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郑和远航》是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篇文章，原文很简短，但很有教育意义。
郑和下西洋28年间，经历了7次浩大的远航，将整个东方航海事业推向了巅峰。它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它见证了世界历史上的东西（东方和西方国家）消长、大国兴衰的关键性一幕。
探索郑和远航的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它在那个时代的突然开始，不如说是它在那个时代无奈结束。
15世纪欧亚大陆的两端，一个亚洲庞大的陆上帝国正在逐渐收缩，一个偏远的欧洲小国正在不断扩张。
通过查阅史籍，我们发现了一件有趣的巧合，1405年，郑和舰队跨越了地球三分之一的距离到达了“古里”；1498年，达伽马舰队停靠在卡利卡特港——这是经过近一个世纪后，“古里”名称演变而来的，两者其实是一个地方。
我们对郑和远航的了解，既是追忆一段历史，又是反思一种现实。它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又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神话。
永乐皇帝向往的汉武唐宗气象成就了郑和下西洋的盛世壮举
明朝初年，在中国社会中到底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把那样一支船队推向了大洋？这就不得不提起“永乐大帝”。
如果说洪武帝朱元璋继承了宋帝国的传承和疆土，那么永乐帝朱棣则是恢复了汉唐时的景象。
朱棣武将出身，“靖难之变”后，登基做了皇帝，紧接着就开始了他扩张的步伐。
永乐皇帝统治下的中原帝国，
无论在政治制度、经济财力还是军事技术、造船工艺上，都在世界上占据着绝对优势
。明朝开国近半个世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国力强盛，这一切，使得永乐皇帝埋在心底的雄心开始蠢蠢欲动。
永乐元年，侯显出使西番（西藏、尼泊尔、印度）；海童出使漠北（蒙古草原）；陈诚出使西域（中亚）。永乐帝在位期间，在北方5次御驾亲征蒙古各部，在南方派遣大军征服了越南的阮氏王朝。
明帝国的扩张政策在永乐年间达到顶峰。陆地上已无对手，好大喜功的朱棣就把目光放到了海外。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除了到海外寻找侄子朱允炆之外，永乐皇帝决定下西洋的目的是
“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
，就是为了扩大明帝国在海外各国的影响力，
显示天朝泱泱大国的富庶与强大
。
1405年，世界历史上最不可思议、中国历史上最难以忘怀的海上远征开始了。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世界上一支史无前例的海上特混编队。它由200余艘不同用途、大小不一的远洋海船组成，除了船员和其他辅助人员，还有随船出征的万余精锐战士，规模宏大，人员之多，都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新纪录。
特别引以为傲的是“郑和宝船”的体量，达到了在当时世界难以想象的地步，可惜在1474年，被慷慨激昂的愚官刘大夏将航海资料和宝船图纸付之一炬。
郑和宝船的大小超过了故宫太和殿，欧洲舰队的旗舰不及其四分之一
目前所有史料最早记载郑和远航的书籍是与其同行的马欢所撰写的《瀛涯胜览》，卷首语：
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
《明史·郑和传》中也有相同的描述，关于郑和宝船的尺寸几乎成为孤证，以至于后世的文献都用此数字来论述。
按明朝官方标准，一尺换算成现代长度单位是31.1厘米，63号宝船有多大？是一艘长138米、宽56米的庞然巨舰。
这样的体量是个什么概念？举几个例子，如300年后清朝北洋水师的亚洲第一铁甲舰“定远”号，长91米、宽19.5米；现代中国海军最先进的055型驱逐舰，长175米、宽21米，宽度还不到宝船的一半。
郑和宝船是15世纪初建造的，有9桅12帆。其体态巍峨，排水量14000吨，载重7000吨，是超越了时代的产物，也成了后世颇具争议性的问题。
再看看15世纪末期，欧洲大航海时代的两个典型舰队的情形：
1、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的船队由3艘帆船组成，旗舰最大排水量250吨，长31米，不足大明宝船的四分之一。
2、1498年，达伽马远航印度的船队有4艘船，最大的载重120吨，长25米，不及宝船的五分之一。
相隔近一个世纪的东西方产物，如云泥之别，相比之下，郑和宝船当属世界第一。
明朝皇家建筑多建于永乐年间，
建筑物的等级表现在各个方面，而最能体现建筑物等级高低的是其体量大小，往往是越大越高贵。
现在中国最大的一座明代建筑就是故宫里的太和殿（奉天殿），其正面原阔九间，两侧后加两间，变成十一间，进深五间，体现天子位居九五之尊。
太和殿高约35米、宽64米、深37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质建筑。其体量宏大、造型庄重，具备了皇宫主殿应有的崇高形象。
如果跟最大的宝船比较的话，一艘63号宝船大概能装下3个太和殿。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作为一个海上行驶的堡垒，宝船的结构比陆地上的房屋结构更加复杂，其龙骨、桅杆、隔舱板所选定的木材必定是百年以上的参天巨树。
一想就知，一艘宝船所用的木料是太和殿的数倍，而建造整支下西洋的舰队所用的木料，将会是修建紫禁城所用木料的上百倍。
花费巨资造出了天下为之瞠目的无敌舰队，还要供给一支数万人船队的钱粮，几十年间导致国库空虚，这就造成了朝堂上下多数大臣的坚决反对，
使得东方帝国的高光时刻，更像是一次隆重的谢幕典礼。
七下西洋劳民伤财换来的“四夷来贺”并不长久
1405年底，在永乐大帝满怀期望之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首至占城，自旧港路过满剌加向西到苏门答腊入印度洋，经锡兰山，继续向西北航行，到小葛兰、柯枝，最终到达古里返航。历时近两年，在1407年7月回国，随船带来了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腊、古里等国的贡使。
第二次远航在1407年底成行，航线与第一次相同。第三次出使，规模更加宏大，虽然航路没有多大变化，但沿途却访问了更多的地区与国家，这也使得大明朝的政治外交功绩显得更加辉煌。
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此时的郑和舰队，就好像是海上的“维和部队”，不仅有外交的礼节，还时不时的剪除海盗，帮扶小国。
第四次下西洋的计划更加远大，1413年底，舰队启航沿旧航路到达古里，渡过阿拉伯海停靠在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郑和派出了分舰队向西驶入了印度洋，这就使更多的贡使来华朝见。
第五次远航，先是送还20多国的西洋诸国使臣，再通东南诸番……使得大明帝国实现了
“君万邦、抚四海、怀夷柔远、天下太平”
的伟业。
永乐十八年，就在这次出使归国后，在明朝皇宫中举办了盛大的国宴，宴请各国前来觐见皇帝的使者，期间奏响了这样的颂歌：
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廷，朝仁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
可以看出明廷上下对下西洋后，出现的“四夷来贺”的结果欢欣鼓舞。
此时，大明帝国强盛至极，数次远航，从南海到印度洋的整片海域都属于中国管辖，势力格局已经形成。
而且在西洋的重要据点满剌加、苏门答腊、古里等地常设“官厂”（有兵驻守的仓库）、宣慰司等机构控制周边，为舰队向更远的区域探索提供保障和支持。
1421年初，郑和舰队的第六次远航启程，此次航行向西抵达了南非海岸，甚至绕过了好望角；向南到达了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有据可查郑和船队的足迹到达了澳大利亚沿海岛屿，真正体现了
“去中华之绝远”。
第七次远航是在8年之后，永乐皇帝已经驾崩，仁宗登基，诏令停止出洋。
直到宣宗即位，憧憬祖父当年“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盛况，才又给了郑和最后一次远航的机会。
1433年，郑和在途中病逝，副将王景弘带着他的头发和靴帽回到了中国，建坟立冢供后人凭吊。
就在第二年的盛夏，远航船队最后一次驶入江苏太仓刘家湾，宝船从此永远的停泊在那里，在南方湿润的气候里因无人维护慢慢地腐朽。
又两年后，明英宗皇帝下旨：
“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地修造出洋海船系令停止……”远洋宝船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扬过。
辉煌的表面是国力的消耗却没给明朝带来多大的实惠
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来自他身后的皇帝。永乐大帝有许多理由遣使出洋，首先是诏谕天下：
北穷沙漠，南极溟海，日出日没之间，舟车可到之处，都在天子的恩威之下。
也就是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的意思，永乐皇帝是一位有着世界帝国雄心同时也有实力建立世界帝国的皇帝。
明初盛世，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同享太平天下的帝王理想不失时机地纳入了他的宏伟目标中。
帝王有野心，国家有支持下西洋的财力物力，郑和又有能力驾驭整个舰队，因此万事俱备之后，舰队整装启航了……
但历经数次的出使，除了“示中国富强，四夷来贺”的政治作秀外，很难说对大明朝有什么实惠。
28年间七下西洋，200余艘宝船、战船、粮船等，每次两万余人的随行。
去时，像节日里隆重的游行，带着大量的装备和礼品；归时，像个庞大的马戏团，装满了各种奇珍异兽。送出去的是瓷器、绸缎、纱绢、棉布、铁器和各种技术（农耕、木器、铁器制作）的输出；迎回的除了动物，就是各种奢侈品，如香料、珍珠等。
经年累月，入不敷出的互动，很难持久
。就像世界历史上有组织的伟大远航，多有实惠的动机，不是为了财富，就是为了土地。
公元前15世纪，埃及女王哈特谢普林特的舰队远航班图岛，是为了黄金与香料。公元15世纪哥伦布寻找新航路，也是为了大汗国的黄金与香料。由此可知，西方的大航海，目的是夺取殖民地，掠夺巨大的财富，给当地的人民带来的是战乱和灾难。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可是郑和下西洋不仅没有掠夺别国的财富，还给予各国大量的馈赠，以及和平与安定。
仅有的朝贡贸易原则是厚往薄来，现在看来其经济实质就有些荒唐的可笑。
异邦番国“慕利”来朝，大臣们极力抵制，辉煌终将落幕
“殊方异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华夏中央帝国宗主的政治理想也落入了一个往复循环的荒唐游戏。
七下西洋，确有许多异邦远国遣使来朝，
但他们是“慕义”而来，还是“慕利”而来，动机和效果都值得玩味。
根据史料分析，后来的事态表明，其朝贡是虚，市利为实。
帝国慷慨给赐、宴乐劳之、接来送往的代价毕竟太大了。于是朝堂众臣极力反对，
他们有许多正义的理由
：
数百万的花费、几万人的生命，换回的只是帝王所用的奢侈品，异兽奇珍于国家何益？他们害怕阴险的太监鼓动好大喜功的皇帝去茫茫大海上继续挥霍老百姓的民脂民膏。
于是一个皇帝诏令的远航，由另一个皇帝下旨停止，对于那个时代，他阻碍的或许不是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是避免了一场浩大的灾难。
远航停止了，也就永远停止了。
郑和轰轰烈烈的远航并未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反而预示着曾经无比辉煌的东方文明称雄天下的时代，行将结束。
15世纪前半叶，中国势力淡出海洋；后半叶，西方欧洲国家开始向世界扩张。
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抒发了这样的感慨和疑惑：
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郑和下西洋拉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但中国却错失了最好的机会，从此西方国家从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逐渐兴起，逐渐超越了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
郑和下西洋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不合理的挥霍，在政治上的表现就如作秀般的虚伪。
带着帝王的使命，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宣谕、敕封、市易，将小国的贡使接来送去，用华丽的词句渲染空洞的成就，满足皇帝狂妄的虚荣和野心。
他将一生的荣耀和努力都投注到一场无聊且虚伪的戏剧中，试图将天下秩序从华夏九州推广到海洋诸国。
明帝国的雄心甚大，但却是难以实现的理想。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如此紧密。
当今世界全球化秩序体系中，其实还在考验着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思想“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孰优孰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