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空忆长生殿上盟，江山情重美人轻。华清池水马嵬土，洗玉埋香总一人。——清·袁枚《题杨贵妃》
天宝初年，年过不惑的唐玄宗纳入了自己的宠妃杨氏，两人的宫闱故事经过文人们的演绎，最终也成为了一曲传唱千古的爱情悲歌。
若撕开文学的外衣，只依史实探究其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一切又是否依后世许多文人评论，只是一场由于唐玄宗因私情而怠政误国，从而引发的悲剧呢？
天宝十五载(756年)，是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节点，亦是唐玄宗与其宠妃杨氏爱情故事的终点。
这一年的唐王朝发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在叛军强大的攻势之下，武备不敌的唐玄宗被迫流亡蜀中。
途经马嵬驿时，随军将士忽然发生哗变，向玄宗提出了赐死杨贵妃，处置杨氏一族佞臣的要求。为保自身平安，唐玄宗遂忍痛下诏，令杨贵妃自缢于佛室。
李杨二人的爱情故事拥有着“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美好开场，最终却只能以阴阳两隔而惨淡收尾。
这种兰因絮果令人深思，细究之下更可以发现，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不仅体现在他们之间的生离死别,更体现在整个唐王朝的社会变动与国运兴衰上
通过对史料的考据，笔者总结出了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悲剧产生的三个原因：
原因一：开元盛世下潜潜伏的土地危机
李唐一朝，承袭自北魏的均田制遭到破坏，严重的土地兼并激化了潜藏在盛世之下的社会矛盾。
与前朝相比，唐朝对于土地买卖的限制逐步放松，这无疑是为贵族宗亲们大规模收购及兼并土地提供了条件。
唐初，土地兼并的矛头已经逐渐显现。
到了武则天执政时期，原本完备的均田制遭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使得这一制度只能节制富者，使贫者有一最低之水准的弊端暴露了出来。
各地可供授受的田地面积本就严重不足，加之李杨二族及其他贵族人数的增加推动了土地兼并，最终造成了朝廷无田可授的尴尬局面。
根史料记记载，唐天宝年间，官僚贵族间的土地兼并已然发展到了十分激烈的地步，以至于迫使玄宗颁发了《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诏书中形容彼时的场景为：
“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
地方权力的膨胀必然会削弱中央集权，自古皆然。于是，随着官僚贵族对土地的兼并规模的增加，国府所能掌控的，用以保障均田制的土地数量越来越少。
中国古代政体又以农为本，土地的短缺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尽管玄宗在发现问题后推出了一系列补救政策，但也皆是暂时抑制土地兼并的治标之策，并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随着均田制出现漏洞，以均田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陆续出现了问题。
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减少，民怨由此暗自激愤。安史之乱爆发后，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并发症终于开始发作，最终成为了导致李杨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二：军事制度改革遗留致命漏洞
天宝末年，唐王朝原本的府兵制被募兵制代替，为安史之乱的发动者集结军事力量创造了条件。
与均田制一样，唐初的府兵制度总体承袭自前朝，讲求兵农合一，又在细微处进行了改革。
唐初，为了应对边疆地区施加的边防压力，确保征兵数量，国府对于府兵的选拔要求也做出了调整——相较前朝而言降低了要求。
《旧唐书》载："凡差衞士征戍鎮防，亦有團伍。爲步兵團，主帥已下統領之。火十人，有六馱馬。若父兄子弟，不併遣之。若祖父母老疾，家無兼丁，免征行及番上。尽管如此，但在均田制日渐瓦解的情况下，府兵制的崩溃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
在均田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府兵中屡屡出现了逃避兵役或自残者。除此之外，由于府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时人也开始以当府兵为耻。
多重因素叠加，终至地方出现了“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的情况，国府因此宣布废除府兵制。
府兵制的崩溃带了募兵制的发展。但与征调出身清白的世家的子弟为府兵相比，募兵制最大，也是最致命的缺陷便是容易使地方武装力量拥兵自重。
镇边武力掌握在的节度使手里，他们招募的士兵便由他们长期进行统帅，这容易使地方——特别是远离京畿的边疆地区形成了将帅专兵的局面，从而威胁中央的统治。
据统计，仅在天宝初年所设的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手中掌握的军队便是是中央控制的六倍,。由此形成了地方节度使专权的局面：
“每以数州为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
军事制度的变化，导致节度使从拱卫皇权的屏障逐渐发展成了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了地方实际意义上的无冕之王。
而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一人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他所掌控的财力兵力物力本就足以对中央政权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
加之中央财政连年亏空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使得原本就力有不逮的唐王朝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可以说，募兵制的推行既对唐朝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军事条件之一，从而间接成为了玄宗与杨妃爱情悲剧的推手。
原因三：唐玄宗的消极怠政及杨氏一族的擅权专权
如果说以上两个原因均是促成李杨二人爱情悲剧的外部条件，那么由玄宗怠政所引发的政治混乱无疑是产自统治者内部的、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天宝初年，原本励精图治的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创盛世之后兴起倦政之意。
从前的明君由明转昏,渐渐的不再采纳大臣的诤谏，开始追逐奢靡，整日耽溺于声色之中，再也不提什么节俭勤勉了。
天宝三载，玄宗甚至曾问高力士自己是否可以将政事全权委托给宰相李林甫，并被高力士以一句“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炳,不可假人,彼威视即成,谁敢复议之者”惹出了不快之情。
据《新唐书》记载，自开元二十八年来，玄宗与杨贵妃华待在清宫的时间日益增多，他们作曲跳舞，诗词相和。
令人意外的是，早年间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在这一时期就仿佛变了一个人，他不但自己纵情声色，甚至还曾公开说出过诸如“今寰宇克宁,朝廷无事……当与群寮,畅兹娱乐”之类鼓励大臣享乐的话。
史学家司马光在其所著的《资治通鉴》中这样评价唐玄宗晚年的作为：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身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
统治者如此放纵，终将为国家招致灾祸。
此外，杨贵妃获得的恩宠在给整个杨氏宗族带来荣光的同时，也给李唐王朝埋下了政治腐败的种子。
据史料记载，杨贵妃的大姐受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三位夫人每月可获得十万钱的脂粉费。
其兄弟均赠高官，甚至连原是市井无赖的远房兄弟杨钊，也因与她的关系被赐名国忠，后身兼支部郎中等十余职，操纵朝政。
彼时的朝中杨氏一族独大，杨氏子弟皆权势滔天，杨国忠在宫中公然与虢国夫人私通，连杨氏的家奴都敢与挥鞭挝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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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记载：“国忠既居宰执，兼领剑南节度，势渐恣横。十载正月望夜，杨家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骑从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公主堕马，驸马程昌裔扶主，因及数挝”。
这一切贵妃都没有参与，却都与她息息相关——作为妃子，她唯一需要为帝国兴衰担负起的职责便是“规劝之责”。
但就连这一点点的责任，对于一株依附于唐玄宗的玉树后庭花来说都太过沉重了，于是杨贵妃了选择彻底做一株深宫里的娇花，杨氏宗族则继续做爬在花瓣上的蛀虫。
唐玄宗日益昏庸，任由蛀虫们在他眼皮底下吸食着帝国的鲜血，终至社稷倾覆，他本人亦在短短数日之内丧失了一切，连晚年最珍视的爱情也未能保住。
结语
总而言之，怠政只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悲剧的产生的原因之一，绝不是全部。帝妃的身份桎梏，使得他们的感情注定不能像寻常夫妻间那般自由纯粹。
而抛开他们的私人作为来看，开元前期潜藏的危机，国府决策的改革与更替，以及唐玄宗用人的眼光都对二人的爱情悲剧负有责任。
他们的情爱自诞生之初便受到了帝国的滋润与庇护，因此，当大厦倾覆之时，二人的爱情亦难独善其身。
正所谓“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在面对国家存亡问题时，再真挚的爱情也只能沦为社稷的陪葬品罢了。
引用文献：
【1】《新唐书·后妃传》
【2】《旧唐书·后妃传》
【3】司马光《治资通鉴》
【4】郑处诲《明皇杂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