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商殷墟聚落内存在着大量以铜器为代表的东土诸族的实物遗存，涉及族氏组织者至少有四十余个。就现有材料言，殷墟东土器以东土诸部的亚族（亦即分支）居多，如亚疑、亚弜、亚夫、亚舟、亚貘、亚奚、亚鱼、亚止（沚）、亚长、亚鬥等，均为显例。亚”是一种武职官名，地位颇高，相当于外地“军区”将领。因为有很多“军区”，所以卜辞中有“多亚”。卜辞有“亚族、亚其、亚般、亚侯”等为国族名和爵位。在商代族徽铭文中如亚戈、亚牧、亚万、亚古等，多为商代册封的方国之一。亚为中央之官，与商王朝有着密切关系。卜辞有“子”族、“子嗣”、“祖先”、“子某”等多种含义以上诸多历史信息应与商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子姓、爵称、王子、族长美称等。
亚可能就是王的变形。“亚字形墓”是一种非商王莫属的王墓。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此形墓一座，是殷墟以外地点发现的唯一墓例，它被推定为薄姑方国君王之墓。商代的亚字形墓均出现在商代晚期，是中国历代墓葬种类中独一无二的形式，也是从远古到西周期间所见规模最宏大的墓型。大汶口文化从陶棺、石棺发展到木棺或木椁，再到棺椁组合出现，绝非偶然现象，这正是棺椁制度初步形成的过程。到了龙山时期，棺椁制度日趋完善。棺椁制度作为固定社会分层、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在夏商周时期得到继承和完善，成为夏商周三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汶口文化从陶棺、石棺发展到木棺或木椁，再到棺椁组合出现
大汶口文化礼器组合
大汶口文化白陶礼器组合
大汶口文化 礼出东方
商朝建立之后一共迁都过8次，分别：
1、是仲丁从亳（今山东曹县）迁于隞（今河南郑州）；
2、河亶甲从嚣迁于相（今河南安阳内黄）；
3、祖乙自相迁于耿（今山西河津）；
4、祖乙自耿迁于邢（今河南温县东）；
5、祖乙自邢迁于庇（今山东菏泽）；
6、南庚自庇迁于奄（今山东曲阜）；
7、盘庚自奄（今山东曲阜）南渡大河迁于亳（今河南商丘）；
8、盘庚十四年迁于殷（今河南安阳）。
商人自始祖契至上甲微时，主要活动于太行至泰山之间的古黄河下游地区，而商人起源地域也应该在此范围之内。
在夏商周三代礼制中，器物组合制度是重要的表现形式。而早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已经出现器物组合的端倪。随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山东地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如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
大汶口文化礼器组合
大汶口文化觚形杯
大汶口文化觚形杯型式图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父系社会步入农耕文明，建立明确的辈分关系，强化男性父权的主导作用，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家族崛起，这样繁衍、发展出的众多家族组成的血缘集团，形成了高级酋邦。酋邦是一种超出村落、部落以至部落联盟的政治整合形式，拥有集中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聚落规模剧增，人口集中化趋势明显，已很像早期国家。民族意识的发展孕育，是从大汶口文化父系社会开始的，产出了三种意识：祖先意识、权力意识和图腾意识。祖先意识的基础是血缘意识，血缘本为自然之缘，当其上升到社会层面，就超越其自然性而具有文化性。寻祖，一直往上推，会找到“共祖”。共祖认定，族群自然成立。
大汶口文化陶文，反映出民族意识和社会阶层
大汶口文化陶符共有二十余个，反映出不同的阶层职能。其具体含义亦有众多不同解释，除了图像文字或原始文字的解释外，还有天象历法符号、自然崇拜符号、祭祀符号、氏族标记（族徽文字）。1、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上有「日月山」「日火山」「日鸟山」等陶符，表明当时拥有陶符族徽的父系社会首领太昊，以泰山为中心，拥有最高的王权、军权，主持祭祖、祭日、祭泰山等仪式，对大汶口文化各区域拥有统帅权，各区域大汶口人群形成了同族归属感，孕育着民族观念的雏形，山东、皖北、苏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却有相同的陶符族徽，必是同一个族群，已具备民族属性，即【昊族】。大汶口文化属两昊文化。少昊和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以陶符“飞鸟负日”或者“含日之鸟”为族徽，向离泰山更远的地区迁徙扩张。因此，少昊集团的“飞鸟负日”族徽，去掉了“山”字。太昊被尊为三皇五帝之首，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少昊是五帝之一，为东方嬴姓和商族子姓之父。2、大汶口文化墓主常随葬斧钺、武器，拥有陶符「钺」，无疑是掌握军事指挥权力的男性首领，以表现尊严和由武力主导的社会秩序。3、大汶口文化陶符「锄」，多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内，墓主可能是管理农务的尊君，被尊为农神。4、陶符「植+坛」是大汶口人崇拜地母、种植农作物的原始摹画，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内，墓主生前可能是祭祀的主持者兼祭司，主要是祈求农业丰收。5、陶符「凸」，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内，墓主无疑是酿酒专家兼酒器造型大师，制造出最精美的酒器，被尊为酒神。6、陶符「⟣」，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内，墓主无疑是威望很高的星象官，观测星象，判别节候、记载年月时日，编制历法。
商代各类族徽铭文，明显是在大汶口文化族徽陶文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出来的，形成了三种意识：祖先意识、权力意识和图腾意识。
亚鸟出戟觚，是商代晚期饮酒器，底部有图形铭文，释为“亚鸟”，此觚因而得名亚鸟出戟觚，继承着大汶口文化陶觚的造型风格。
安阳洹北商城（商代中期），其时代早于殷墟（商代晚期），发现一件骨匕残件上刻有「戈亞」两字，其写法和殷墟甲骨文完全一样，时期比殷墟要早近百年，但除这一件「戈亞」骨匕之外，洹北商城出土的甲骨上并没有文字的踪迹。
亚形中竚立着骄傲的鸟，与父丁和另外两个不识的字形，似乎构成了一句短语，或一个与父丁有关的故事，向人们指示为具有高贵的鸟图腾的父丁作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殷人史诗《玄鸟篇》。
山东龙山文化 青玉鹰攫人面珮
龙山文化青玉鹰攫人面珮，以动物名称命名氏族或作为祖神像，是原始宗教中图腾崇拜及祖灵崇拜的重要内容。此玉佩极可能是距今约4000年前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少昊氏族的族徽或祖神像。商族以玄鸟为图腾，源于东夷人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崇拜自己的先祖白帝少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大汶口文化彩陶盂形罐上的变体兽面纹
大汶口文化彩陶盂形罐上的变体兽面纹，出现的时间较早，可能是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兽面纹的前身，也是后来被称作饕餮纹的祖型。
山东龙山文化兽面纹玉锛
龙山文化兽面纹
龙山文化兽面纹比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更加抽象，也更接近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形象，所以龙山文化的兽面纹是兽面纹从产生到成熟的中介环节，也是商代饕餮纹的祖型。
亚伯鼎
亚伯鼎 （商末周初）。“亚”是贵族尊号，“伯”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首领，卜辞称“某伯”或“伯某”，他们主要参与军事行动和受王命，与王室关系相对稳定。
可知卜辞中存在三种“伯”：第一种占大多数，为服属于殷商王室的族群首领，卜辞称“某伯”或“伯某”，他们主要参与军事行动和受王命，与王室关系相对稳定；第二是“某方”的首领，一般称“某方伯”；第三是“某方”下属的族群首领，称“某伯”。后二者大多为被征伐或献祭的对象，属殷商境外的族群势力。从“伯”的内容特点以及人头骨刻辞的特征来看，“伯”当指殷商境内与境外非殷商宗室的地方族群首领。
济南大辛庄遗址、菏泽安邱堌堆遗址、菏泽莘冢集遗址、聊城南陈庄遗址、济宁尹家城遗址、枣庄滕州前掌大遗址发现有二里岗时期的早商遗存，从二里岗上层期段到殷墟晚期连续发展没有间断，与岳石文化共存，呈现的是渐进式和融合式的方式。这样的融合现象被解读为“夷商联盟”，表明早商至晚商时期鲁西已经存在一些方国，比如商奄国、蒲姑国、己国、莒国、薛国等夷人城邦。
大批“亚醜”青铜器出土于山东青州苏埠屯商墓，更多的学者倾向认为：这里可能是“亚醜”族的墓地，该墓主人则可能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亚醜”是一个势力强大的独立方国，它属于古老的东夷部族，是商的重要同盟者。更重要的则是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郭沫若曾指出，亚醜是薄姑氏部族的族徽，结合一号墓的墓葬规模、殉葬奴隶数量和器物形制，考古学家推测这里可能是薄姑氏部族的王陵墓地，墓主人极可能就是薄姑氏部族的国君。《世本.氏族篇》：“蒲，嬴姓，伯益后”。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西周年表》推算，蒲姑存续时间约为公元前1430-1040年，薄姑国共经历了460多年。全国目前共计出土有40多件铜钺，而亚醜钺制作精美，体型巨大，堪称钺中精品。
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初年的周公东征鼎，铭曰：“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白、甫古咸斩。公归获于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贝百朋，用作尊鼎”。据唐兰先生考证，铭文中的“甫古”即“蒲姑”的古文字，周王朝为了纪念伐灭薄姑国的胜利，专门铸造了这尊青铜鼎，这是证明薄姑国历史唯一的实物资料。薄姑国，因帮助商纣王之子武庚起兵反周，周公大军东征之际被姜太公征服。姜太公立国的地盘便是薄姑国。
山东苏埠屯商代墓地出土的人面铜钺，该墓主人则可能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铜钺作为礼兵器，更重要的则是权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出现于早商。钺几乎都出土于高级贵族大墓。到了西周时就少了，西周晚期基本上消失。
殷墟54号大墓，出土的青铜器131件上有铭文。出土的7件青铜钺 (殷墟墓葬中出土青铜钺最多)中，6件铸有 “亚长”字样。专家认为，“亚长”就是墓主人的身份标签。 “亚”是武官的称谓，“长”是家族姓氏，在河南省鹿邑县的一座西周墓中，也发现了带有“长”字铭文的青铜礼器，说明长族直到西周时期都是地位很高的贵族。殷墟54号大墓主亚长，通过牙齿里锶的微量元素比值研究，亚长的锶同位素远远高于殷墟当地普通人，他体内重氧含量也远远高于殷墟本地人，不是安阳本地人，而离海洋越近人体内的重氧含量就越高，来自东部沿海地区。据有关专家考证，长国原是商王朝的重要盟邦，是东夷族的一支。
举方鼎
举方鼎
1957年山东长清小屯出土的举方鼎，腹内壁铸铭文“举祖辛禹口”，第一字为族徽符号。通过对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等的研究，得知“举”族是商代晚期一支强大的宗族，在商王室中担任重要官职，受到商王重用，武丁时期，曾多次参与征伐西部边邑异族的战争，为商王室立下赫赫战功。至西周时期，周王对商代遗民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举”族及其支族被迁到各个诸侯国，并逐渐融入到周人及其他族人之中。
亚朿父丁方觚
亚朿父丁方觚铭文
亚朿父丁方觚（商代晚期）。从武丁到商纣的整个晚商时期，东土鲁中始终有一朿地，据有朿地之族则为朿族。传世器有册朿父己鼎，恰好说明部分朿族成员搬迁至商王都，殷墟朿族成员曾任王朝作册，也即文书之类的职务，故追随商王定居王城。
在商前期，或者说在武丁早期，“亚其”国族就能铸造如此精美的大量青铜饮酒器，而且贡献给领兵南征北战的武丁妃妇好，说明“亚其”国族是个历史悠久，势力强大，与商王室有密切关系，曾跟随妇好南征北战的显赫国族。
《广雅疏证》注云：“鉏，齐谓之兹其。”《仓颉篇》云：“鉏，兹其也。”《孟子、公孙丑篇》云：“虽有鎡基，不如待时。”后羿封地“鉏”，也谓“兹其”，“鉏”也与“其”通。东夷首领伯益乃其氏的祖先，属嬴姓，山东益地乃其氏族的祖地，益都也有箕山，故此箕山即应其氏祖居之地，益都乃伯益故地。
㠱侯亚矣盉
㠱侯亚矣盉铭文
㠱侯亚矣盉（商末周初）。清朝末年，北京卢沟桥附近出土一青铜盉（《集成》09439）铭文为：“㠱侯亚矣。匽（燕）侯易（赐）亚贝，作父乙宝尊彝。”全文的意思是：燕侯赐贝给㠱侯亚矣国族的“亚”，“亚”用此贝为父乙作了这个宝尊彝器。此盉铭文说明：㠱侯亚矣国族的“亚”，为燕国君做事，燕侯赐贝给“亚”。
有人认为“㠱”是个单独的、完整的文字，但也有学者对此怀疑，认为这是由“己”和“其”两个氏族结合的一个新的复合氏族符号，亦即“复合族徽”。东方旧族，从征幽燕。殷遗东方旧族在燕国可能仍保持原有的氏族组织，都有其领地采邑。发现于辽宁喀左的《裴方鼎》器底是“㠱侯亚矣”，㠱(己、其)器数量庞大，分布面很广，除今山东外，北京、河北、河南、陕西、辽宁都有出土，说明商末周初㠱族的贵族首领的活动范围相当大。
亚矣方鼎
亚矣方鼎
亚矣方鼎（商代晚期），内壁铸有“亚矣”两字。
目前已知的“己其矣”器，除去数量多、分布面广外，还有个重要特点就是历史悠久。在已知的“己其矣”器中，最多的不是周时器，而是殷商器。《黄县㠱器》一书中，列出㠱器43个器号，共73件。其中的19个器号，45件为殷商器，大多出土于殷墟安阳。这45 件亚矣器，都是历经武丁、祖庚、祖甲三朝的贞人亚矣本人所作。这45件亚矣器彰显了己（㠱）国族在殷商时的历史地位和功勋。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在武丁妃妇好墓中出土了“亚其”器25件，其中亚其爵13器、亚其觚10器。在武丁早期，“亚其”国族就能铸造如此精美的大量青铜酒器，而且贡献给能领兵南征北战的武丁妃妇好，说明“亚其”国族是个历史悠久，势力强大，与王室有密切关系，曾跟随妇好征战的显赫国族。
《“亚矣”族铜器研究》一文中，共列出124件“亚其矣”族铜器，其中类25 种、59件出土地于安阳。亚其矣铜器大量在安阳出土，说明亚其矣国族几代在王室供职，因此死后葬于该地，卜辞证明矣是在王朝服务的，并且身历数帝。既然如此，他死后便能葬在殷都一带，生前铸造的亚矣合文铜器，绝大部分能随之殉葬，因此在安阳出土。这个族徽都代表着“己”、“其”、“矣”这三族氏的联合，是个部族联合体的徽文。
孤竹亚微方罍
孤竹亚微方罍
孤竹亚微方罍
孤竹国
1973年辽宁喀左县出土孤竹亚微方罍。此罍铸造时间距今约为3300年，属于商末周初的器物。据统计，在辽宁省朝阳地区，南至喀左山嘴子镇，北迄朝阳县大庙乡，沿大凌河两岸110千米长的地域内，共计出土商周青铜礼器69件。许多青铜器上刻有“孤竹”的铭文。
通过考证“父丁孤竹罍”铭文和族徽，专家得出结论：此件青铜器是孤竹国的国君“亚微”为“父丁”所制。孤竹国是商王室所封的同姓诸侯国，位于冀东辽西一带，兴盛于商代，被齐桓公所灭。伯夷叔齐是商末周初著名的贤人，并且是孤竹国君及其王子，在殷商国度历任要职。殷商灭亡后，伯夷叔齐忠于祖国，耻为周臣，不食周粟而死。孔子曰："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孟子曰："伯夷叔齐，圣之清者也"。
孤竹国灭亡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660年左右。《国语》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 齐恒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北伐山戎救燕，顺手就灭亡了孤竹国，南伐楚国，称霸中原。喀左所藏的这批孤竹国国宝，就是在齐军大兵压境，国家即将灭亡之时而匆匆掩埋的。
与“邲其”相关的铭文记载表明："亚邲其"是负责王室祭祀活动的高级官吏，生活在当时殷商晚期都城，应为当时的大族。铸器者邲其是商代帝辛时期的重臣。亚邲其”青铜器为什么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可能亚邲其斝在河南安阳铸造使用，在周人灭商时被掠夺至岐山处；也可能是殷商贵族人才被周人笼络，亚邲其斝作为实用器被带到了周原。
亚牧父辛方鼎
亚牧父辛方鼎
亚牧父辛方鼎（商代晚期） 全铭释为「作父辛宝尊彝，亚牧」。「亚」字是代表家族之义，「亚牧」意即牧氏家族。全铭可释为，牧氏家族为其宗庙内祭祀「父辛」而制此尊贵的盛肉礼器。「父辛」即高辛帝·喾，属于东夷神话体系中的人物之一。少昊之后帝喾是高辛氏部落的首领称号，帝喾部落是夷人的一个分支。
亚孳父辛盉
亚孳父辛盉（商代晚期）。「亚」字是高级官吏，「亚孳」意即孳氏家族。为其宗庙内祭祀「父辛」而制此尊贵的盛酒礼器。「父辛」即高辛帝·喾，属于东夷神话体系中的人物之一。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编号370）有“覃”字，商青铜器亞覃父丁爵、覃父己爵、亞共覃父乙、亞覃尊、亞覃父乙卣以及西周青铜器晉姜鼎等有金文“覃”字。姓氏古籍普遍认为，覃姓的始祖为大禹助手伯益，覃方为伯益后裔所建方国，为嬴姓。商代覃方应该就在夏之覃怀之地，相关晚商覃方铜器有“覃父已卤”、“覃父已爵”、“亚中覃父乙”、“亚共覃父乙簋”等。《路史》：“伯益之后有谭等十八国皆嬴姓。”谭国和覃方同为伯益之后，两则是承续关系，即商代覃方在周取代商后成了谭国，是东夷嬴姓诸国之一。据《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 齐灭谭后，谭国国君溜之大吉，逃往莒国。商代覃方之后有覃姓，是现在覃姓的来源；而谭国国人以国名为氏，形成谭姓，今谭姓后人皆尊以谭国故地龙山镇为其发源地。
《诗经·大东》一诗就是当时谭国的一位大夫所写，详细描述了被征服的东方诸国对周王朝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同时也揭露了包括谭国在内的东夷各国在周王朝统治下所遭受的深重苦难。所谓“大东”就是对距离周都镐京较远的东方各国的统称，“小东”就是对距离镐京较近的东方各国的统称。
亚獏父丁尊
亚獏父丁尊盖铭文
四祀邲其卣（商代晚期），故宫博物院藏。传河南安阳出土，是商辛四年商王赏赐亚貘家族的酒器。
亚貘父丁
盖仙与器内底有相同的铭文为"亚貘父丁" 四字。外底铭文计八行四十二字。铭文记载了弋其随同商王祭祀商王祖先帝乙，并得到了王的赏赐，弋其因受荣宠而铸器以纪念此事。四祀邲其卣铭文是现存铭文中的长铭之一。铭文铸造精工，文字上下错落有致，书体雄浑有力，具有商代后期典型的波磔体风格。铭文内容保存了商代贵族祭典和社会生活的一些情况。是研究商代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戍鼎》（商代晚期）器内壁铸铭3行27字：“亞卬。丁卯，王令宜子会西方于省。唯返，王賞戍貝二朋。用乍[ 作] 父乙。”
“亞”是高级外交官，“卬”为家族姓氏。这条铭文的大意：重臣卬氏。丁卯之日，商王命令宜子与西方势力在驻扎的省地会面谈判。宜子返回王廷，商王赏赐贝币两朋（朋为计量单位，一朋有五贝、十贝之说），用于铸造已故祖父（父乙）的祭器。
亚弓觚
亚弓觚
孔子博物馆收藏的亚弓觚，可能是一个叫亚弓的贵族献给王室的贡品。
亚箕疑母辛作彝
亚亦父丁
亚畐父乙疑
明亚□父乙觯（商代晚期）
明亚□父乙觯（商代晚期）
商代 殷墟三期 亚古父己觚
青铜兽面纹尊（商代晚期），铸铭「亚眉父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