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安史之乱中,诗人们遭遇了什么,对他们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安史之乱中,诗人们遭遇了什么,对他们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公元755年,七十高龄的神武皇帝李隆基在执政将近半个世纪之后,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他的宠臣安禄山、史思明想把他PK下去,替他坐坐皇位。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发动了内战,叛军从河北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攻占洛阳,攻下潼关,攻陷长安。

安史之乱历时八年,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兵燹之处,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唐帝国因此减少了一半以上的人口,百姓们经历了无尽的绝望和极度的恐惧。战乱之中的诗人们,他们经历了什么,战乱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杜 甫

“江山不幸诗家幸”,这话简直就像是为杜甫量身定做的,这场空前的劫难成就了杜甫,如果没有战乱的经历,如果没有对战乱的忠实书写,如果不是诗意深沉,充满了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杜甫最多也就跻身二流,不可能成为横绝百代的伟大诗人。

安史之乱发生那年,杜甫44岁,正被生活按在地上反复摩擦,因为穷困,他的小儿子在那一年饿死了。你如果以为杜大爷一直都是穷困潦倒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杜家自魏晋起就是豪门大族,杜甫的爷爷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少爷一生下来,就自带诗和远方,他六岁就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七岁就会作诗,十三、四岁就开始游历远方,吴越、燕赵、梁(开封)宋(商丘)、齐鲁、两京(洛阳、长安),一逛就是十几年,杜少爷的朋友圈,都是顶流大咖,李白、高适、王维、岑参等等,杜少爷小小年纪就骄傲、狂傲地宣称:“诗是吾家事。”

不过,那时的杜少爷可不屑作诗,杜家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对杜甫影响很大,家风熏陶之下,杜甫也奉行儒家的忠君、爱国、仁政思想,积极入世,杜少爷的远大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想要“立登要路津”,投身经世济民、定国安邦的大事业。

然而现实狠狠地捉弄了杜甫,参加科举考试,落榜;跟在权贵屁股后面干谒,无人赏识;投皇帝所好,献上拍马屁的大赋,皇帝嘴上夸他文采真好,转脸就让他回家等通知、没了下文。最可气的是,皇帝宰相合演了一出大唐版的“烽火戏诸侯”,杜甫被调戏了一把。这边,皇帝亲自下诏,要网罗天下英才,包括杜甫在内的有志之士兴冲冲从各地涌向长安,参加考试;那边,负责选拔的宰相李林甫哄骗皇帝说:“全天下的人才都已经被皇帝所用了,野无遗贤,民间再没有遗漏的人才了!选不出来了!”神奇的是,这鬼话皇帝居然信了!结果,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人入选。不带这么遛人玩的!

这还是那个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皇帝吗?还是那个文治武功、气象高华的大唐吗?杜少爷出生那年,正好是唐玄宗李隆基登基那年,杜少爷生在盛唐,长在盛唐,他记忆中的帝国是这样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室家。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怎么就变了呢?

京漂的十年,是杜甫命运急速跌落的十年。这期间,杜甫官居朝议大夫、兖州司马的父亲杜闲也去世了,失去父亲的资金帮助后,杜甫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凄凉困顿。谋求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咋就那么难呢?杜甫曾经平交王侯、一匡天下的气概被消磨殆尽。

也就是在他小儿子饿死那年,杜甫使尽浑身解数,才得到了一个很小的、而且专业不对口的职务: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就是看守甲胄兵器的仓库管理员,生活所迫,杜甫不得不折腰上任。

上任没几天,安史之乱就爆发了,杜甫只好回家躲避。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两京沦陷、玄宗奔蜀、马嵬兵变,几番惊魂之后,杜甫终于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肃宗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境内)即位了,杜甫激动得一蹦三尺高,立刻前去投奔新君,他要把握住机会,在新朝施展才干,实现政治抱负。

结果在途中,杜甫被叛军抓获,押至长安。以这种方式重回长安,杜甫无限感慨悲凉。

行走到曲江,杜甫回想起当年玄宗和杨贵妃游幸曲江的盛事,不由叹息物是人非,“明眸皓齿今何在?”杨贵妃已经“血污游魂归不得”,杜甫写下《哀江头》,表达他对国破家亡的巨大哀恸以及真切深沉的爱国之情。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时值暮春,触景伤怀,在这个充满了凄苦哀思的春天里,杜甫写下《春望》,满满是对亲人的挂念、对国事的忧心。

在长安,他还听到一个心痛的消息,宰相房琯率领唐军与叛军在长安附近的陈陶泽、青坂激战,唐军大败,全军覆没,四万多将士全部战死。杜甫悲愤地写下《悲陈陶》《悲青坂》,诗中饱含对叛军的仇恨、对官军的痛惜、对长安百姓的同情、对国家命运的担忧。

杜甫因为官职太小,叛军对他看管不严,被困长安将近一年后,杜甫得以逃脱出来,长安城外,杜甫碰到了几个在路隅哭泣、乞求卖身为奴的皇子龙孙,这些人“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杜甫写下《哀王孙》,真实记录了玄宗西窜逃跑时的惊恐仓促,为王孙们的流落叹息哀伤,诗中还对新即位的肃宗寄予了希望,期待他重整河山。

杜甫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两军对峙的前线,终于在凤翔见到了肃宗皇帝,在《述怀》中,杜甫描述了自己见到皇帝时的狼狈,“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肃宗皇帝看到这个叫花子一样的臣子时,感动于他的孤忠、赤诚,于是赏赐给他一个左拾遗的职务。左拾遗虽说是个八品小官,但能在皇帝身边走动,接近权力中心,对仕途的发展极为有利,这是杜甫一生中短暂的舒心时光。

然而很快,杜甫就因为在宰相房琯案中举止失当,惹恼了肃宗,被投进了监狱,经好友营救,肃宗虽然饶恕了他,但从此对他很为厌恶,连见都懒得见他,给他放了三个月长假,让他回家探亲,根据这一次的回乡所见,杜甫写下了著名的《羌村》三首、《北征》等。

长安终于被收复,杜甫休完假回到长安继续任职,过了半年左右,房琯的案件尘埃落定,杜甫受牵连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华州任职期间,杜甫频繁往来于华州、偃师、洛阳之间,亲眼目睹了唐军邺城(今河南安阳)大败后,官府野蛮抓壮丁、补充兵源给百姓带来的无尽苦难,《三吏》《三别》等都是写于这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杜甫在华州非常苦闷,任职大约一年后,就辞官而去,此后,杜甫基本再没有踏入官场,秦州(甘肃天水)、成都、夔州(重庆)、岳阳、潭州(长沙)、耒阳......开始了他后半生的颠沛流离。

政治上的幼稚,断送了杜甫的仕宦生涯,然而,战乱中的亲身见闻却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素材,既然已经没有在朝堂上济时救困、为民请命的机会,杜甫便将自己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一一诉诸笔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

杜甫的诗,或直面战争的惨烈,或揭露统治者的残暴,或描写战区的凋敝荒芜,或哀叹百姓的悲惨遭遇,或赞美百姓的深明大义、捐躯赴国难。其诗沉郁顿挫,达到了现实主义诗歌的顶峰,成为记录时代的“诗史”。

杜甫用诗歌来表现儒家的文化理想,充满心忧天下、心系苍生的圣人情怀,更是被后世尊为诗圣。

李白 高适

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55岁的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已经十一年,所谓赐金放还,其实就是被逐出官场,唐玄宗到底是有盛唐的气度,做事体面,他给了李白一笔不菲的经济补偿,大家面子都好看。

长安不见使人愁,政治抱负落了空,李白很不甘心,他是个自视颇高的人,经常自比管仲、晏婴、诸葛亮、谢安一类的人物,他一直都在寻找重回庙堂的机会。

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只好带着家小,南下避乱,在当涂(马鞍山)、宣城、九江一带投亲靠友。

马嵬兵变之后,太子李亨和唐玄宗分道扬镳,太子独自北上,得到了北方将领的普遍支持,实力迅速增强,于是自行在灵武即位,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并于事后才给唐玄宗通报。这一段时间,玄宗、肃宗的权力之争非常激烈,而且由于路途遥远、信息沟通不畅等原因,还存在两权并立、各自为政的现象。

唐玄宗在窜蜀的途中任命儿子永王李璘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兼江陵郡大都督,有制衡李亨的用意。

李璘到了江陵,手握重兵之后,人就飘了,他看到辖区疆土阔大,而且没有遭到战争破坏,非常富庶,就起了野心,想趁着天下大乱,像东晋那样,在江南割据自立,进而逐鹿天下。

永王在江陵招兵买马,57岁的李白一招即来。此时唐肃宗的帝位已得到天下拥戴,李璘的举动就非常可疑,连李白妻子宗夫人都感觉不对,极力加以阻止,可建功立业心切的李白完全昏了头,执意加入了李璘的幕府,做起了辅佐贤王、成就一番大业的美梦。其实李璘和玄宗一样,都不认为李白有政治才能,都只是把他当成摆设,文字弄臣而已。

从李白居然能投奔李璘这件事也能看出,李白是个政治白痴,更遑论王佐之才。安史之乱没有给李白带来机遇,反而让他的余生更加凄苦。

唐肃宗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前来剿灭李璘,李璘不堪一击,被乱军杀死。李白被抓获,关押在浔阳(九江)狱中,他吹嘘李璘的组诗《永王东巡歌》成为附逆的证据。高适、李白曾经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白向高适求救,可并没有等来高适的回应,李白最终被判流放夜郎。

李白行走到巫山时遇到大赦,已60出头的李白回到金陵、宣城一带继续漂泊,生活相当窘迫,最后只能去投奔在当涂任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不久去世。

高适是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篇名作,《燕歌行》《别董大》等,但高适不仅仅是个书生,《旧唐书》上记载:“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是唐代诗人里最发达的,官爵最大的,是诗人里唯一封侯的。高适能发迹,得益于他在安史之乱中能把握时机,抓住机遇,正确、理性地做出选择。

安史之乱发生时,已经52岁的高适正在哥舒翰的军中,协助哥舒翰将军镇守潼关。说起高适,前半生也是相当不得志,高适两次科举均落第,游学、干谒受尽白眼,北上燕赵从军,也没能有所建树,大部分时间都在宋州边耕边读,46岁那年,才被张九皋举荐为封丘尉,一个很小的官职,后来高适遇到哥舒翰,被赏识,成为哥舒翰的机要秘书。

潼关失守后,哥舒翰被部下挟持着投降了安禄山,高适不愿做叛贼,趁乱逃出,追上玄宗的队伍,一路护送玄宗入蜀,并分析了潼关失守的原因,得到玄宗的赏识。

玄宗让李璘等几个儿子各领兵马、各镇一方时,高适极力反对,向玄宗提出了谏言,高适认为一旦皇子代替边将领兵,就有重新封土建国、分裂天下的危险,但玄宗忙于玩弄权术,想用几个儿子互相制衡,没有接受他的建议。李璘果然反叛。

肃宗听说了高适劝谏的事,觉得高适很有见识,就召他来共同商议对策。于是高适给肃宗分析了江东形势,结论是李璘必败。李亨听得连连点头,随即把平叛重任交给了他。

高适借了时代的东风,平灭了李璘之后,又参与睢阳之战,在讨伐安史叛军的战斗中屡屡立功,直至书生封侯,终于做到了“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适与李白、杜甫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当年,李白被赐金放还、云游天下时,在梁宋一带与杜甫、高适相遇,他们三人登吹台,游梁园,狩猎于孟诸野泽,饮酒观妓、射猎论诗,相得甚欢,度过了一段裘马轻狂的快意时光,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高适为什么没有在李白落难时施以援手呢?毕竟,李白犯的是谋反罪,高适的身份也很敏感,大概是无能为力吧!高适对杜甫就非常够义气。

反观杜甫在房琯案中的表现是非常任性的。一来,房琯自身的毛病很多,确实不是宰相之才,房琯经常迟到早退翘班,去谈论佛道虚无之事,被臣下非议;二来,他的门客董庭兰(就是《别董大》中的董大)借他的权势牟利,收受贿赂的事被弹劾、查实,房琯理所应当受到惩罚;更微妙的是,房琯还在权力之争中,站队玄宗。杜甫仅仅因为自己跟房琯私人关系比较好,就上书营救,确属因私废公,太不理智,也太自不量力了。最终,杜甫因为此案淡出了官场。

杜甫流寓成都时,正好高适在此地任职,高适给杜甫送米送面送温暖,照顾杜甫一家的生活,甚至有人说,如果不是高适早逝,杜甫的晚年会安定很多,不用到处漂泊。

王维 韦应物

安史叛军攻破长安的时候,王维没来得及跟着玄宗逃走,被叛军所擒。王维的性格比较温润,不敢公然反抗,只敢偷偷服哑药,装残疾。安禄山可不吃这一套,安禄山听说过王维的大名,知道他有才,因此逼他出任伪官,王维只好就范。

安禄山在凝碧池宴集,唐宫的梨园旧人相对哭泣,不愿为叛军歌舞,叛军大开杀戒,恫吓众人。王维听说此事后,偷偷写了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抒发亡国之痛,表达对大唐的思念。

官军收复长安后,当过伪官的人都被清算了,王维因为这首诗,加上他弟弟王缙平叛有功,为他求情,王维被免于问罪。

出任伪官事件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很受同僚鄙视,此后的王维对官场越发看淡,一直半官半隐,直至安然去世。

韦应物是唐玄宗的侍卫,他也没来得及跟着玄宗逃跑。那时韦应物还不到20岁,就已经靠着祖荫到达了人生巅峰,皇帝的侍卫啊,要多拽有多拽!每天干着酗酒、赌博、杀人越货、强奸妇女的勾当,天下的坏事都让他干尽了,也没人敢管他。忽然一觉醒来,天变了,落地的凤凰不如鸡,他成了被欺辱的对象,遭遇跟《哀王孙》里的那几个公子哥儿差不多。

这事儿对韦应物刺激很大,痛定思痛之后,韦应物选择了痛改前非,读书上进。韦应物之后的人生走上了正轨,成为一名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百姓疾苦的合格的公务员,更成为中唐最著名的诗人。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得感谢这一通渔阳鼙鼓,不然呢,人间多了一个恶霸,但少了很多好诗,“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简卢陟》)、“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寄全椒山中道士》)、“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淮上喜会梁州故人》)等,这些好诗我们就都无缘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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