那些来去匆匆、根基不稳的中央皇权，就不过是前来化缘的和尚与乞丐而已。
他们掌握着先天优势，可以和中央皇权相妥协，也可以和中央皇权分庭抗礼，甚至还可以压倒中央皇权，直接去操控中央皇权，将中央皇权变为自己的傀儡。
那么，统一了中国的隋朝，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就必须先改变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那个“九品中正制”的官僚选拔制度；就必须用新的“科举制”的官僚选拔制度，去让那些寒门子弟，取代世家大族的子弟，掌握中央乃至地方上各级行政机构的权力。
但是，这样的改革，肯定是要遭到那些门阀士族的反对的啊。
他们会怎么反对呢？
因为，在“科举制”还没有选拔、任命出新的官员之前，这个官僚系统，还是由他们那些门阀士族所把控着的。
这样一来，朝廷的这种的冲着那些门阀士族的命门而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在他们那些门阀士族，仍然掌控着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际上就是由他们这些门阀士族自己来进行的。
可想而知，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既然你的改革对他们没有好意，是要他们自己革自己的命，他们还会对你的改革有好意吗？他们真的会去自己革自己的命吗？
所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们会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网络成语，叫作“低级红，高级黑”，是吧。
这“低级红，高级黑”的意思就是，表面上，他非常拥护你的政策，他是在积极地执行你的政策，他对你表现得非常地忠心；实际上呢，他那是装出来的，他实际上是在有意地采用一种过度到极端的方式，使你的政策成为谬误，从而造成一个与你的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
那么，隋朝的那些门阀士族，不会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对隋炀帝大搞“低级红、高级黑”吗？
不论你朝廷怎样地小心翼翼、尽量完备地推出一个什么样的利国利民的政策，到了他们的执行层面，那就肯定都会被他们给你，整出一些幺蛾子来。
你要征发民工搞工程，或者是以税代工，他们就层层加码，搞得民众苦不堪言。
你要救济灾民，开仓放粮，他们就倒买倒卖，把国家的粮库搬空了，把私人的粮库装满了，但是，需要救济的灾民们，却还是得不到救急的粮食。
而他们所蓄意制造出来的那些祸乱，却是以执行朝廷政策的名义进行的，所以，这口锅，就要由朝廷来背，就要由皇帝来背。
所以，隋朝怎么会“二世而亡”呢？
她肯定会“二世而亡”嘛。
那么，秦朝和隋朝“二世而亡”之后，这个“二世而亡”的锅，肯定是要由她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持者，也就是秦朝的秦始皇和隋朝的隋炀帝来背的。
但是，在历史的涂抹者们对历史的涂抹下，她们这两个朝代的“二世而亡”，却都不是因为秦始皇和隋炀帝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亡的，而是由于秦始皇和隋炀帝的 “荒淫”、 “残暴”而亡的。
为什么要掩盖这个因改革而亡的真相，而要把锅扣到他们的“荒淫”“残暴”的个人品质上呢？
这当然是因为，那些掌握了历史叙事权的历史的涂抹者们，是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们。
他们是历代社会里的强势者，他们当然是不喜欢改革的，他们更害怕历史上的后来者，会效仿前人的改革。
所以，他们就要对这些改革者的个人品质，进行各种各样的突出性的抹黑，以尽力地引导人们，把改革者的失败，归咎于他们的个人品德的败坏，从而淡化人们对于改革失败的这个真相的追究，淡化人们对于改革这种现象的注意力，抑制人们对于改革这种现象的分析与思考。
好吧，上面是讲的秦朝和隋朝的共同之处，那么，她们的不同之处又有哪些呢？
我们也是来好好地捋一捋。
首先，秦朝被抹黑的，是她的开国者秦始皇；而隋朝被抹黑的，却是她的亡国者隋炀帝。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都是因为改革而亡，却一个是开国者被抹黑，一个又是亡国者被抹黑呢？
这当然是因为，秦朝的主要改革者，是秦始皇；而隋朝的主要改革者，是隋炀帝。
秦朝的改革者是秦始皇，秦二世胡亥，没有进行过改革，这个事实是明确的。
而隋朝的改革，从表面的步骤上看，是由她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开始，隋文帝杨坚的儿子隋炀帝杨广继续接力来进行的。
但是，实际上，隋文帝杨坚，只是走了个形式，他的形式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这个改革的真正推动者，还是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
虽然，隋文帝杨坚，从建立隋朝开始，就正式设立了分科考试的制度，以取代那个不堪再用的“九品中正制”的制度，但是，那只不过是他所预设的一个长远规划，是为了给他的后来的儿孙辈们，所必然进行的分科考试制度，打下一个法理上的基础而已。
在当时的他自己的手上，他的这个制度，是并没有起到什么实际的作用的。
因为，他是通过和平的手段，从北周皇帝那里取得政权，建立他的隋朝的。
那么，他在和平夺取北周政权的过程中，肯定是要用到北周政权里的一批人，用到北周政权里的一批旧臣。
这就导致这些北周政权里的旧臣，都是他隋文帝手下的开国功臣，是隋朝的开国功臣。
隋文帝要稳定政局，就必须要重用这些开国功臣。
他虽然建立了分科考试制度，开启了科举考试，但是，那些通过科举考试考上来的寒门子弟们，不可能一下子就进入到各级重要的岗位，去取代那些开国功臣们的位置。
那么，隋文帝死后，那些开国功臣，凭着他们的功劳和资历，加上他们的家族门阀势力，就拥有自己的实力，拥有自己的利益，他们会让隋炀帝撼动他们的实力，损害他们的利益吗？
他们会对隋炀帝心悦诚服、俯首听命吗？
而隋炀帝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为了历史不再重演，他也不可能对他所管不住的、他父亲手下的那些旧臣无动于衷。
他一定要借助于他父亲所开创的分科考试这个制度，围绕他父亲所留下来的那帮旧臣，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他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当然就是要清除那帮他父亲所留下来的旧臣，以及他们的门阀势力。
但是，我们要想到，他父亲留下的那帮旧臣，可不是几个人，也不是几个门阀地主，而是一帮人，是一帮门阀地主。
他们是从北周时期，就开始形成的一个“关陇集团”。
这个“关陇集团”，是从上到下地垄断了整个关陇地区的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隋炀帝要跟他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作斗争，那个胜算的几率，其实是很小的；失败的几率，却是很大的。
我们来看一看，那个在“江都之变”中，杀死隋炀帝的宇文化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宇文化及，是北周政权中的上柱国宇文盛的孙子，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的长子。
这个上柱国，是北周时期的中央最高武官。
北周时期，总共有八个人，被拜为柱国大将军，当时号称“八柱国”。
而左卫大将军，是北周的禁卫军统帅之一。
这个禁卫军，是负责保卫京城、保卫皇帝的。
它一共是两个统帅，就是左卫大将军和右卫大将军。
所以，你看他宇文化及的这个家世背景，很不简单吧？
他这就是属于典型的“关陇集团”哪。
他们这一家子，就是属于这个“关陇集团”的核心层哪。
所以，你们知道，隋炀帝的女儿南阳公主，是嫁给了谁吗？
就是嫁给了他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
他宇文化及，就是南阳公主的夫兄。
而就是凭着这样的家世背景，他宇文化及，才年少轻狂，经常带着他的家丁，挟弓持弹，骑着高头大马，在首都长安的大道上急驰狂奔。
所以，当时的长安城中的百姓们，就称他为“轻薄公子”。
但是，他的年少轻狂，他的“轻薄公子”的名声，并不影响他的仕途升迁。
隋炀帝杨广当太子的时候，他就从宫廷护卫官，升任为太子仆，直接跟随在作为太子的杨广的身边。
而就是在给太子杨广当太子仆的这个期间，他是多次地因为收受贿赂，而被罢了官职，却又在不久之后，被恢复官职。
在杨广登基成为皇帝之后不久，杨广作为刚刚登基的皇帝，去巡视北方边境地区的榆林，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的那个地方。
宇文化及和他的另一个弟弟宇文智及，当时是作为陪驾，也是跟着去了的。
但是，他们在陪驾的时候，竟然违背禁令，私下去跟那边的，与隋朝为敌的突厥人做买卖。
所以，隋炀帝在得知情况后，就把他们囚禁起来，要按律处死。
但是，这时候，他们的弟媳南阳公主，却出面向自己的父亲隋炀帝求情。
隋炀帝就看在自己女儿的面子上，免掉了他们的死罪，把他们赐给他们的父亲宇文述为奴。
宇文述死后，他们就又被起用了，宇文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宇文智及做了将作少监。
那么，我们有没有想到，这里面的翻来覆去的诡异之处呢？
这兄弟俩，明明是两个头上长疱、脚下流脓，坏透了的家伙，为什么他们会屡次被罢官撤职，而又屡次被官复原职，甚至还会稳步地升迁职位呢？
说是把他们贬为了奴隶，他们却是在自己家，给自己的父亲当奴隶。
这不可笑吗？这不就是个笑话吗？
可是，这个笑话，又到底笑话了谁呢？
这是笑话了隋炀帝，说明了隋炀帝，对他们这两个家伙，是无可奈何哪。
那么，为什么隋炀帝对他们这两个家伙无可奈何呢？
因为，他们的背后，是“关陇集团”。
这个“关陇集团”的力量，是隋炀帝不可抗拒的。
但是，隋炀帝是上前线，领过兵，打过仗的人，他不是软蛋。
他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啊。
所以，隋炀帝为什么要从大兴迁都到洛阳呢？
又为什么要从洛阳游幸到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然后又滞留在江都，甚至打算以丹阳，就是现在的南京为他的新的都城呢？
这其中的原因，肯定是不止有一条。
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不就是他要远离陕西，摆脱那个“关陇集团”的影响和控制吗？
“关陇集团”的基本盘，是在陕西。
隋炀帝离陕西越远，他身边的“关陇集团”的人，就会越少。
那么，反对他的人就会越少，他就越能够在自己的身边，聚集起更多的拥护自己的人。
但是，“关陇集团”，是一个由门阀地主们构成的庞大的社会网，这个社会网以陕西为基地，而撒向全国。
所以，不论他走多远，他都走不出“关陇集团”影响力的范围。
不论他在哪里发号施令，他的那些政令，都要通过“关陇集团”的那些人，去上传下达、层层执行。
所以，他越是与“关陇集团”对抗，越是表现出想摆脱“关陇集团”控制的欲望，天下，就越是会乱。
“关陇集团”，就会以他们所造成的这个天下乱局，来警告隋炀帝，你离了“关陇集团”，就不行。
如果你再不知悔改，那么，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隋炀帝之所以被抹黑，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改革者，他想要通过改革，聚集起寒门士子，去取代那些门阀士族所霸占的朝廷官僚系统的各级职位，以扳倒那个“关陇集团”。
我们再来看秦朝和隋朝的第二个不同之处。
这第二个不同之处，就是秦朝改革的目的，是消灭诸侯势力，消灭地方武装；而隋朝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门阀地主，是消灭家族性的地方政治势力。
这门阀地主，和那种诸侯势力肯定是不同的。
诸侯势力，有自己的武装。
他们是依靠自己的武装，来和朝廷对抗的。
而门阀地主，没有自己的武装，他们不是依赖自己的武力与朝廷对抗，而是依赖他们对于朝廷官僚系统的渗透，依赖他们所掌握的地方政权，来与朝廷对抗。
就是说，他们就像一个寄生体，是紧紧地依附、寄生在朝廷的官僚机构之中，让朝廷像一个被寄生者一样，明明知道寄生者寄生在自己身上，在吸自己的血，自己却无能为力。
那么，为什么门阀地主们，能够寄生在朝廷的官僚系统之上呢？
这就是由于，朝廷的官僚系统，是一个智力运作系统。
在朝廷当官的人，是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的，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干的。
这就需要朝廷选拔人才。
而在这个人才的选拔上，这个选拔人才的“伯乐”就很关键。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选拔人才，第一个，你要知道那里有人才；第二个，你这个选拔人才的人，自己要是个人才，你要有你的不受威逼利诱，唯才是举的品质。
那么，这第一个，“知道哪里有人才”，这一点就不容易做到。
她会受到门阀地主们的信息轰炸的干扰。
因为，门阀地主们，有的是钱。
他们可以上蹿下跳，四处活动，把他们的子弟，推荐到那些选拔人才的“伯乐”的面前。
而那些寒门士子，因为没有人脉关系，也没有钱四处活动，所以，即使他们是真的有才，他们也遇不到那些“伯乐”，他们也不能被那些选拔人才的“伯乐”所发现。
至于第二个，“选拔人才的人，自己要是个人才”，这一点就更加困难了。
个人的势力，必定是大不过集团的势力的。
那些门阀地主，为了使自家的子弟上位，那是上蹿下跳，四处活动，形成了一张关系网，把选拔人才的“伯乐”，给罩在这个关系网中。
选拔人才的“伯乐”，可以拒绝一个人，他能够拒绝这张关系网上所有的人吗？他能够拒绝这张关系网吗？
他得罪了这张关系网，以后，还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呢？
所以，人才选拔制度的不完善，就导致门阀地主们，像一个寄生体，寄生在朝廷的官僚系统上。
这是门阀地主们，没有自己的武装，却像有自己武装的诸侯势力一样，能够与朝廷对抗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秦朝和隋朝的第三个不同之处。
这第三个不同之处，就是秦朝的改革，是建立在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的基础上的；而隋朝的改革，是建立在生产关系依然十分稳定的基础上的。
我们知道，在秦始皇进行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改革之前，秦国，还进行过一次“商鞅变法”。
那么，这个“商鞅变法”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导致当时产生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这个新的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和农奴之间的租赁性的生产关系，她优胜于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那种压迫性的生产关系。
所以，地主和农奴之间的租赁性的生产关系，必然淘汰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那种压迫性的生产关系。
这就是“商鞅变法”的原因。
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导致劳动者，由被迫劳动变为主动劳动；另一方面，也导致生产关系的主导者，不再需要使用武力成本来管理生产。
这么一来，地方武装，作为一个庞大的吞金兽，对于那些地主来说，就是真的没有必要，他们也养不起。
所以，秦始皇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相对的阻力是比较小的，因为他没有侵犯到地主阶级的利益。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候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呢？
她就是地主和农奴之间的租赁性的生产关系。
这种生产关系从秦汉发展到隋唐，是一步步走向成熟，非常稳定，是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没有转变成另一种生产关系的可能。
那么，为什么隋朝在这种生产关系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还会进行这种由“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的政治体制改革呢？
这就是因为，虽然大的生产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她的小的生产关系是发生了变化的。
因为大量的“土地兼并”，导致大量的小地主破产成为流民，而大量的土地，则集中到少部分大地主的手上。
这样的情况，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也造成大地主的实力膨胀，使政府对地方，失去了约束管理的能力。
而进行“科举制”改革，将门阀地主从政府的官僚体系中剔除出去，就是抑制“土地兼并”，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措施。
但是，门阀地主已经成势，根深叶茂，他们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朝廷的各级官僚机构之中，要想进行这样的改革，谈何容易。
所以，隋炀帝，死得不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