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历史上，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路线分为了几个部分？答案是三个部分，分别是新罗境内的陆路部分，新罗与唐朝之间的海上路线，以及唐朝境内的陆路部分。公元621年，新罗就遣使与唐进行贸易，双方来往的路线随着贸易次数的不断增多而优化，进而寻求更加便捷的路线。
唐朝与新罗地缘位置并不相近，唐罗之间不仅有陆路，更要横渡黄海，如此长的航线以及古代航海技术的不发达，使海路行进过程中多受到风、雨等气象因素的影响。在两国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来往过程中，不断摸索出两条相对安全、便捷的路线。
一路是新罗统一前就已经开航，一直沿用的西海岸唐恩浦（南阳湾）、穴口镇（汉江口）等地出发，到达山东半岛登州；另一路是西海岸灵岩郡出发，经黑山岛渡黄海到达长江口附近。
关于八世纪上半叶时期，新罗入唐谴使和贸易的路线，学界中并未做出比较准确、具体的结论，本人通过查阅相关史料，以及借助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八世纪上半叶时期的路线进行具体研究进而得出结论。
“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名称来源于《新唐书》，由唐朝宰相、地理学家贾耽所考证。据中国地理学者考证研究成果，将《新唐书》中的地名与现在地理位置作出一一对应（见注释中《新唐书》原文）：
登州-山东蓬莱，大谢岛-辽宁大连大长山岛，龟歆岛-山东烟台驼矶岛，末岛-山东大钦岛，乌湖岛-山东北隍城岛。
都里镇-辽宁旅顺附近，青泥浦-辽宁大连青泥洼桥，桃花浦、杏花浦-辽宁大连湾碧流河，石人汪-辽宁大连石城岛，橐驼湾-辽宁丹东大洋河口，乌骨江-辽宁丹东鸭绿江附近。
乌牧岛-今朝鲜境内身弥岛，贝江口-大同江口，椒岛（未考证），长口镇-朝鲜长渊郡，麻田岛-韩国乔桐岛，古寺岛-韩国江华岛，得物岛-国大阜岛，唐恩浦口-韩国仁川以南马山里附近海口，新罗王城-韩国庆州。
从《新唐书》中的所记载的名称用词，“渤海”、“高丽”等可见，这条“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理应在渤海建国（698）之后才被命名，但这并不代表这条航线一定是在渤海建国后才开始启用的。
韩国学者孙兑铉、李永泽认为，公元四世纪后半叶，百济从西海岸北上经辽东半岛，从卑沙城到登州，这就是这条航线最初记载的“雏形。
据《资治通鉴》考据，在七世纪中叶时期，“登州”也有“莱州”这一别称。而进入八世纪以后，唐朝继续以“登州”为称，作为新罗遣唐使入唐的登陆地点。
《新唐书》中的记载最为详细，是为唐朝进入新罗境内的线路，具体线路应从山东登州、莱州港口出发，经龟歆岛、末岛等群岛，向北渡渤海，到达旅顺地区，然后一路向东北航行，到达鸭绿江口。至此进入朝鲜半岛境内，分为两条路线方向。
其一就是继续向东北方向沿江航行随后陆行至渤海王城；另一条路线就是我们所提到的，继续依着海岸线航行，到达唐恩浦口（据考证为今天韩国仁川以南的海口），然后再登陆陆地，随后陆行至新罗王城。
这条航线自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存在，直至八世纪，是中国通向朝鲜半岛十分成熟的主要固定航线，贾耽命名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
“横渡黄海航线”
“横渡黄海航线”给新罗、唐朝相互往来的人员带来了极大便利，“横渡黄海”路程距离缩短、时间缩短，使新罗谴使出行减少了很多困难，并且是新罗在八世纪独立自主与唐朝进行经济贸易、政治往来的前提。
据《魏书》中记载，“黄海航线”可能是百济在472年首次尝试使用。然而“依托自然的命运”，谴使进城。这条航线也一直延续，至八世纪时新罗时代一直沿用。
“横渡黄海”航线具体从山东赤山出发，向东航行，横渡黄海，到达朝鲜半岛江华湾，再沿着江华湾向南到达朝鲜半岛东南部，进入新罗。有关新罗入唐黄海航线的有关记载，最详细的是在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之中。对于两条新罗入唐路线的选择，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和“横渡黄海航线”的选择，是随着新罗国力不断进步而有所改变的，史料中以及学界研究成果并无明确回答何时进行两条线路的更迭，本人认为，八世纪上半叶，唐与新罗之间的往来线路是两条航线并存的，并且着重以“横渡黄海航线”为主要线路。
“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从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存在，在航海技术、造船术十分不发达的古代，还要面对尚未开发的陌生地形，开辟的是一条既安全可靠又相对便捷的路线，因此这条航线成为中原地区与朝鲜半岛，乃至日本早期的连接点。
随着新罗造船术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新罗的目光逐步转移到“横渡黄海航线”上来。相较来说，“横渡黄海航线”既快捷又安全，可以解决新罗入唐路途遥远的大问题，少走许多弯路。
韩国学界持有在七世纪中叶，新罗就已经采用“横渡黄海航线”的观点，这是值得考究的。公元660年，新罗请唐朝兵共同联合攻打百济，唐大将军苏定方“自成山济海”。“自成山济海”显然是横渡黄海。
因此，从七世纪中叶起，唐朝和新罗双方就开始使用“横渡黄海航线”，八世纪上半叶也延续选择“横渡黄海航线”作为唐朝与新罗互相往来的航路。乃至后来民间贸易崛起，横渡黄海航路的更迭对于两国商人来说,缩短航程和时间就是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使用此条航路更加便捷快速。
总之，八世纪上半叶唐与新罗交流的航线有两种选择，但双方更倾向选择“横渡黄海航线”来构建唐与新罗之间的连接，从事两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和贸易活动。
唐罗官方贸易物品
唐朝与新罗官方贸易物品，是研究唐罗朝贡体系之中的重要部分。唐朝秉承着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大一统”和“华夷观”，与周边邻国和地区确立了朝贡宗藩关系，唐朝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善和规范的朝贡制度，包括朝贡贸易、册封、贺正。
唐朝与新罗的朝贡体系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新罗积极开展与唐朝的朝贡贸易是从六世纪以后开始的。据《三国史记》记载：“真平王四十三年秋七月，王谴使大唐朝贡方物。高祖亲劳问之，谴通职散骑常侍庾文素来聘，赐以玺画及书屏风，锦彩三百段。”
真平王四十三年（621）向唐朝派遣使臣往来贸易，此后两国在关系友好之时，几乎每年都会派遣使臣入唐进行官方贸易。
新罗将本国的贸易物品带入唐朝之时，唐朝作为礼仪大邦之国，也会回给新罗大量、能够展现唐朝特色的代表性物品，以示两国友好关系。真平王在当时做出这样的举措是有一定原因的。
从真平王四十三年始，至武烈王时代（621-661），这时朝鲜半岛出现了争斗局面。新罗此时在百济和高句丽的联合进攻下处于劣势，难以抵抗，急于寻求坚实的盟友，所以积极向唐进行谴使朝贡、互通贸易，积极谴使入唐朝贡方物。
在此阶段，新罗入唐朝贡19次，以表示新罗与唐朝的友好关系，进而寻求唐罗联盟共同抵御外敌。就这样逐渐形成了唐罗两国正统的官方贸易交流。唐罗官方贸易的物品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展现出两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
总体来说，将会把两国之间的贸易物品分别论述，一是新罗输入唐朝的物品，体现新罗对唐朝的政治态度、新罗国的经济水平以及文化风俗；二是唐朝输入新罗的物品，大多是唐朝极具代表性的商品，如丝织品、瓷器、服饰等。唐朝是天朝上国，经济实力雄厚，贸易发达，一直是处于东亚贸易圈的中心地位。
总的来说，在周边的朝贡国家或地区来唐上贡本国物品之时，唐朝皇帝就会回赐给他们双倍、几倍的商品或珍稀奢侈品，以展现出唐朝的大国风范。而八世纪上半叶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物品，也为后来两国间的民间贸易往来打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