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岳飞墓前跪着五个人,现如今变成四个,为何少了一个?

岳飞墓前跪着五个人,现如今变成四个,为何少了一个?

能被称为南宋王朝中兴四将之一,岳飞的军事才能和个人魅力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其所带领的“岳家军”在可以说是战无不胜,他的一首《满江红.怒发冲冠》,更是成为古往今来无数人传诵的佳作。

然而,正值岳家军在朱仙镇一战大获全胜、将士们准备一鼓作气直捣黄龙、迎回宋徽宗、宋钦宗的时候,朝廷却于一天内接连发下12道金字牌将全部人马召回,至此,岳飞“重整旧河山”的愿望彻底灰飞烟灭。

回到朝廷后,主和派们没有放过岳飞。1142年,岳飞同儿子岳云、部下张宪三人被直接下狱。除夕前夜,三人被杀于大理寺狱中,罪名为“莫须有”。

时至今日,岳飞墓前依旧跪着四位千古罪人,受尽世人冷眼嘲讽。但值得一提的是,曾经的五人石像,如今怎么变成了四人?是谁逃过了罚跪?这个人在岳飞案里又担当了什么角色呢?

岳飞,字是鹏举,是南宋大名鼎鼎的抗金名将,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家、战略家。

少年时期的岳飞,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喜爱阅读各类兵书典籍,早早的就学会了骑射武功,并且力量之大,被时人称之为“一县无敌”。

1122年,岳飞第一次投身戎马,且表现十分突出,亲自带队将二贼擒拿归案。宣和六年,岳飞因家境贫寒,吃饭都成问题,只得再次报名参军,被擢为偏校。1126年,金兵南下,两次围攻开封,在目睹金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惨状后,岳飞选择选择参军入伍,投身抗金第一线。

1127年,靖康之耻之后,岳飞的抗金保家的决心并未动摇。他曾多次带兵突袭金军,并生擒金国将领拓跋耶乌,一刀杀了敌对势力之主黑风大王,迫使得金人不得不退兵。后来,岳飞组建了岳家军,并在建康战役中取得漂亮的战绩,光是斩杀的金国士兵就三千以上,还擒获无数军官。

1134年,岳飞收复襄阳六地,这是南宋王朝第一次收复如此多的失地,且又攻下由伪齐政权控制的唐州、信阳两支军队,让南宋军队可谓是士气大振。

1140年,金军将领兀术将十万大军驻扎于朱仙镇,妄图再次拼死抵抗。岳家军便北上,在距离朱仙镇有四十五里地的尉氏县驻营。天明,作为岳家军前哨的五百铁骑抵达朱仙镇,双方交锋,金军全军奔溃。兀术被打得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放弃围攻开封府,并找准时机渡河北逃。

1141年,金国在知道自己无力灭掉南宋的情况下,准备重新着手于与南宋王朝议和。南宋王朝也借此机会开始着手于打压手握重兵的将领,最为棘手也首当其冲的就是岳飞和韩世忠二人。完颜兀术在秘交给秦桧的信中说“一定要杀死岳飞,这样的话和谈才有可能成功”。

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正式下达命令:“岳飞要被特别安排去赐死。张宪、岳云一起依照军法执行砍头,要让杨沂中来监督斩刑,还是需要多安排兵将去进行防护,以免逃走。”,于是乎,岳飞就在大理寺狱中被杀害,岳云和张宪被一并斩首。而岳飞只在供状上写下了下八个绝笔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一代民族英雄就此陨落,而家国危机也在愈发扩大。1279年,陆秀夫背着刚满8岁的小皇帝跳海而死,南宋王朝就此灭亡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背景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岳飞是被宋朝士大夫群体和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一齐将岳飞摁死在所谓的礼法制度之中。

北宋一朝开国之时就正式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政策,由此形成了“以文驭武”的政治格局。在南宋初期,朝廷局势变化,武官地位上升,岳飞及他所代表的武官集团严重侵害了文官集团的既得利益,文官武官的双方矛盾开始加速激化。且由于宋金局势的缓和,朝廷内外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岳飞惨死这一事件显示了宋代文官集团政治心胸极其狭隘,为了追逐权力,置整体国家利益于不顾,对外软弱无能,对内争权夺利。岳飞实乃崇文抑武政策的牺牲品。

自高宗建立南宋,朝廷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为了抵御金国入侵,皇帝和文人集团暂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依靠武官来摆脱亡国的命运。此时武官的地位上升,在朝廷中的发言权变大,武官鄙视文臣,与宋朝的一贯传统相左。武官权力的扩大,必然会影响文人集团的利益。而此时,文官武官的矛盾也已初现端倪。

郾城之战中,岳飞获得大捷。但宋高宗令其退兵。岳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收复之地再次沦陷。在此期间,宋高宗启用秦桧为丞相,命其主持谈判,向金乞和。而秦桧等人的登场,则代表着文官集团的兴起和成功。

千百年后的今天,游客们大多会前往栖霞岭去参观岳飞墓冢,顺便对墓前的四个铜像投予鄙夷和厌恶的眼光。因为正是他们的出谋划策,才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了岳飞的死亡。但值得一提的是,从前的时候,跪在岳飞坟前的石像达到了五个,为何现如今却只剩下四人?遗落掉的那个人是谁?答案是,当时的大理寺官员,在岳飞案中负责审讯、画押的罗汝楫。

在正史中,其实罗汝楫做拥有实权官的位置和时间并不长,因此级别并不能同其他四位长跪不起的同日而语。不过,据史料考证,他确实在岳飞坟冢前跪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被官方给撤掉了,前后不超过百年,也没人知道铜像的下落。

据书中所述,于雍正年间,浙江总督李卫奉皇帝旨意来到岳飞坟冢前祭拜,在他看到早已破败不堪的五座石像时,便决定重修人像,并以铜来烧铸

可是在他仔细端详、深思熟虑后,李卫发现,什么时候罗汝楫这样的芝麻小官也能跪在岳飞坟冢前“享受”人们的谩骂和唾弃了呢?于是,在李卫多次上书、一再的坚持下,罗汝楫的石像被撤掉,并且至今也没有重新安回去。

岳飞之死,象征着自宋朝立国以来所确立的崇文抑武政策的回归。南宋初期,内有农民起义,外有金人入侵。在此情况下,文官集团不得不暂时放弃对权力的垄断。武官进入政治核心,掌握兵权,地位得到提高,侵犯了文官集团的既得利益,文官武官矛盾激化,但随着宋金局势的转变,宋金议和,文官集团从武官手中夺回兵权。岳飞的死其实是文官武官朝堂党政的必然结局,如果杀不了岳飞,就会无法使其他武官心生畏惧。经历这件事情之后,宋朝又恢复到了文人主政的传统格局上。

甚至在宋金局势不明之时,文官集团就开始对武官兵权的解除表现出热切的关注。由此可见,文官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自己高于一切的利益,可以将整个国家利益弃之于不顾。如果少了文官集团强烈仇视武官,高宗也不会如此轻易地夺回武官兵权。高宗与文官集团联手压制武官,南宋最终回归立国以来崇文抑武的政策,而岳飞则成为南宋此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宋太祖有不杀大臣的誓言,但不包括武官。岳飞之死是宋朝文官间接或者直接迫害武官的持续行为与发展高潮,就比如北宋时期的曹利用被逼自杀、甚至还有王德用和狄青遭贬黜而死,再到南宋曲端之死。“无论妄加罪名,鞫治手段上都和秦桧酷害岳飞如出一辙。”沈德符言:“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高宗之不能中兴者,秦桧为之首,而张浚为之从。”他们遵循的都是本朝所恪守的摧折武官的政治信条。秦桧陷害岳飞至其去死,其所用的手段正是效法张浚及其前辈欧阳修等人。

宋朝的士大夫群体和文官集团虽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但其整个团体却存在着巨大的缺陷。他们党同伐异,强烈排斥侵犯本利益集团之外的武官,政治心胸极其狭隘,甚至不顾整个国家利益,宁愿对外屈辱求和,卑躬屈膝。纵观整个宋朝,虽然没有外戚、宦官、宗王、强藩困扰,是宋朝以文官集团主政,陷入了一种畸形的状态,仅仅靠擅写文章、诗词歌赋是无法使国家长治久安的,如果一遇外敌入侵,整个国家便摇摇欲坠,江河日下,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就是很好的佐证。

岳飞的冤案不仅带有文化悲剧之感,也更直接的透露出宋代文人的历史困境,南宋的背幼主跳崖和北宋的靖康之耻何其相似,都被外族征服,同样是百多年苟安后的灭亡。岳飞死于南宋同金国媾和的开始、也死于委曲求全的安定,士大夫表面上取得了对政权的全面控制,迎来了新的开始,却再一次重复自己的恶性循环———以文驭武所导致的国弱,坚守以岁币求安之道,最后愈加腐败,走向败亡。

宋代文人向来有求学问之精进,讲道德之热情,但却绝少自我批评与自省精神,而且日趋保守和退步。汴京沦陷之时,几十万官民被强制性掳往北方,对那些所谓的士人而言本应该是非常震撼自我的家国悲哀,但作为本朝政治灵魂的士大夫们却没有积极反省,改革政府管理,对于文武两途稍有平衡之策,以恢复中原为志向。

他们不但拒绝吸取教训,反而还想将祖宗制度一切如常地贯彻到底,他们还将北宋灭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的实行,并且将荆公列为首条罪名,将其从神宗庙逐出,换上司马光,这就是官僚们从靖康之难中得到的最大启示。他们的保守、不思进取的封闭的政治人格不是减少了,而是继续在延续着。由此而言,岳飞想再次北伐是难以说服士大夫群体的,他的死也是必然的。

平心而论,宋之士大夫往以前来比,是不如东晋门阀贵族的,甚至往下比,也不如后来的明代士大夫。明朝皇帝对士大夫摧折有加,不仅有廷杖之辱,还以重典治之,但明之文人却多有强烈之自省精神,因其多危机意识少优游之生活。明文臣对武将较之宋人尊重得多。他们以媾和为耻辱,以致崇祯欲与后金谈和也不能明讲。东晋贵族以自己的自信和自尊,表示出对北方胡人的入侵是坚决抗战,在那时士大夫身份并非由君主直接任命,并且在个人经济上也没有像宋代士大夫如此依附皇权。他们“在门第上有很强的自负心理,对待夷狄入侵也并没有考虑过让步,这就直接促成了国家自尊心的形成”。

宋代所有君臣有这样高尚的自尊吗?在北宋,以纳币事辽、夏为长策,到南宋仍守岁币奉敌的模式,沉湎于安逸,不少文人却称苟安偏隅的局势为中兴。正是这种“以忍耐耻辱和戎狄相伴为福,以停息兵马忘记战争为常”的政治惰性,最终使南宋重蹈北宋的覆辙。

宋之君主为巩固皇权,选择了依附性最强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其实也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开始礼待士大夫,给以这个团体超过前代的高官厚禄,结果却形成了一个只追求集团利益的官僚政治体制,培养出一种缺少进取精神的士大夫人格。宋王朝的南迁,本可以重新布局规划,开拓出一个新型的政治空间,但所谓的文人集团依然遵循北宋纳币和辽的集体法则,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苟安一时,绍兴十一年的岳飞之死,标志着宋代政治再一次的永久性封闭在自身所造成的困境中。

为了功名头发都变得花白,山上的松竹也在阻拦我回家的路。想将我的心事付诸于弹琴上,只可惜知音很少,弹到琴弦断掉也没用”。这是岳飞被陷害前不久的绝笔,象征了一个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剧宿命,后来南宋有恢复大志的人如辛弃疾等,其痛苦心灵莫不是在此困境中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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