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宋高宗、孝宗父子,丞相张浚、张栻父子,共同创造的盛世-----乾淳之治

宋高宗、孝宗父子,丞相张浚、张栻父子,共同创造的盛世-----乾淳之治

编者按:创造乾淳之治的核心人物,是皇帝赵构、赵眘父子,丞相、抗金统帅张浚,张浚长子岳麓书院山长、道学宗主张栻。

转载百度百科 乾淳之治,指宋孝宗在位期间出现的太平盛世。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

宋孝宗平反岳飞冤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在内政上,宋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

此间,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宋孝宗专心理政,百姓富裕,五谷丰登,太平安乐,史称“乾淳之治”。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一直在金国的威胁之下,而且南宋内部问题多多,士风日下,吏治腐败。官俸和军费占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收入。宋高宗时期,政府加重税,又使农民造反。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禅位于赵昚,是为宋孝宗。

宋孝宗即位后,颇欲有番作为,改革朝政,力图恢复,他给岳飞平反,又将秦桧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战派,锐意收复中原。重新拜张浚为相。并且,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 [1]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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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吸取秦桧长期位居宰相、形成盘根错节势力的教训,大大缩短了宰执的任期。孝宗时刻提防宰执发展个人势力,结成朋党。孝宗还十分严格地遵守外戚不预政的“家法” ,成功地防止了如同后来韩侂胄、贾似道以外戚擅权揽政的局面。在宰执集团内部的宰相与执政的关系上,宋孝宗也力图使参知政事成为牵制宰相的力量。

宋孝宗

北宋初年,参知政事的设立,确实起到了分割、削弱相权的作用,而且宰执间议论政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责,退不相衔”。但是,在“元丰改制”后,参知政事废而不置,其职事归中书、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垂,成为宰相的属官。南宋建立后,虽复置参知政事一职,但其地位、权力和作用已不能和初设时相比。

此外,宋孝宗还加强台谏官的监察职能,其主要目标是针对宰执集团,尤其是针对宰相的。首先,孝宗将台谏官的除授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切断宰相与台谏官之间互相援引、倚为鹰犬的关系。孝宗勤于理政,在南宋诸帝中还是出类拔萃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蚤夜孜孜不敢怠惶,每日灵时已无一则自事,思日: 岂有未至者乎? 则求三两事反复思虑,唯恐有失。” [2] 以致在他禅位光宗的前一天,还在亲自除吏。通过对孝宗理政的考察,不难发现,在他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的背后,隐藏着他对大臣百官的不信任,唯恐被他们蒙弊。 [3]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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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整军兴武,宋孝宗在五年间,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还积极选拔将领,自己也学习骑射。南宋的军队战力有很大的提高。 [4]

南北对峙

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虞允文于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枢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

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后,却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与虞允文相约东西两路攻金的战略落空。

此后,宋孝宗虽然也整军练武,积极作好攻金的准备,又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以之激化矛盾,引发军事对抗,但他既受制于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们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 [5] 。

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

但始终制约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岁的高龄去世,宋孝宗已是年过60的花甲老人。

南宋的政局需要不断的扩充军事力量,在内地和边防增招兵员,但是鉴于当时养兵费用浩繁,宋孝宗大胆改革军事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兵制。“籍民家三丁取一,以为义兵,授之弓弩,教以战阵,农隙之时,聚而教之”。义兵制的实质在于寓兵于农。义兵既不脱离生产,又不荒废教阅,既壮大了军事力量,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当时四川地区共有义兵5.3 万人,与等额官军相比,每年节省财政开支六七百万。采取义兵制也是迫于当时国家的需要,一方面军事力量不足难以抵御外侵,一方面国内经济尚需发展,民不富裕,财政压力大,因而只能采取此种能稍稍两全之策。像选拔文官一样,宋孝宗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要求各地荐举将领不受等级和数量的限制,经武举考试合格者,还必须到军中涪熟军政7年,枢密院设置诸军大小将领的花名册,以备随时抽验考核。 [6]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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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财政

宋孝宗为了恢复北宋中期的盛况,首先从整顿内政入手,安定民心,改变以往赈灾方式,就是社仓法。又改变盐钞,将官府拖欠盐商的钱还给盐商,又放宽了盐的专卖。宋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加耗。大力削减冗官,又严格控制萌补任子,以前不加考核的官员儿子即可当官的情况没有了。对官吏还经常考察实际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职。

发展经济

注意发展经济和文化发展经济,首先在于减轻人民负担。宋孝宗不仅屡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而且注意实效。例如,南宋初年以来,经常提前征收本税季的田赋,称为“预催”。夏税虽然规定是八月半纳毕,而主管税收的户部却规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临安。到宋孝宗时,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户部,各地必须三、四月就要征收,而此时的农作物根本没有成熟,虽然多次下诏禁止,但户部并不执行。因为,每年四、五月间指靠预催到的61万贯折帛钱供开支使用,若不预催,“恐至期缺误”。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后就说:“既是违法病民,朝廷须别作措置,安可置而不问。”于是,参知政事龚茂良提出,将户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库借的60万贯钱,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户部自无缺用,可以禁止预催之弊”。宋孝宗随即下诏,此后必须按照规定时间收田赋,违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预催问题,在宋孝宗亲自干涉下终于得到解决,至少在宋孝宗时期因而“民力少宽” [7] 。

又如地方官常以“羡余”名义进奉钱财,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时就指出:“今日财赋安得有余”,并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进献的“羡余”。

但到淳熙五年,绍兴知府张津,又将“本府支用剩钱四十万贯”作为羡余进献,宋孝宗诏令将此钱即作为“代纳今年和买、身丁(税钱)之半” [8] ,如有的人户今年已纳,则折算成明年应纳税钱之数,宋孝宗以之“警厉臣工,风动中外”,规劝官员为民多办实事。

兴修水利

宋孝宗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勉农桑,尽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 [9] ,而且注重水利的实效。

如在淳熙二年(1175)时指出:“昨委诸路兴修水利,以备旱干,今岁灾伤,乃不见有灌溉之利,若非当来修筑灭裂,即是元申失实”,并对江东路失职官员给予降官以示惩罚。

孝宗时“水利之兴,在在而有,其以功绩闻者既加之赏矣,否则罚亦必行,是以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 [10] ,虽不无夸张,但大体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改革纸币

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兴元年(1163),即下诏将会子加盖“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户部发行的纸币,增加其权威性,以促进其流通。

宋孝宗对会子十分关心。

会子

“楮(会子)未至于滞(指民众不信任而难于流通)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广行堆垛本钱(即纸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以给之;楮未至于轻(指贬值)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多(指发行量过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现)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 [11] ,即是对宋孝宗纸币政策的评价。

由于政策恰当,保持了纸币币值的稳定与流通,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宋孝宗时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的反映。

轻徭薄赋

宋孝宗在位时期,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经济、文化最繁荣兴盛的时期,宋孝宗不仅慎选官吏,注意吏治,还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轻徭薄赋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无额上供钱时说:“既无名额,则是白取于民也”。又如遇到灾荒,宋代例将当年税赋移到丰收年,分为二或三年补纳,孝宗也说既是灾荒,不应再收税赋,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福建路兴化军(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犹剩米”为名,额外征收2.4万多石供应福州,孝宗于乾道元年减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将剩余部分全部减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县)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职自唐景福二年至后梁乾化三年前后,893—913年左右)时,增收的额外“科杂钱”1.2万多缗,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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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文化

宋孝宗一改北宋后期与南宋初期,树一派打一派的学术政策,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

宋孝宗虽也对新学有一些微辞,但对理学派攻击新学推崇理学却并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学录魏掞之攻击“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惑主听,游人心,驯致祸乱”,“请废王安石父子从祀,追爵程颐,列于祀典”,不仅不予理会,还将他出为台州州学教授。 [12]

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苏氏蜀学,在宋孝宗即位后重新兴起。宋孝宗为苏轼文集作序赞扬,并追谥苏轼“文忠”、苏辙“文定”,追赠苏轼太师,对苏氏蜀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正是宋孝宗倡导的百家争鸣、共同发展的学术环境,才使得58岁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说:“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 [13] 在随后举出的诸子中,不仅有理学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学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学派的苏轼。由于有这样的社会环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学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学者黄震所称许的∶孝宗乾(道)淳(熙)时,“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

其时,不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如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著名词人辛弃疾等,他们都活跃在宋孝宗时期。 [14]

文化繁荣

理学的发展政治的相对清明,学术思想比较开放,经济发展,社会繁荣,带来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兴盛与发展。

正如南宋末年的黄震所说:“乾、淳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孝宗朝是南宋思想界最活跃的时代,南宋的著名学派差不多都是这个时期形成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朱熹,就是在此时逐渐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形成集理学大成的学派。朱熹出生于尤溪,主要活动于建阳、崇安(今武夷山市),都属于福建路,称为闽学派。

理学心学学派的创建者陆九渊,江西路金溪人,因而也称江西学派,也是在此期内形成。著名的“鹅湖之会”,就是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两大学者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县城(今铅山东南)东北的鹅湖寺,进行的著名哲学辩论会。

反理学的主要学派是陈亮、叶适的功利学派。陈亮出生和主要活动在永康(今属浙江),也称永康学派。他倡导功利主义,反对空谈义理。在淳熙九年以后的数年间,与朱熹通过书信展开了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叶适是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是永嘉学派的代表,其观点和陈亮相近。他们倡导的事功之学,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相抗衡,鼎足而三。

此外,还有张栻为代表的理学湖湘学派、吕祖谦为代表的吕氏婺学派、唐仲友为代表的唐氏婺学派,等等,反映了孝宗时期的学术繁荣。

文学与教育文学方面,如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主要活动期都在孝宗朝。大诗人陆游创作最多的时期,是乾道六年至淳熙五年期间,后来汇编入《剑南诗稿》,诗人正是在此时获得“诗家三昧”的。而诗人杨万里自称也是“戊戌(淳熙五年)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作诗,忽若有悟”,从而走上诗歌创新之路,创作出大量清新而雅俗共赏的诗篇。范成大于乾道六年出使金朝,不辱使命,还写下了72首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诗篇,后任至副相(参知政事),其所写反映人民生活的田园诗,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田园诗的典范。尤袤也是当时的著名诗人。辛弃疾在孝宗朝历任封疆大吏,所作大量词作,慷慨豪放,是苏轼之后的第一人,充满爱国主义思想,反映时代精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学术繁荣也带来了教育的发达,除了国家办的府学、州学、县学,南宋书院大量兴起,也在孝宗时。

官员修建的,如乾道元年潭州知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淳熙六年南康(今江西星子)知军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淳熙十二年衡州知州潘时重建石鼓书院等。私人创办的书院更多,著名的有朱熹于淳熙十年在武夷山下创办的武夷精舍,陆九渊于淳熙十三年被免职后回家乡贵溪象山创办的象山书院,婺州城东的吕祖谦创办的丽泽书院,等等。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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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史称“乾淳之治”,史称为“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15] 。

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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