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右司谏韩琦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一份奏章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四人庸碌无能，大宋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
宋仁宗听取了韩琦的意见，当天就将这四人同时罢职，这就是宋人热议的“片纸落去四宰执”。
《清平乐》中讲到散朝之后，夏竦追上韩琦，夸赞他的战斗力指数前所未有的爆棚：“片纸落去四宰执，必可载入史册的呀。”
看看话不投机，韩琦冷言冷语带搭不理的，夏竦又换了个法子跟他套近乎：“前几日我得了几片残简，上面有几个字，折磨得我都快魔怔了，我遍查古书，可是还是没有……”
夏竦想说韩司谏你学识渊博，啥时候抽空帮着看看呗！没想到话没说完，韩琦就板着个俏脸，极不耐烦地扬长而去。
这段表面看是韩琦对夏竦的不屑，其实还说了夏竦的一个爱好。
夏竦自小聪明好学，以文学起家，有名一时，“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
被古字“折磨得我都快魔怔了”这句可不是编剧随手写的，有所本。《宋史》说夏竦“多识古文，学奇字，至夜以指画肤”，他平素爱研究古文奇字，碰上参研不透一时认不出的，往往食不知味寝不安枕，有时候晚上睡觉时还在身上比划着琢磨。
《宋史》依据的是宋神宗朝宰相王珪的祭文《夏文庄公竦神道碑》：“祥符中，郡国多献古鼎、钟、盘、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公乃学为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画侵肤，其勤若此。”
类似这样的小细节，在《清平乐》中数不胜数，至于观众能看出多少，那就看个人的造化了。有的，看个热闹；有的，会心一笑。
在这个在这个资本为王，电视剧已经进入集体弱智的时代，还能有这么一群人，能这么样的坚持精耕细作，让人感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坚持，我们才可能看到更多品质精良的东西。
“蒙你不弃，幸何如之”！
关于夏竦讨好韩琦这段，是编剧对他的一种看法，虽然爱耍心机，但夏竦却未必能干出这种低三下四的事。
王珪《夏文庄公竦神道碑》中说夏珪就因为自视甚高，很少高看他人，所以才人缘不好。
不过身居高位，夏竦也不翻着白眼自傲，基本是不卑不亢。“公自以材器高，未尝过许人，故士大夫遥生惮疑，而少己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贵执自安也。”
夏竦死后，仁宗准备赠谥号“文正”，然而司马光、刘敞等人坚决反对，言“世谓竦奸邪，而谥为正，不可”。仁宗没办法，最后改成了“文庄”。
南宋史家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大臣之谥极美者有二，本勋劳则忠献为大，论德业则文正为美”，“文正”，这是文官死后都希望得到的谥号，范仲淹就是“范文正公”，曾国藩是“曾文正公”，司马光死后也是谥号“文正”。
在唐朝和宋初时是“文贞”，魏征就是“文贞”，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就不能用了，“文正”最热门。
老宰相张知白去世后谥“文节”，御史王嘉言认为他“守道徇公，当官不挠，可谓正矣”，可谥“文正”，最终没能更改。
夏竦这回正相反，“文正”没当成。
“正”有“内外宾服”、“清白守洁”、“直道不挠”、“诚心格非”、“心无偏曲”、“守道不移”等义，未必有那么多人真在意，“正”字的字面意义就足够了。“忠”也好，“庄”也罢，都不如“正”来得直接全面，一身正气，啥都包括了。
仁宗对夏竦的印象都不错，想谥“文正”，对夏竦一生的评价很直接。
庆历七年（1047年），仁宗拟升夏竦为宰相，最终因为反对的太多而作罢，“乃复以为枢密使，进爵英国公”。
同时还御书飞白“忠信”赐之，安慰他虽然说你坏话的人多，不过就算全世界都跟你为敌，朕挺你！“为时谤伤者甚众，而朕独知卿也”。
这是王珪碑文中的说法，《宋史·王珪传》说王珪有个绰号是“三旨相公”，此人一向无主见，只知上殿“领圣旨”、面圣“听圣旨”、下朝“得圣旨”，就凭着这套全活儿，在朝中混得舒舒服服，“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
王珪这是应宋神宗的要求写的碑文，应当说他对夏竦的评价，是神宗也认可的。从真宗、仁宗到神宗，对这位臣子的评价都挺正面。
对夏竦的评价，向来两极分化，北宋的官员最爱用“君子”、“小人”来互怼，但恰恰最难用“君子”、“小人”来衡量，也正是这帮人，仁者见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