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这是杜甫对大唐盛世的追忆。“是时，海内富时，斗米之价钱十三……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十里不持尺兵。”可唐朝的繁荣昌盛并未持续太久。各种病痛自贞观以后经过高宗之懈怠、武后放怒，历中宗韦后之乱到玄宗时陆续呈露。
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史学界公认的说法是天宝十四载爆发的，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减、综合国力被严重削弱。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不是偶然性事件，唐王朝的衰落，不能仅从安史之乱上找原因。众多潜在的隐形问题不断发展恶化，最终以显性问题的形式呈现，积重难返的背后，有众多值得我们探讨之处。前人研究众多，现仅通过我搜集整理的内容来对此问题加以论述。
一、制度层面
（一）
“开元、天宝，世皆以为有唐盛衰治乱之界，其实非也……积习既深，终难自拔，则阅时不久，复蹈前人之覆辙也。”唐朝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玄宗时期开元天宝年间的社会经济达到高峰，但同时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危机首先是由均田制的破坏引起，从高宗、武后时起，土地兼并剧烈发展；到开元天宝之际，均田制已经彻底崩溃。经济与民生联系密切，均田制崩溃，最先受害的是基层以土地为生的百姓。唐代兼并形势普遍化，使得均田百姓贫富进一步分化。无法承担赋役，逃户数目大增，租庸调制逐渐破败，进而导致府兵制的瓦解，募兵制使得中央实力严重削弱。此外，吐蕃、南诏威胁边境安全，边兵数额不断增加，逐渐形成边兵之重的形势；节度使权力日益加重，掌控军、政、财权力。
从经济和国防的角度来看：“伴随土地私有和兼并的加剧，均田制崩溃导致租庸调制难以施行，大量逃户使得户籍崩坏，府兵制瓦解与募兵制建立，士兵成为节度使私人武装；唐太宗后国防战略逐渐由攻转守，国防形势的变化是唐朝设立藩镇和节度使的直接原因”太宗后国防形势变化与均田制破败引起的后果叠加在一起，这为我们更清晰的展现出安史之乱前社会变化的清晰脉络。受制于当时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政府不可能完全阻止土地兼并，详细统计全国人口、田地等相当困难以及边疆战事路远事急，节度使领兵在外中央不可能事事掣肘。从唐朝的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角度来看待制度的逐渐破败。
土地兼并和买卖、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战争频繁、政府腐败是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衰败的共同原因。均田制推行的最重要条件是国家掌握可供授受的土地，土地兼并的广泛流行表明均田法令失效。一方面是均田民内部分化而日益激烈的土地兼并，另一方面是战争下百姓频繁被征发由此耽误农事，富人可花钱雇人代替服役，但穷人无法自备便大批逃亡，府兵制破败。土地兼并加速均田制的瓦解，而土地兼并正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均田制的衰落正是土地私有与封建国家主张国有间矛盾的体现。科举制下官员行使职权缺乏监督形成的吏治腐败、三省六部制下人治原则造成的皇帝权力无限大和决策失误等，唐玄宗时的制度失败是制度本身的缺陷造成的，这是由专制政体的内部矛盾所决定的。
从制度层面分析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且增添了对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这两项重要制度的论述；更是深入探讨制度衰败与专制政体间的内在矛盾，得出只要是在此种政体下，制度运行必然与小农经济、传统抑商政策、官僚大地主与君主专制制度产生矛盾，衰败便是必然的结论。从而加深了我们对唐朝由盛转衰的理解。
（二）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均田制崩溃对唐朝国势由盛转衰的影响，接下来着重从均田制制度本身探讨一下。均田制是日本学者建立的学术解释体系而非唐代实际制度，作为一种土地制度不存在崩溃；土地还授是为了防止耕地资源浪费；给田不足，是因为按法令规定应给予的数量大大超过实有土地数量。
也有观点通过分析天一阁《天圣令·田令》，从制度理想、设定和实施三个层面对均田制的败坏进行梳理，认为其败亡是制度运行与理念不断背离的过程。首先该观点认为均田制在唐前期的确实施过，未实施是制度中一夫百亩、还授有序的理想状态未实现。但通过上文对土地兼并的论述，可见百亩的数额规定实际运行中偏颇较大。
此外，口分田土地还授时，先在户内进行账目调整，若无剩余则不退田，土地私有的观念日重；人地矛盾的现实压力下，买田额突破宽狭乡的限制，土地买卖限制不断放宽；授田不均而赋税相同，逃户现象使得均田制的基础不断缩小；庶族地主兴起使得土地占有从“以贵不以富”转为”以富不以贵”土地兼并日甚，均田制更难维持。
这两种论述，一种激进地认为均田制并非唐代实际制度，；另一种则认为均田制确实实施过，并从制度理想与实施相背离的层面，细化分析均田制的败亡过程。两种观点皆丰富了我们对均田制的认识，但我认为第二种解释更有助于理解均田制败亡与其它相关制度破败以及与唐由盛而衰的关系。
综上，从制度层面探讨唐盛世而衰，主要包括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科举制、三省六部制，而均田制破败又引发其余制度崩溃的多米诺效应；从经济与国防的角度、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角度看待制度的转变与衰败；探讨制度衰败与专制政体间的内在矛盾，得出只要是在此种政体下，制度衰败便是必然的结论；均田制确实实施过，并从制度理想与实施相背离的层面，细化分析均田制的败亡过程。
二、自然环境层面
关中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经济发达，唐王朝定都长安，始终视关中为帝业的根本所在。“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接下来我们探讨自然灾害对唐关中地区的影响，进而分析对唐朝由盛转衰的影响。
薛平拴通过统计数据得出结论：“与唐前期相比，唐后期地震活动比较活跃；中后期水灾发生比前期多一半以上且多发生在夏秋两季；后期风灾发生更频繁且农历六月份发生频率最高。”农业经济作为古代封建王朝国家经济的根本，自然灾害对农业的摧毁，相当程度上就是对国家经济与综合国力的破坏。自然灾害导致农业欠收或绝收，严重破坏关中地区的农业甚至引起饥荒，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重大人员伤亡与交通路线的破坏等。不难想象，关中地区作为唐发展的核心区域，一直给唐中央政权提供最为厚实的经济支撑，唐中后期愈发频繁的自然灾害自然会重创该区域生产力；再加之，根据前人数据统计，是多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均增加，这对生产力的打击程度更为加大，恢复喘息空间更小。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粮食对关中地区发展的影响。冬小麦在关中地区的扩张使得二年三作制逐渐形成；而关中地区是唐府兵的核心区，由此农民闲暇时间与农事时间发生变化，府兵番上与耕作时间相冲突，最终导致府兵制从内部开始瓦解。此外，唐长安粮食供应高度依赖关中地区，而中晚唐时期长时间频发灾害，造成唐中央军队的军粮不足。由此可见，自然灾害影响关中地区的农业，而关中地区的农业事关唐中央的粮食安全，与王朝兴衰紧密相连。
三、战争与腐败
战争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设置十节度使，关中地区作为全国中心，西北战区布防重兵是军事战略的必然；府兵制瓦解，募兵制与节度使制施行；吐蕃威胁西北边境安全，唐边境防卫重心也随之转移到西北，设置军镇。唐玄宗对外开拓性战争推动募兵制和节度使制结合，由此形成藩镇体制，这是唐中期战争频繁且规模巨大的制度根源，也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安史之乱后唐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极大地影响的唐的内外政策。
在藩镇体制下，中央与藩镇间内战不断，边防空虚之际吐蕃不断入侵河西地区。同时，吐蕃侵扰多以经济掠夺为目的，边地农业生产多遭故意破坏，而为防范吐蕃进攻设置的大规模防秋兵，对关中经济造成极大损耗。从战争与制度相结合的角度看，仍然是唐命脉关中地区遭受重创。从中我们也可看到为防范吐蕃入侵，唐朝军事战略部署发生变化，进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此外，开元、天宝时期统治集团的腐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唐盛世转衰推波助澜。玄宗和权臣豪奢极欲，官僚阶层高度腐败，玄宗不理朝政、所用非人等使得社会矛盾激化，最终爆发安史之乱，使得唐由强盛转为衰落。
综上，从制度、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粮食安全以及战争、统治集团腐败等层面探讨唐朝为何盛世而衰，重要的有以下几点：首先，均田制的破败使得唐国家经济的根基不稳，由此引发租庸调制、府兵制崩溃等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一棋出错，满盘皆输”；但制度的破败是一个过程，应对其进行细化分析；其次，从经济与国防、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角度看待制度的衰败，得出在专制政体下，制度衰败是必然的结论；再次，唐中期以来自然灾害频发，关中地区作为唐王朝的核心区域，生产力大受打击，严重影响该区的粮食供应与持续发展；再加之，冬小麦扩张导致府兵制渐崩溃，募兵制与节度使制形成的藩镇体制又决定了唐中期战争频繁，成为唐由盛转衰的关键；吐蕃入侵，军事战略部署发生变化，防秋兵等对关中经济造成巨大损耗；最后，统治集团的腐败使得上述种种问题更为雪上加霜，盛唐就在诸多矛盾叠加的长期积累下，转为衰败。
当然，无论是制度崩溃、自然灾害与粮食安全，还是战争与统治集团腐败，底层百姓最受压榨，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也是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根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民生事关国家兴亡，定要足够重视。总之，用制度巩固历史的进步以及考察区域空间共时性、历时性变化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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