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浅谈安史之乱对唐朝经济的影响

浅谈安史之乱对唐朝经济的影响

盛唐,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时代,也是象征古中国巅峰的时代。

无论是激昂浪漫的诗词,还是那“灭国数十”的强大军事,又或是万国来朝的政治威慑,都让人无限感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它的转折点也是颇有几分血腥和颓然的味道——安史九年大乱。

一场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从此走上了下坡路,也将全盛的大唐帝国彻底拖入了湮灭的泥潭。

而造成如此后果的原因,便就在于“安史之乱”直接影响了唐朝的经济,这才使得大唐一蹶不振。

并且,在这其中还细分为“乱中影响”与“乱后影响”,我们且从这“乱中”说起。

安史之乱时:生产受挫,人口锐减

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率领麾下由唐兵和少数民族军队组成的二十万大军,以“接密诏诛杀杨国忠”为由头,浩浩荡荡地向长安开拔而来。

由于唐朝边军一直很强盛,导致内地居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战争了,加之河北本就是安禄山的地盘,使得不少城池都是不战而降,就算是遇到抵抗的,安禄山凶悍的战力也能将其轻松攻下。

在如此的威慑下,城中百姓

纷纷出逃,这一逃就导致农田大量的荒芜、商铺十室九空,安禄山每次占领的城池几乎都是空城。

可叛军如此势大,每日军饷开销极大,占领空城让安禄山极为大怒,所以他实行起了强征的政策。

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征税方法,引起更加强烈的民愤,不仅所占城池的百姓大规模出逃,更是激起那些未占城池的抵抗之心。

这种影响下,使得安禄山叛军的进攻速度十分受挫,可当时时间已是十分紧迫,若等大唐边军回援,那安史叛军将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安禄山果断采用屠城的血腥方式,进一步震慑守卫军,在如此威慑下,守军作战的决心确实下降,但也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人口锐减。

众所周知,古代是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唐朝的税收经济主要是依靠手工业、农业以及边疆贸易。

这其中的手工业和农业主要依靠的便就是人口支撑,可在如今安禄山的血腥政策下,不仅人口数量锐减,就连从事生产的唐民也几乎都在逃亡路上,根本没有办法从事生产。

据《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

“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由此可见,唐朝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糟糕。

除此之外,在全国的战争形势下,人心惶惶,物价飞涨,民间的生产贸易一度受挫,唐廷的税收也是岌岌可危。

而且,安禄山本就是边境节度使,叛军也是从北方边境打过来的,这让大唐经济的另一支柱边境贸易也走向名存实亡。

由此,安史之乱时,无论是安史叛军一方,还是唐玄宗一方,税收都是极大的问题,加之连年战争消耗本就巨大,这就使得唐朝前几朝数百年的经济积累顿时化为了虚无,经济损失惨重。

不过,这仅仅只是安史之乱时的经济损失,在安史之乱后的经济影响更加深刻。

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南移,极端货币政策

随着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相继伏诛,九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

可叛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在短时间内却是无法填补,而且战争的威吓仍然存在,这导致不少唐民都患上了“战争过敏”,纷纷举家搬迁到南方。

伴着这群唐民的南移,唐朝的经济重心也逐渐移向南方,可这也使得长安的税收结构发生了变化,即从北方纺织业逐渐变成南方茶业、丝织。

这样的转变,开创了史上第一个“以南养北”的局面,使得南方经济发展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也成为了安史之乱对于唐朝的唯一好处,充分开发出了南方的税收潜力。

然而,除去这一点外,安史之乱对后唐造成的影响大多是恶劣的,这其中便以“玄宗退位”尤甚。

原来,唐玄宗在败逃马嵬驿时,军队因无法忍受唐玄宗的纵情歌舞,就地发动了一场有计划的兵变。

在这一次兵变中,以杨国忠为代表的“相党”被尽数屠灭,就连宠妃杨玉环也被一并处死,而除去这两项外,太子李亨还趁机宣布继位,将唐玄宗“逼”成了太上皇。

由此可见,李亨本身确实是一位有野心、有想法的皇上,而这一心态也进一步延伸到了唐朝的重建之上。

当时的唐朝已是满目疮痍,城中居民稀少,劳动力更是少之又少,这导致国家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若是再放任下去,唐廷经济一定会走向崩盘。

所以李亨想到了经济改革,不过他却采用了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为朝廷敛财。

当然,相比起先前安禄山的横征暴敛,李亨采用得更为隐秘的办法,就是不断铸造新币,

这些铸造出的新币名叫“乾元重宝”,较于旧币体型更大,是原有开元通宝的1.5倍重,按照所使用的原材料来算,1枚新币应该可以兑换1.5枚旧币。

可李亨却直接定下了1:10的“汇率”,也就是说一枚乾元重宝可以兑换十枚开元通宝,这使得唐廷在无形中就吸纳了社会8.5枚开元通宝的财富。

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吸金下,唐廷完成了快速的社会敛财,但李亨对此仍不满意,他在乾元重宝的基础上,又发行了重轮乾元重宝。

李亨在诏书《铸一当十钱诏》中是这样描述的:

“冀实三官元资,用收十倍之利。”

重轮乾元重宝更加夸张,它的重量是开元通宝的3倍,但李亨却定下了1:50的惊人汇率,进一步加大了社会敛财的速度。

如此“暴利”式的社会吸金,使得唐朝民间经济进一步动荡,巨大的通货膨胀率,让居民失去了从事生产的热情,经济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趋势。

除去唐朝内部的影响,外部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也发生了转变。

之前,唐朝对周边诸国都有威慑,这使得诸外藩国与唐朝的贸易多少都有让利,唐廷从中获得的收益十分可观。

可随着九年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威慑力便不复从前了,外藩诸国在贸易中不再如从前那般让利,唐廷从边境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渐渐变少。

总结: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常年的战火下,唐朝不仅将前朝的经济积累消耗一空,还使决定经济基础的人口不断锐减。

在这两项复杂的影响下,唐朝的经济增长潜力被无情地掐灭了。

安史之乱后,虽然南北经济趋于平衡,可经济总体当量还是急剧锐减,同时,唐肃宗李亨敛财式的货币政策,也使唐朝失去了经济复苏的时机,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远射”后世。

其次,大唐国威受损,让边境贸易失去了红利,国家收益进一步下降,这些亏损的钱财最后都转嫁到了民间。

这种“病态”的转嫁模式,使得民间与皇家的矛盾不断加深。最终,黄巢的一次农民起义,既宣泄了民间对上层社会的不满,也将大唐最后的气数耗尽。

而这一切,其实在安史之乱后便已埋下了种子,只看时间推移而已,由此可见,安史之乱对于唐朝经济的影响极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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