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其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方面都达到了空前高度，并给后世留下了宝贵财富。从唐王朝建立开始，他就凭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开疆拓土,威抚四夷，“冠带百蛮,车书万里”“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但在唐朝极盛的表象下，其内部早已危机重重。安史之乱后，开创了大唐盛世的“租庸调”制度正式瓦解，一连串军事、政治动乱接踵而至。而其中，尤以士兵哗变最为突出，且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可谓前世未有，后世不及。
那么唐朝兵变次数为什么这么多呢？
首先一点，与各朝兵变诱因相通的一点就是，兵卒待遇太差。而士兵待遇差的重要原因就是将帅克扣军饷。当然，这些将领贪墨军饷倒不全是为了中饱私囊，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结交宦官！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皇帝为了防止军权旁落，开始重用宦官。宦官权势极盛一时，不但能干预藩镇节度使的任命，甚至能影响到皇权。
如《旧唐书·宦官传序》就曾这样描述唐中期以后宦官集团的权势滔天：“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蕃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
外镇将领想要坐稳得结交宦官，京师的将军想要就藩就更得结交了。当时，不少禁军将领们为了贿赂宦官，甚至不惜向京城富商大肆举债。而当他们到藩镇以后自然要疯狂敛财。比如文宗太和年间，禁军将领李泳靠贿赂宦官被授单于大都护，充振武麟胜节度使，后又移为河阳节度使。他在位时贪残暴虐，士卒百姓苦不堪言，最后在其河阳节度使任上，手下士兵发动兵变，杀了他的两个儿子，还焚烧官府大肆劫掠。李泳则只身逃往怀州幸免。
除了将领贪墨，唐朝廷对兵卒也不够体恤。其中德宗建中四年的泾原兵变就很有代表性。唐德宗建中三年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拥兵自立，自号建兴王、天下都元帅，朝廷急调泾原兵五千余人前往襄城讨伐。当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众从长安城经过时“军士冒雨寒甚,且多携子弟而来,冀得厚赐遗其家,既至,一无所赐……(德宗)诏京兆尹王犒师,惟粝食菜,众怒,蹴而覆之。”当时泾原兵离开驻地，冒雨前行，还大多带了家中子弟，想的就是经过京师时能得到天子赏赐，但德宗却只派京兆尹王翃带了些粗茶淡饭犒师。士卒自然大怒，埋怨饭都吃不饱怎么为国杀敌。
当时带兵的姚令言只能好言安慰士卒，说到了东都洛阳一定能获得丰厚赏赐。但士卒们哪里肯信直接用长戈把姚令言架了出去。得知此事后德宗忙令赏赐，但负责安抚的普王与学士姜公辅刚出宫门，叛军已经攻进长安城了。于是德宗只能仓皇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叛乱持续数月，德宗甚至不得不下罪己诏安抚人心，但德宗虽知道自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戍之劳苦”却并不愿意真正改善士卒待遇，更无法轻徭薄赋来减轻普通百姓身上的压力。
第二点就是，士卒惮于远戍，而当时却常发生久戍不归的情况。唐朝采用的是府兵制。在籍兵户可免除赋税徭役，但需要为国戍边。唐朝初期，府兵制度较为完善，兵员充足，军队调防也较有定制。但随着均田制的废止，府兵制也渐渐废驰。在籍府兵大量逃亡，于是经常需要外地府兵调防镇守，而他们一旦远戍便很难得到及时替换。这就导致了不少兵变。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唐朝末年发生的桂林戍卒起义。
懿宗年间，朝廷从徐泗一带征调800多人远离家乡镇戍桂林,一开始约定三年轮换，结果他们却一连在桂林带了六年。士卒屡次求还，当地将官却以“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为由想让他们再戍边一年。这自然引起士卒不满，最后在许佶等人带领下发动起义，义军北上一直打到徐州。
而更戍失时,久戍得归的情况在唐中期以后便时有发生,府兵不愿戍边更不愿远戍，便纷纷出逃进一步造成了兵员不足，调防失度，进入恶性循环。会昌五年，武宗令昭义镇2000人远戍振武，临行昭义节度使到城外践行时，军士惮于远戍，突然回城闭门，击退击伤了前来践行的节度使和监军。建中元年，德宗令调泾州兵远戍原州。将士纷纷抗议，在裨将刘文喜煽动下发动叛乱。
第三点就是，骄兵悍将煽动作乱。而这其中有骄兵也有悍将。如唐文宗太和四年，南诏兵北上直抵四川，包围了成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绛奉命平定。不过李绛还没到成都，南诏兵就已经退了。李绛便把新募兵卒召集了起来，赐发米麦,遣返他们回家。但兵卒却因所赐物薄，鼓噪叛乱，杀害了李绛。而将领作乱的情况就更多了。暂不说“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动乱不断，就算藩镇内部也时有火拼军变。以淮西镇为例，大历十四年(779年)李希烈发动兵变赶走了原节度使李忠臣;贞元二年(786年)陈仙奇又趁李希烈兵败毒杀了后者,可同年李希烈部将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后吴少诚死后其义弟吴少阳又杀其子，自立为淮西节度使。
（淮西之乱直到李愬雪夜入蔡州才告段落，但藩镇之祸却远不是“善于用奇”的李愬一人所能解决）
而且因为不少藩镇长期割据，俨然已经成了国中之国，难受中央管辖。如贞元八年，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死，唐德宗想以陕虢观察使吴凑代替。但吴凑刚到宣武镇就被刘玄佐的亲兵挡住，无法入城。德宗别无他法，只得以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节。开成三年(838年)义武军节度使张璠去世后也发生了类似情况。虽然张璠临终前再三叮嘱其子张元益“举族入朝,毋得效河北故事。”，但在他死后军士却依然发动兵变拒纳朝廷官员入城而拥立其子张元益为节度使。
兵变频发说明了唐朝的日薄西山，而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也反映出这个盛极一时的王朝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开始越来越难以控制时局，正在一步步走向覆亡。
有人说,唐朝兵变频发是其军队内部政治压迫所致,不论其结果如何,都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先不谈进步性，在正义性方面是应该分开来看的。这些兵变中虽然有些发展为了反抗压迫的起义，但更多兵变的结果只是大肆掠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而兵变频发也成了唐朝腐败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央无力控制地方，出现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赵匡胤统一天下并杯酒释兵权才得以改善。只不过又引发了另一段故事。以至于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总结这段历史时就曾这样说过：“将与兵必相得也,兵不宜其将,非弱则讧。”
不过兵与将的“相得”又谈何容易，尤其像唐中以后的中央朝廷，哪怕有宪宗那样励精图治者，也只是能稳定住一时局面，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