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于维系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的影响下，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自太祖赵匡胤开始，非常重视科举取士，在招贤纳才方面一改以往的僵化形式，更加注重实用性与合理性的结合。
宋代科举制度的革新，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对同处教育领域的官学教育影响更甚，在宋初三朝，官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一片惨淡景象。下面，本文就将从多个角度来论述宋代科举对官学教育的影响。
一、宋初——重科举而轻官学
在古代，科举考试的唯一目的，就是集天下之英才，选拔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各级官员。对于广大士大夫而言，在数千年儒家传统"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下，投身于政治活动是他们寒窗苦读的终极目标，更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
1.渊源——以文治国政策下科举的重要地位
⑴尊崇古法，科举取士
宋朝是科举制承前启后的朝代，也是臻于成熟的朝代。宋太祖黄袍加身夺取后周政权后，吸取唐末和五代十国战火连绵、政权更迭的惨痛教训，为了避免地方军阀手握重兵权倾一方，陷入藩镇割据与混战不休的泥潭，维护宋王朝政权的长治久安，建国后赵匡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信文人士大夫，通过"杯酒释兵权"加大对军队的控制，实行重文轻武，文人治国的基本国策，甚至还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祖训。终宋一代，"崇文轻武"的文治思想都被统治者作为治国之本。正因如此，宋朝统治者开始重用读书人，并十分重视科举考试。
⑵周期性长：官学教育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北宋王朝政权是在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状态下建立起来的，统治者迫切需要大批能够治国理政的政治人才，但由于官学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有着较长的周期性，决定了其无法及时充分地满足朝廷对人才的急切需要，统治者不得不寻求一种更为快速便捷的方法。能够在短期之内选拔出可用之才，补吏员之不足的科举制在此时就显得成熟而又有效了。
2.体现——官学势微，生徒至寡
宋初三朝，官学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十分萧条。据杨亿在《武溪新集》的记述，太宗年间"学舍虽存，殊为湫隘；生徒至寡，仅至陵夷"，足可见当时中央官学发展的滞后。而这种势微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不无关系。可以说正是由于朝廷和读书人对科举的看重，才导致学校地位相对衰微这种情况的出现。
首先，自太宗朝起，朝廷便取消了科举考试中对门第的限制，广大有学识的寒门士子不必再受身份的地位的限制，皆可凭借真才实学入仕为官，到景德元年，还取消了请托行卷，废除了举荐制度的残余，此后，真宗一朝又建立了糊名和誊录制度，至此，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科举制度日臻成熟，并得到了广泛应用，许多读书人在统治者的因势利导下纷纷投入到科举考试之中。
二、内容——以应付科举为执教要义
科举考试与学习教育相辅相成，科举取士人数的不断增多，会极大地促进教育的发展。科举时代，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官学的学生都期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因而科举考试便自然而然成为了当时学校教育强有力的指挥棒，极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操纵着中央与地方学校的发展方向。两宋学校教育尤其发达，书院遍布天下，"取士不问家世"的社会风气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天下士子入学读书，科举出仕的积极性。
1.无法与考试紧密衔接，"仅一二十人听讲"
官学作为作为最正统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机构，所教授的内容基本上以传统儒家经典为主，即学生们主要学习的是"四书五经"，但这与当时科举考试所考查的要点并不能做到十足的贴合。就以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为例，据《宋史》的介绍，为"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在全部试题中，起首要决定性作用当属诗赋，更有甚者如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认为当时是"以诗赋进退，不考文论"，可见当时诗赋在考试中的重要地位。
但与此同时，只教学生"分习五经"的官学学习内容就显得与科举考试格格不入，对于众多读书人而言，官学教育从功利的角度而言意义不大，因而他们到学校进行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在平时的教学中则"无一二十人听讲者"，科举制度的发展对官学教育的影响由此便可见一斑。
2.兴学变革——从经术课程到诗赋策论
太祖时期，天下初定，取士人数相对较少，到了太宗时期，社会趋于稳定，朝廷急需能够帮助其治理国家的人才，因而统治者不断扩大科举取士规模，鼓励士人读书仕进，积极赞助文教，公私各方面踊跃办学。《宋史·选举志》记载太宗即位后下的一道诏书中说"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得政治之具亦"。
到了庆历年间，为了培养更多的有道之士，范仲淹向朝廷提出发展教育的主张，同时，还指出官学教育应"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兴学改革轰轰烈烈的拉开了序幕。在范仲淹看来，科举的题中之义本应是"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但在发展过程中，科举考试因自身固有的弊端而对教育、培养和选拔人才有着许多的局限性，因而为了顺应教育的发展，培养所需人才，朝廷改革科举科目的设置与考试要求的行动刻不容缓。
就这样，北宋政府开始大力推行官学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官学，不仅如此，还将官学的中及第率与官员的考课挂钩，科举及第人数的多少成为评价办学成效与官员工作的重要指标。由此一来，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官学，都纷纷一改以前单一刻板的经术课程，转而开始教授学生对诗赋策论方面内容的学习。就这样，朝廷介入后的官学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一如《司马光奏议》中所言，自庆历四年兴办官学以来，"隅缴塞四方百里之外，莫不皆有学"。
三、宋中后期——官学地位得到提高
1.客观上：相关硬性规定帮助生源重回官学
为了进一步巩固、振兴官学教育，宋代范仲淹对参加科举考试作出了许多条件性的补充。据《文献通考·选举考四》的记载，在当时士子们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赋，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也就是说士子必须要学满三百日才能应举，至于应过试的，亦须再进入官学学习一百天方可应试。这一举措，将在官学学习的时间作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先决条件，能够为中央与地方官学的生源提供保障，客观上有利于宋代官学教育的发展。
2.物质上：规模扩大，福利优厚
《宋史·选举三》中有载，公元1104年，即宋徽宗崇宁三年，朝廷下令"始定诸路增养县学弟子员，大县五十人，中县四十人，小县三十人。"可见徽宗年间，为了学校职能的更好发挥，所有的州县不仅一律可以设置学校，其规模亦有所扩大。同年十月，又下令在京城南门外营建了一所可以容纳3000名学生的"外学"，用以招待四方汇聚于此的求学之士。
徽宗一朝对官学改革的贡献绝不仅限于对官学建制与规模有所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提高太学生的待遇。就经济待遇而言，有"养士费"的设立，简言之就是由公家供给学习费用，再如对凡参加过公、私复试的州县学生一概免除其户役。在诸如此类福利政策的推动作用下，徽宗年间太学学生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3800余人，甚至超过了盛唐时期。
3.鼎盛时期：短暂的取而代之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时官学教育的地位较之前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科举的决定性地位仍未发生改变，诸多读书人仍以科举为重，并不专于学习。
为了改变这种社会风气，促进官学教育目的的实现，宋徽宗又下诏"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并罢"，自此，官学考试开始取代科举考试，至崇宁五年，随着"三舍法"的全面推行，官学教育很好的将养士与取士相结合，学校考试完全取代了科举考试。尽管科举只被取消了很短一段时间，但从士人教育的角度来看，对影响到了升学体系的健康发展，整个官学教育再次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大致了解了宋代科举对官学教育的影响。即在宋初，受到统治者以文治国思想的影响，重科举而轻官学的思想在整个社会大行其道。到了宋中期，随着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朝廷对人才的需求也不断扩大，科举制的重要地位愈发凸显，与此同时，为了能更好的适应考试的需要，宋朝廷开始对官学教育的内容进行改革，加入了与现实相关的诗赋与策论。
正是对官学教育一次次的变革，使得官学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焕发生机，甚至还短暂的将科举取而代之。科举制对官学教育的影响绝不是单方面的，他们二者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是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宋史》
2.《文献通考》
3.《武溪新集》
4.《范仲淹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