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皇帝
“罪己诏”这个名词听起来颇为高大上，简单来讲就是皇帝对自己错误进行的“检讨”。“罪己”，顾名思义即归罪为自己，最早见于《左传》中的“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往后频频见于古代史籍。
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分量十足，更何况痛切地反省责躬行为，因而罪己诏研究在古代帝王研究中是事关政治制度、礼仪法度等方面的重要切入点。其中，宋代统治者的罪己言行因其备受关注，宋代罪己诏令类型多样，同时伴随着完备的“售后服务”，即检讨完拿出实干精神加以改进。面对天灾人祸，皇帝一方面结合政治活动和自我约束或责罚进行反省，一方面也通过祈祷、祭祀等行为展示对上天敬畏的之心，在生活、司法、居住和医疗等方面加以援助，以落实敬天保民的政治诉求。
不论天灾人祸，“锅”都在皇帝这儿
宋代的罪己诏令按发布原因分类归总，可分为自然灾害、天象异常、人为灾害和综合四大类别。
自然灾害类
自然灾害，即不受人力控制的、自然界中发生的异常现象对百姓和国家造成灾害，如旱涝、极端的风霜雨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地震类地质灾害或农业灾害。李华瑞先生的《宋代救荒史稿》一书中，对宋代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宋代自然灾害高发，两宋时期自然灾害数量之多、频度之高在中国历史上十分少见。
大旱之年
儒学思想中的“天人感应”思想由来已久，历朝历代皆谨遵之，自然灾害就被与君主的统治情况挂钩。宋神宗在谈到上天的异象时说：“君德因以失中，天沴缘而荐至。奄若圭璋之合契，速于桴鼓之传声。”这表现了君主认可自然灾害是上天意志的传达，而皇帝是天人交感的中介，如果上天对皇帝的德行不满就会降下灾异，所以面对自然灾害的“惩戒”，皇帝要对上天的旨意给出反馈，下发罪己诏令就是口头上的认错自省。
在君臣看来，自然界的异动夹杂着对君主的各种情绪。如风灾是对君主愚昧昏暗、是非不明的怒号，“风者，号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雷声则传达着提醒君主阴阳不调、阴气过重之意，如宋高宗听闻惊雷对宰执说，“昨日雷声颇厉，《晋志》以雷发声非时，为女主专权、君弱臣强、四夷兵不制。”冬季的寒冷与雪灾预示着政治上死气沉沉，君主偏听则暗；连日的阴雨是上天借晦暗的天色提醒统治者以下犯上的恶行；地震则暗示着敌国昌盛、后宫干政或臣下擅权等忧患。
总之，自然灾害均被过度解读，被人为地与特定的政治异象相联系，从而作为群臣劝谏或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导火索。
宋代《宋大诏令集》中收录的多种自然灾害类罪己诏包括旱灾、风灾、雨灾等，多位皇帝尽管在不同时期面临各种各样的灾难，首先都一致地表达歉疚自省，向上天道歉，承认自己的“不德”、“寡昧”等，明确表示要“责躬省过“，一定是自己做错了才惹怒了上天；随后表达对百姓的忧虑牵挂至“寤寐思服”等以示自己的诚意。
天象异常类
相比实在损失的自然灾害，天象异常糅合了更浓重的政治色彩，一方面是囿于天文学知识的欠缺，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系统有意地将天象与政治相联系，从而为“君权神授”创造说服力，因此即便在宋朝上下君臣对日食的自然成因已有基础了解，但还是没有放弃这种解读方式。脱脱的《宋史》中写到，“天于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这就反映出宋人沿袭了这种天象异常与政治异动的“天人感应”观念。
天象异常
宋代皇帝颁布罪己诏令的异常天象有日食和彗星两类。在天人感应的观念中，日与天子直接相对，发生日食，太阳被遮蔽则预示着人君受到了蒙蔽。宋徽宗时期，两年四月朔日出现日食，曾肇上言劝谏：这样的异象与皇帝生活奢侈、贪图享乐有关，而且皇帝用人忠邪不分和政令赏罚不当，日食是上天在鞭策皇帝好好反省自己。
星体的明暗以及位置的变动与政治祸福吉凶息息相关，其中最易辨认的彗星是兵兴、大水、除旧布新的预兆，而彗星光芒所及之地将出现重大灾难。宋神宗见到彗星即刻表示，“星文谪见，变异甚著。永思厥咎，在予一人。”
人为灾害类
除了天降灾祸，还有一些诸如战乱、内乱等人为灾害，致使百姓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此时皇帝也要下达罪己诏。
宋建国之后，辽、西夏、金、蒙元对宋的骚扰不断，战争多发，带来的灾难不可估量，无辜的百姓妻离子散，正常的经济活动难以开展，严重破坏国计民生。契丹入侵时，边州残破萧条，宋太宗在罪己诏中言，“朕受命乾坤，为民父母，宁欲黔首，陷于非辜。岂代有之灾，适当系乎分野；将寡昧之德，不能感乎苍穹？责躬自思，黎元何罪，寝食无忘，惕厉增深”。
战乱四起
最高统治者不光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更重要的是肩负着爱民保民的义务，百姓生活幸福与王朝安定紧密相连，子民遭受战乱困苦时，统治者是第一责任人，必当反思致灾之由以及自身的为政和品德。
内乱分为兵变和民变。兵变会打乱国防部署和各军队间的协调作战，对时局不利，究其原因不管是用人不当还是指挥失误都离不开统治最高决策的疏漏，宋高宗对郦琼、王世忠等发动的军变罪己言，“傥朕之处分，或未尽于事宜；汝之诚心，或未达于上听，或以营垒方就”，从多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反思。民变则是怨声载道的民众在走投无路时只能发动起义或转而为盗，统治者有愧于天下苍生自然难逃其咎。
把“罪己”落实在生活里
宋代皇帝的罪己理念不只通过罪己诏令才能表达，君主在日常的言行举止间都可以流露出内省反思之意，宋代皇帝积极通过礼法表达其罪己自省之意。
避正殿、减常膳
天灾人祸出现时，沿用避殿、减膳、易服、撤乐等一系列礼仪法度方面的举措，希望通过自我损抑的做法进行自我责罚，以示敬天爱民之意，从而感召和气以消灾弭祸。
在熙宁七年（1074）四月，雨灾连日，“上以久旱避殿，易服，减常膳，群臣屡请不从，至是雨告足，群臣又表请，乃从之。”宋神宗因旱灾避殿、易服、减膳，直至雨水充足才恢复正常生活起居。
皇帝易服请罪
罢朝会、宴饮；停典礼、罢放灯
类似于当今重大哀恸事件时会“禁娱”，发生灾祸时皇帝就会减去一些繁琐浮夸的仪式性活动。
朝会是群臣和外国使者朝谒国君的盛大仪式，在灾祸出现后，皇帝身责躬之时就会暂罢朝会，也会停止宴饮之类的娱乐活动，从而显示显示了其对灾祸的重视和对上天的敬畏。另一方面，从仪式活动中抽出身来，统治者也能更好地考量灾情下达政令，对天灾人祸的局面及时缓解。
大型典礼和上元节灯会非常占据统治者的时间与精力，在祈愿福祉之外十分不划算，适当暂停正好为国家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客观上有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也表达了皇帝一切从简、自省自戒的决心。
改元、去尊号
年号是古代中国王朝用来纪年的名号，包含了统治者励精图治的决心和美好的愿景。除了新帝登基之时，同一个皇帝在位期间也会变更年号，去除晦气，表达革新政局的信念。尊号是大臣出于尊崇帝王的敬称，包含着对君主德行的颂扬和赞许之意，皇帝灾祸临头，认为自己德不配位，就会削减尊号，以表悔过认错的诚意。
祈福仪式
宋代统治者为消弭灾祸会进行祭祀、祈祷，皇帝试图通过向天地祈祷和祭祀神灵、自然万物的举措传递其诚恳悔过之心，希望借此取得上天的谅解以感悟天地，从而变灾为福。救日伐鼓礼是一种专门应对日食的礼法制度，即希望通过鼓声抑制阴气的侵袭。
向上苍祈福
实施社会救助和改善人事管理
国家遭遇灾祸后，政府对受灾百姓给予实际的帮助，并加强政治上的变革。宋代统治者因灾异变乱进行的自省反思不仅体现在言论上，也通过对受灾成员实施救助把罪己行动落到实处，结合监管和纳谏，从而完善相应的制度。
宋代皇帝接受天谴进而罪己责躬，并开展对百姓的生活救助、司法救助、居住救助和医疗救助，从而将救灾落到实处。同时，广开言路，推行政策制度改革和科举改革，共同致力于灾后重建和规避灾害的再发生。
表面罪己难过，实则一时热情、表演夸张
宋代统治者于天灾人祸之时，借由罪己诏令反省责躬，同时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惠民措施，使百姓的生产生活步入正轨。通过实际行动把敬天爱民和罪己悔过之意落到实处的做法，是宋廷施政方针倡导务实精神的重要体现。罪己文化作为宋朝政治言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朝历代推崇自省自查的传承。宋代统治者运气不佳，屡遭灾害，因而伴生的罪己言行在历朝历代中显得尤为浓墨重彩。
同时，罪己言辞固然恳切，罪己行为也表现了皇帝自我承接的诚意，罪己诏令的颁发在短时间内可以打动人心，但如果不切实履行诏令中的承诺，再诚恳的反省也只是统治者向民众开出的一张空头支票，随之进行的自我约束措施和相关仪式也不免沦为一场唬天唬民的政治作秀。
实际上宋代大部分的灾后措施是都是短暂的、临时性的，就导致了“记吃不记打”，灾害席卷而来之时，并未深刻吸取之前的教训，反而每次都要要从头到尾再演练一遍。从此看来，罪己言行的“表演性”更强，而落实力度大打折扣。
总结
综合来看，宋代统治者在天灾人祸之时颁布罪己诏令，并实施一系列自我约束措施，希望借此安抚百姓、稳定民心，同时采取具体的政令彰显诚意和解决问题。罪己言行确实存在装点形象、修饰自身的一面，而且罪己言行之后的为政效率也并非与反省的程度呈正比，但罪己言行反映出统治者对自身道德品性和施政作为的重新审视，对统治者为政有一定的规劝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宋代皇帝罪己研究》
2、《生活在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