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李白之谜(196)- 李白求仕是“官迷”是“作秀”吗?

李白之谜(196)- 李白求仕是“官迷”是“作秀”吗?

李白之谜(196)|| 李白求仕是“官迷”是“作秀”吗?

今人中,有少数人说李白是个“官迷”。理由是:李白一生都在寻找机会想当官,而且是宰相这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令很多人望而却步的大官;在他求官的过程中,极少思念亲人、思念家乡;还认为李白的干谒之行、干谒之诗有“庸人气味”“阿谀奉承”,有太过“强烈的功名欲”,有失光明磊落,不够崇高,缺乏骨气。

其实,这样的“新说”是有失之偏颇的。这样的说法既未联系大唐的时代背景,也未考虑盛唐背景下的干谒“时风”。李白以“事国荣亲”为出发点,以“功成身退”为最终归宿,以自己的非凡才华造就了“半个盛唐的华丽”,成就了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报国的人文精神——这是李白求仕不得而留下的不朽的文化遗产。

本世纪初,上海某知名学校的语文特级教师就在电视讲座中说:李白是混血儿,好酒好色,有强烈的功名欲,幻想入道成仙。他在讲座中提到的这些“颠覆”李白的另类观点,引起了众多读者、专家的广泛关注。有的学者就此撰文予以批评。时为华东师大中文系博导、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郭豫适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研究者喜欢讲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很难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阐明新的想法、观点不要畏畏缩缩,这是对的,文艺欣赏多一些角度也是不错的,但是要把握住,不要乱讲。”他强调,做学问的人一定要对他人和自己负责任。并进一步明确,这既是对古人、对文学史负责,又是对受众、对未来负责,当然还要对得起自己的清名,对社会传递正确的舆论导向,施加良好的影响,对文学的继承创新,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影响不能留下“后遗症”。

李白是一个诗人,走南闯北,随其他人出入歌楼酒肆等“不雅”场所,诗酒唱和,猜拳行令,就像当代人到KTV练歌房吼几嗓子一样,与一个人的品德操守无关。况且,今人不能以当下的准绳去度量李白,去要求他做一个道德模范、树一根高大上的人伦标杆。

说李白有“强烈的功名欲”,建功于世,造福百姓,这有啥不好呢?任何一个朝代都需要这样的栋梁之才。就是现当代,不也一样号召并激励年轻人筑梦创业吗?正因为李白有如此“强烈的功名欲”,他才会写出歌唱时代、高歌理想、颂扬青春的绝世华章。没有“强烈的功名欲”,他就不会书写幽愤,鞭挞现实,就不会有《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行路难》这样的千秋绝唱。没有“强烈的功名欲”,李白的青春精神、英雄情结、人格魅力、人文贡献又何以体现?没有“强烈的功名欲”,他与其他的诗人、尤其隐逸诗人又有什么两样?他在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地位是否还有现在这般显赫,是否还有今天这样高居不下的关注度?归根结底,是李白的“士子情怀”使然。况且,大唐王朝还有一个特别的选拔人才的办法,这就是由皇帝直接征召。唐玄宗就曾对此下诏,要求各地官员向朝廷推荐人才。李白因家世原因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他就把仕进之路寄托在朝廷的征召上,以此“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有人对此也颇有微词,不仅认为李白是个“官迷”,还嘲笑他一心想“当大官”。其实,一旦被朝廷征召,在普通人看来,当然就“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了。

至于幻想从道成仙,这是有前提、有背景的。前期是为了“蓄养声名”,以期得到举荐,取道“终南捷径”而图用世之志。在屡屡受挫后,他一方面以退为进,韬光养晦,以图他机;一方面心灰意冷,消极避世,以消弭理想受挫后的伤痛。而成仙则是对现实极度不满以求超脱的“非分之想”,或者功成之后超然世外的终极归宿。

这位老师还认为,是李白的过分张扬阻碍了他踏上仕途的进程。理由是李白好酒无度,无视章法。显然,把李白入仕从政失败的根源归结为这两点,有失偏颇。李白从政失败有多方面原因,最根本的是他的想法和做法与时代不合拍,与其期许相差甚远,才醉酒失态,牢骚满腹。值得注意的是,该老师还强调李白太过“张扬”,这实则是在否定他的傲岸风骨,否定他的轻王侯、求平等,同时也否定了他说李白一心为官的说法——既然李白是个“官迷”,他就该顺应“天意”,就该“忍辱负重”,一直卑躬屈膝,得“软骨病”,一直做他的“翰林供奉”,将奴性坚持到底。

李白这样一个终生坚守理想、矢志不渝、百折不回、活跃于盛唐的文人志士、精神奇士和无畏斗士,不但不被理解不说,还被污其“作秀”。被污对象何止李白,而是“士志于道”的所有古代文人,把他们对济世理想不懈追求的历史指责为“中国文人千年作秀史”。

一篇名为《中国文人千年作秀史》的奇文发表于《文学自由谈》,好在这位作者已经作古。不然,这位“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的作家不知还要“误导”多少后人。作者说:“文人若是过分作秀,尤其是想用‘秀’来谋取或换取社会效益以及个人功利,往往悲剧者多”“李白若是只想玩诗,别无他趣,也不失为风流士,但他的官瘾却偏偏很大,落到最终饿死于安徽当涂县的命运。作秀居然以此作为结局,我看这样的专业诗人还是以不当为好”。李白勇追仕进建功而落得穷困潦倒,不被同情、肯定、颂扬,反倒被嘲笑,岂有此理?

其一,作者申明,在他的文章中“作秀”一词不是贬义词,但在他的论述中,从其论述的用词用语来看,“作秀”的贬义显而易见。

其二,古人作诗也绝不是“玩诗”。千古文章、万世诗篇的“风雅”可不是随便玩玩就可以达到的。看看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贾岛“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苦吟》)……他们作诗如此认真,如此执着,如此用情,如此痴迷,有如此艰辛,难道都是在“玩诗”吗?他们作诗的情态看上去不够“风雅”,甚至苦得要命,但他们因“玩”出了文学与精神的双重“风雅”而名垂诗史。

其三,李白写诗也绝不是态度轻慢地随便玩玩而已。尽管李白没有将做一个“专业诗人”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和唯一目标,但是,他的诗绝不是“玩”出来的。何况,他在追求济世理想的同时还曾旗帜鲜明地说过:“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表示自己要像孔子那样,穷一己之力,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文学上要有所建树,进而“辉映千春”,光照史册。李白这样说了,最终也如愿登上了诗歌的泰山极顶。这是“玩”出来的吗?这样还不够“风雅”、称不得“风流士”吗?

其四,自春秋战国孔子的儒家思想诞生始,尤其是汉朝对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中国千年文人”都在儒家用世思想光芒的照耀下,薪火相传,前赴后继,千方百计实现自我价值——这就是自古以来形成的自觉担当天下的士子情怀。如果仅仅是为了“作秀”,他们在历朝历代的政治舞台上就不可能有众多功勋卓著的建树,就不可能创造出如此灿烂的中华文明。那些光耀史册的贤臣名相,他们流芳百世的功绩绝不是“作秀”的副产品。李白对济世理想的追求也绝不是为了“作秀”,只要稍加用心地考察一下李白波澜壮阔的一生,“作秀”一语绝不可能无端又武断地强加到李白身上。

该文中的“玩诗”“作秀”“当然指的是攀荣附贵,不择手段,卖身求荣之类”,很显然与李白追求用世理想无关。李白想当官,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终极目的就是想当官,想当大官,大到可以做“帝王师”、可以“安社稷”“济苍生”、可以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那样的官。再说了,唐朝的哪一个大诗人没有萌发过入世为官的想法?这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文人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只是一些人成功了,一些人失败了。李白因种种原因成了最大的落魄者。宋朝的范仲淹总结得好,说他们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上为君王操天下太平之心,下为草民百姓担平安康乐之忧。

晚于李白的范传正在《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里写道:“(李白)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性情,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难道这“耗壮心、遣余年”的无奈悲情是“玩”出来的吗?导致李白如此“飞扬跋扈”、穷困潦倒的根本原因也并非于此。

古代文人想做官,既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更是文人士子对其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是“家国情怀”“民本情怀”的具体体现与不舍追求,体现的是一种主动自觉的行为,主动自觉的“智能”奉献,是现实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具体实践。在古代,除去一些不懂“文墨”的武将以及身怀“绝技”的奇能异士,绝大多数官员都是文人士子。隋以前,大多是贵族世袭,所以,孔子想入仕,历尽艰险,费尽周折,犹未能如愿。就别说一般的草根文人了。在风起云涌、波诡云谲的动荡时代,只有像李白无限羡慕的姜尚、张良、诸葛孔明这般身怀奇志的人才有机会起于草泽而建不朽功业。大多数草根文人则籍籍无名、殁于蓬蒿山野。到了隋,科举制度诞生,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应是一个伟大的贡献,让草民布衣有了加官进爵、改变自身命运、奉献才智、改良现世社会以利众生的机会,制度尽管不够完善,有时甚至还很“黑暗”,但是,让一般平民百姓家的读书人有了期盼,有了参与社会活动、影响历史演进和文明进程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科举制度的推行让文人士子的智慧有了“用武之地”,让他们的家国情怀有了转化为现实的相对可靠顺畅的“路径”。单是唐宋,恢弘壮阔的时代为文人士子们“奋其智能”构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大舞台,涌现出的高适、范仲淹、辛弃疾、文天祥等,更是文武兼备,百世流芳。

那种主观武断地持“中国文人千年作秀史”之论者,更是荒谬至极,只有那些没有一点起码文史知识的文盲草寇才会发此滑天下之大稽的谬论。

以该文的“作秀论”反观中国古代史,若所有的文人士子都集体放弃“作秀”,都集体效法庄子倡导的自在逍遥,都集体地弃世出世遁世,现实世界的种种矛盾如何化解安顿?民间的种种疾苦谁来过问消化?责任谁来承担?文化如何创新?文明如何不断有效地延续和发展?再则,如此这般,中国的历史不就是一个由真正的贩夫走卒、草寇野汉“写成”的历史了吗?没有文化指引、文明教化的社会又会是一幅怎样的“现世图景”呢?

所以,“千年文人作秀论”是荒唐的,基于此论调得出的“李白作秀论”就更是谬之千里。

(待续;讲李白我是认真的;版权所有)

文/赵 斌 图/谭昌永、蒋戈

李白故里,四川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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