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针对《满江红》真正作者是何许人的陈年旧事也被翻了出来，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电影《满江红》的热映把我们带回了南宋乱世的金戈铁马，无论是风波亭诡谲变换的风云还是抗金战场意犹未尽的壮烈，都让人壮怀激烈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对于《满江红》真实作者的质疑由来已久，自从民国四大历史学家余嘉锡对《满江红》的真实作者提出质疑后，关于《满江红》真实作者之迷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
余嘉锡一向信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原则。在他眼中的史学记载，都会因时事的阻碍失真，与其全盘接受史学的描述，不如运用自己的双眼来辩证的看问题。
余嘉锡根据自己的史学知识对《满江红》提出了几点疑虑，岳飞被害时已被百姓仰慕，后世民间更是将其列为与关羽同等级别的忠义典型，可为何《满江红》这首大气磅礴的传世之作竟是在明中叶以后才逐渐流传？根据史料记载，《满江红》第一次现世是在嘉靖十五年徐阶所著的《岳武穆遗文》中，为何在宋元交替之际的百余年都未曾现世的文章却突兀的出现在明朝中后期？就算明朝有朱元璋钦佩岳武穆的官方背书，可《满江红》如果真是岳飞所作，那在明朝早年就应该被人从故纸堆中挖掘出来了。
余嘉锡质疑的观点没有引发任何的波澜，在全国众志成城，一心抗战的历史背景下。岳飞的忠义是维系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精神象征，没有人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较真。缺少了媒体的宣传渠道，这篇文章只能默默无闻的沉在水下，无人问津。
第二次引发对《满江红》作者的大讨论是在1961年，诗词大师夏承焘发表了一篇质疑《满江红》剧作者的学术论文。他将余嘉锡的论点归纳整合后更加深入的阐述了《满江红》中的种种疑点，夏承焘认为词中的描绘与岳飞的亲身经历并不相符，岳飞一生都在为国力微弱的南宋鞠躬尽瘁，其征战历程也被南宋国土束缚，一生奔波于中原与华北的交界线。
当时的贺兰山属于西夏的统治范围，南宋与西夏并未有剧烈摩擦，岳飞一生的战略目标也一直是抵御金国的入侵，既然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岳飞又怎能在其传世之作中将踏破贺兰山阙作为奋斗目标呢？而且在元代火遍大江南北的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没有体现出半句《满江红》的内容。这十分不符合曲艺创作者的习惯，利用诗词名句让剧集画龙点睛是曲艺家们贯用的手法。
1961年是一个令人茫然的年份，随后的十年让整个中国都陷入了迷雾，论文中的论点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引起了学术界的讨论。凡事必有对立两面。有了对《满江红》存疑的反方，那必然有捍卫历史正统的观点，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并根据自己所学，发表了一篇万字长文驳斥夏承焘的观点，他认为宋元之际没有记载很正常，处于岳飞被杀的那个历史年代，虽然天下百姓均为之扼腕，但从官方层面来讲诛杀岳飞有理有据，在如此背景下当然不能大肆宣扬岳飞的诗词之作，之后便是宋元交集的动荡时刻，元帝国建立后，南人更是被列为最劣等的存在，整个民族尚且如此，何况被整个民族视为偶像的英雄呢？连身家性命尚且无法保全，还谈什么说书立传为岳飞立表呢？
邓广铭也并没有空谈，而是拿出了证据，他将南宋陈振孙所著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对《满江红》的评价作为论点，“武穆此词，激越豪迈，气吞山河......慷慨悲壮，读之使人奋发。”由此可见。岳飞之词。在宋末时，便已在文人中小范围流传，只是迫于当时的时事和政治压力，不敢大肆宣扬罢了。至于贺兰山阙的问题，只不过是文学家经常运用的类比手法罢了。
文章一出，马上力压群雄，拥护质疑派的呼声小了许多，可事情并没有结束。没过几年，浙江江山农民在耕种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大坑，坑中埋藏着一本宋末的族谱——《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族谱本与岳飞和《满江红》没有半点干系，但其中的内容却让全国为之震撼。族谱中描述了岳飞生前的一件旧事，宋绍兴三年，岳飞曾赠送给祝家先祖祝允哲一首《满江红》，虽然与现在流传于世的《满江红》有所出入。但可以看出，文中大意与《满江红》基本相同。这下争论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谜案，终于有了一个较为准确的说法。
不管留存于世的《满江红》是否全文都为岳飞所作，至少其主干必是岳武穆所思所想，就算后人对词中内容有过修改也只不过是对原文释义的锦上添花罢了。之后史学界又对《祝氏族谱》的真伪进行了一场大辩论，迄今仍没有结果。
在馒头看来，无论《满江红》是何人所作，岳飞跌宕起伏的一生，都将忠义二字演绎的淋漓尽致，从这个角度来看，《满江红》的作者究竟是谁？其内容是否经过后世修改并不重要，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