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赐履按：这回要讲的王昶，妥妥的魏国臣子，我是特别拿到晋朝来讲的。老王家虽然世代为官，但直到王昶的出现，才品出了为官之道的精髓，他和他的几个儿子，在魏末晋初官运亨通，荫及后世子孙。王昶虽然在晋朝建立前就去世了，但他发迹于司马懿时代，重用于司马昭时代，他的为官之道，与其说仕魏，不如说是晋朝士大夫的一条官场成功之路。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王昶很年轻的时候，就与同郡老乡王凌都很知名（淮南三叛第一叛，魏朝司空王凌）。王凌年长，王昶把他当哥哥对待。
衣赐履说：太原王氏，分为两枝，一枝是祁县王氏，王凌及其著名的叔父王允，都出自这枝儿；另一枝是晋阳王氏，在魏晋时期极为显赫，王昶出自这枝儿。祁县王氏和晋阳王氏是否存在血缘关系，史料中无从考证。
魏文帝曹丕在东宫时，王昶做太子文学，又转任中庶子。曹丕称帝之后，王昶做了散骑侍郎、洛阳典农。当时，洛阳周边树木成林，王昶砍树开荒，劝勉百姓耕种，开垦了大片农田。后来，升任兖州刺史。明帝曹叡即位之后，又加王昶为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
【太原王昶，文武全才】
王昶虽然是外官，但心系朝廷，经常思考治国理政这样的大问题。王昶认为，魏朝继承了秦、汉的很多弊端，法条苛碎，执法严酷，如果不作大的改制，想要大兴教化，实现复兴，是不可能的。于是，就跟家里写了政论二十余篇，又写了兵书十余篇，于青龙年间（公元233年—公元237年）上奏朝廷。
王昶的这些个政论和兵书，大约是起了作用的。青龙四年，也就是公元236年，魏明帝曹叡下诏选拔那些有真才实料、又有报国之志的人才，不拘年龄、出身，朝廷卿、校以上的官员，各举荐一人。
时任太尉司马懿，推荐王昶。
衣赐履说：至迟到此时，王昶与司马家建立了联系。
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公元249年），王昶升任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王昶认为：
国家虽有常备军队，但也不能保证百战百胜；地面上的险要形势，是固定不变的，但防御的方法手段却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如今，军队屯驻宛县（河南省南阳市），距襄阳（湖北省襄樊市）三百余里，而且各军分散屯驻，战船停泊在宣池，一旦有紧急情况，根本来不及救援。
因此，王昶上表，建议把军队司令部南迁到新野（河南省新野县），在荆州、豫州操练水军，同时广开农田，储备粮食。
衣赐履说：正始年间，魏国大将军曹爽当政。对王昶的任命，应该是司马懿的主张。
《三国志·王昶传》讲，王昶为征南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但《通鉴》讲，王昶为征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征东将军从来没有都督过豫州军事，不晓得司马光老爷子是依据什么让王昶当了征东将军。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了曹爽及其党羽。
公元250年，王昶上奏说：
孙权可能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东吴的重臣良将，诛杀的诛杀，流放的流放，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太子之位，打得头破血流（二宫案），我们正可趁机修理吴国和蜀国。
于是，魏帝曹芳下令，派新城太守州泰、荆州刺史王基和王昶数道并进，攻打吴国。王昶击败东吴大将施绩（朱绩），斩将领钟离茂、许旻。王基、州泰也都有战功。曹芳升王昶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
公元255年，毌丘俭、文钦反（淮南三叛第二叛），王昶率军抵拒有功，升骠骑将军。公元257年，诸葛诞反（淮南三叛第三叛），王昶阻据东吴对诸葛诞的救援有功，增邑千户，加上以前的，一共四千七百户，升任司空，持节、都督如故。
公元259年，王昶去世，谥曰穆侯，儿子王浑继承爵位。
衣赐履说：王昶做到了魏国的司空，位列三公，封户四千七百户，应该说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然而，王昶不但自己官做得风生水起，他的儿子和侄子们，也是官场的弄潮儿诶。子侄辈这么出息，大约离不开王昶的耳提面命，特别是，我们这一回着重要讲的，王昶的一份儿诫子书，这才是老王家做官之道的精髓。
我觉得，王昶的诫子书，对当今的有志青年，可能也不无裨益。
《三国志·王昶传》载，王昶给他老哥的两个儿子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起名字，都是按照谦虚朴实的原则来的。俩侄子，一个叫王默，字处静，一个叫王沈，字处道；俩儿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
默、沈、浑、深；处静、处道、玄冲、道冲，道家那种玄而又玄的神秘感扑面而来。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大约是在上奏政论和兵书的同一时期，王昶写了一份儿诫子书，大致意思是说：
为人子者，最重要的三件事是：要有本领，要有操守，要为父母争光（宝身全行，以显父母）。这三件事，人人都知道，但还是有人身败家破，陷于灭亡之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族传统不正，没有遵循正道。
孝敬仁义，是百行之首；依照这个标准行事，才有立身之本。孝敬，则宗族对他信任；仁义，则会得到乡党的敬重，这就是所谓的“行成于内而名显于外”啊。人如果不注意自身品行的修养，舍本逐末，要么就会身陷浮华，要么就会结交朋党。浮华则让人觉得虚伪，朋党则可能被牵连进祸患。这两点至为明显，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身陷其中呢？因为，他们迷惑于一时的名声和眼前的利益罢了。
话说回来，富贵和名声，谁不想拥有呢？但真正的君子在面对名利诱惑时，却可以做到拒腐蚀、永不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名利，不是通过正道取得的。人最大的祸患，就是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所以才会为名利所累，最终悔不当初。老话说，如不知足，则失所欲。如果一个人不知足，那一定什么都得不到。因此，知足之足，才是真正的足（知足之足常足矣）。
衣赐履说：知足之足常足矣。这话说的，水平太高了。确实可以作为每个人自我评判的标准。
纵观古今成败，就能预见未来的吉凶。从来没有过那种追名逐利贪得无厌之辈，能够保全家族、永享福禄的，毁身灭家的例子倒是不绝于史啊。
我希望你们兄弟，能够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所以才以“玄默冲虚”之意，给你们起名字，就是想让你们能够顾名思义，不敢违背。在古代，器皿上有铭文，几杖上有诫辞，就是为了让人随时能够看得见，提醒节制自己的言行。更何况，我用做人修身的道理为你们起名字，你们岂可不有所戒惧呢！
衣赐履说：此处的道家，当指老、庄，看来，此一时期，不仅嵇康、阮籍之辈沉迷老、庄，王昶这种儒学大族出身的人，也读老、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可能是指，立身，则遵儒者之教；避祸，则履道家之言。
另，成语“顾名思义”，即出于此。
你们要记住，任何事物，成长得快，则消亡得也快；成长得慢，则会结出硕果。清晨开花的草，到晚上就凋落了；而松柏青翠，即使在隆冬季节，也不会衰败。因此，真正的君子不务速成，而是看重大器晚成啊。
人，只要做出点成绩，很少有不自夸的；学了点能耐，很少有不自傲的。自夸就会到处嘚瑟，抢别人的风头，掩盖别人的优点；自傲就瞧不起别人，盛气凌人。你得罪了别人，别人也会收拾你；你欺陵了别人，别人也会报复你。因为这样的事儿而招致祸患的，史书上也是比比皆是。因此，君子不自夸，并非为了谦让，而是不愿处处压别人一头。能屈才能伸，能让才能得，能示弱才是真强大，能够做到这些，就必然能够成功。
衣赐履说：能屈以为伸，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妥妥的道家精神。我们要注意，道家可不仅仅是隐忍退让啊，真正的道家精神，是以退为进的，是一门斗争的学问。因此，嵇阮之辈，主攻的大约是庄子，而王昶之流，则以老子为师。
毁谤和赞誉，就是爱恶之源，就是祸福之机，是以圣人对此特别谨慎。
当年，伏波将军马援（东汉开国功臣之一）告诫他的侄子说，听到别人不好的话，应该如同听到自己父母的名讳，耳朵虽然听见了，但嘴巴不能到处乱说啊。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如果有人诋毁了你，你应该躬身自问。如果你确实做得不对，那人家说的就是对的；如果你并没有过错，那么人家的抵毁就是虚妄的。人家批评得对，就不要怨恨；人家批评得不对，对你又有什么伤害呢？你又何必跟他较劲呢？况且，听到人家抵毁，自己气个半死，于是也恶言相向，那么，人家就会更加激烈地抵毁你，那还不如保持沉默，继续修身养性。如果对方特别喜欢搬弄是非，甚或是非常凶狠险恶之徒，本就应该离他远远的，又何必与这样的人当面死磕呢？这可能会招致大祸啊。
虚伪之人，或言论背离大道，或说一套做一套，其肤浅是很容易识别的。但世人多被他们所迷惑，也不愿认真鉴别他们的言行。
近世以来，有济阴魏讽、山阳曹伟，他们都因邪僻而败没，迷惑当世，他们心怀诈伪，蛊惑年轻人。虽然后来他们都被处死了，但受到他们毒害的人已经非常多了。岂可不慎啊！
衣赐履说：关于曹伟，史书语焉不详。魏讽案，以前我们讲过，我个人认为不是谋反，而是以魏讽为首的一帮年轻人，以某种“政治沙龙”方式谈论政治，可能触碰了敏感领域，而且存在朋党嫌疑，因此被定性为谋反（可参详拙文《
曹操封王之路（下）：将忠于大汉朝的群体连根拔除
》）。王昶在告诫子弟，没事儿了不要瞎议论，不要搞团团伙伙——或者说，至少不要让人觉得在搞团团伙伙。
至于那些隐逸之士，伯夷、叔齐唔的，宁可饿死首阳山，也不愿入仕；还有个叫介子推的，宁可被烧死在绵山，也不出来做官。这样的人呢，对社会风尚也许有一点激励作用，但是，我不愿你们学他们的样子。我们老王家，世代做官，以仁义为本，以守慎著称，在家则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在外则向良师益友学习。我与很多人打过交道，虽然他们各有不同，但我都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
颍川人郭奕，通达聪敏有智慧。但他心胸不够宽广，太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他喜欢的人，就重之如山；不喜欢的，就忽之如草。我了解他，所以与他很亲近，但我不希望你们像他那样为人处事。
北海人徐幹，不求名誉，不求不当利益，澹然自守，追寻大道。他表达意见，一定会借古人之口说出，从不评论当世的是非对错。我对他很敬重，希望你们能向他学习。
东平人刘祯，博学有高才，真诚守节，胸有大志。但是他性情不拘，很少自我约束，这样的性格，有得有失。我很喜爱他，也很看重他，但不希望你们追慕他。
乐安人任嘏，为人纯朴，遵循道义，内心聪敏，对人宽厚，谦恭退让，甘处下位，外表怯懦内心强大，在朝为官公而忘私。我亲近他善待他，希望你们以他为榜样。
衣赐履说：郭奕是郭嘉的儿子；任嘏做过曹植手下干部，在曹操的相国府任过职；刘祯和徐幹位列建安七子，都是曹丕的好哥们儿。王昶做过曹丕的太子文学，与这些人甚为熟稔。王昶说，徐幹和任嘏可以学习，郭奕和刘桢，则不可学习。究其根本，徐、任二人，性格谦让平和，不论人之是非，不易招祸；而郭、刘二人，性格长在脸上，言行无所顾忌，则是混官场的大忌。
如果你们能有所引伸，触类而推，那么，今后做人做事，就会有所启发。用财，则先九族而后自己；施舍，则注意周济急需之人；出入乡里则慰问老人家，出入朝堂则多向老干部学习请教；议论，则不要贬低他人；做官，则要尽忠尽节；取人，则务求诚实厚道；处世；则不能骄奢淫逸；贫贱，则不可自怜自艾；进退，则必合时宜；做事，则须九思而后行。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些，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
衣赐履说：讲真，这篇诫子书写得非常好，为人处事，坚持什么，注意什么，学习什么，摒弃什么，都非常在理，按照王昶的教诲，应该说不会出大的错误。
但是，如果做到了这些，就能纵横官场了吗？
那可非常地不一定。
我个人认为，只要求守身避祸，这样做大约就够了；但是如果想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则还需要搞清楚诫子书没有讲，只能是王昶面对面教育子侄时，说的那些个掏心窝子的话。
这些掏心窝子话，王昶当然不会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王昶及其子侄的做法。
嘉平初年，司马懿诛杀了曹爽，主持朝政，奏请魏帝曹芳，下诏询问大臣朝政得失。王昶上书，提了五条建议：
第一，应该崇尚道统，鼓励学业，抑绝浮华，让公卿子弟入太学学习。第二，设立考试制度，考试就是准绳。没有标准而主观评判对错，没有升迁罢黜的考核而空谈干部的能力素质，都是不对的。第三，延长官吏任职时间，有政绩的可以就地提高级别、加赐爵位。第四，限制官员俸禄，加强廉耻教育，敦促他们不得与老百姓争利。第五，杜绝奢侈，崇尚节俭。
朝廷下诏，对王昶加以褒扬，并让他负责百官考课事务。王昶认为：
尧、舜时代，虽然有官员升降的规定，但考核官员的方法并未流传下来。周朝设冢宰（太宰）之职，根据官员的政绩给予赏罚，但是没有相应的标准。从这个角度看，圣主应明于用贤之道，干部的升迁任免，应委托给贤达的朝廷长者（达官之长），让他来统管就可以了，云云。
衣赐履说：我了个去，这个王昶，实在是……我都无语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愧官场老炮儿。此处，至少有两点可圈可点。第一，司马懿刚刚诛杀了曹爽，以及曹爽手下的何晏、邓飏、毕轨、李胜等人，这些人都被司马懿视为“浮华之徒”，王昶闻弦歌而知雅意，上来第一条儿就是“抑绝浮华”，为司马懿诛杀何晏、邓飏等人的正当性给予舆论支持。第二，王昶提出要考核干部，但朝廷让他具体负责时，王昶又表示他不会，因为具体方法早就失传了。失传了你提这个建议干嘛？王昶真是高人，人家说，周朝时都是由太宰来管干部的，咱大魏朝，这不有一现成的高人可以做太宰吗？谁啊？司马懿啊！
哈哈哈！
表面上，王昶满嘴都是大道，实际上，则是大拍司马懿的马屁，向司马懿表忠诚，王昶已经到了把大道与马屁完美结合的境界。西晋初年，朝廷里有一批这样的高人，太保王祥、太傅郑冲、太保何曾、太尉荀顗，等等，都是此道高手，以后我们会有选择地加以介绍，了解一下西晋初年的官场生态。
王昶把司马懿拍得非常舒服，为老王家在司马家治下大踏步前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能有的读者觉得我对王昶的解读有点偏，有故意贬低他的嫌疑。好，我们看一下王昶的儿子、侄子们的表现，看他们是不是按照诫子书的教导实现人生跃升的。
《三国志·王昶传》及裴松之注显示，王昶有两个侄子，王默、王沈；三个儿子，除了王浑、王深，还有一个王湛。
这哥儿五个，官路都顺遂，混得最好的，是侄子王沉和儿子王浑。
公元275年，晋武帝司马炎把十二个对晋朝有大功的臣子姓名，刻于宗庙之中，接受祭祀。其中有一个已故骠骑将军王沉，就是王昶的侄子。这哥们儿究竟立了什么大功？我们以前提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告密者王沈】
公元260年，五月七日，魏帝曹髦被司马昭欺负得受不了了，要跟司马昭拼命，找来三个姓王的商议此事，这三个人是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还有一个就是侍中王沈。曹髦说完事儿，去向郭太后汇报，王沈和王业跳起来，拔脚就跑，一道烟报告了司马昭。然后，司马昭的手下直接捅死了曹髦。
王沈这个功劳不算小了吧？
但是，王沈啊，你受王昶教育多年，诫子书可能倒背如流吧，你是“顾名思义”的王沈啊，但你出卖皇上，你的“义”在哪里啊？
那位没去告密的王经，才如诫子书里说的那样，追求高洁，遵守正道啊！但是，王经被司马昭诛了族。
再看王昶的儿子王浑，因平定东吴有功，做到晋朝司徒，录尚书事，位列三公。平吴的时候，功劳最大的实际上是平东将军王濬。王浑可是一点儿谦恭退让的精神也没有，为了争功，往死里打压陷害王濬，搞得很多朝臣对王浑“刮目相看”。得亏司马炎是个老好人，没把王濬给办了。王浑为什么能够胆气粗豪、不顾脸面地陷害王濬？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儿子王济娶了司马昭的女儿常山公主，他是司马家的姻亲。
综上，我们几乎可以断定，王昶的诫子书，主要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不是给子侄们看的，目的是在士人集团中建立名誉，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老王家是追求大道的，是与人为善的，是谦恭有礼的，呵呵。
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就对王昶颇有微词。裴老爷子表示：
你王昶不是告诫孩子们不要说别人的坏话吗，那你为什么拿郭奕、刘祯说事儿呢？虽然他们都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是善是恶，自有公论。你既然视他们为友，就不应该诋毁他们啊，而且，你还白纸黑字写下来，永传后世，你这样背弃旧友，扬人前世之恶于其子孙的做法，有点儿不地道诶！
有趣的是，王昶的儿子们中，那个叫王湛的，字处冲，史称其“最有德誉”，但只做到了汝南太守。看来，诫子书学得好的，官做得就相对寡淡了，呵呵。
总之呢，只是想修身养性，诫子书，应该是不错的指南；但对那些志向远大的人来说，诫子书有没有用，或者说用处有多大，就得自己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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