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莹子小趣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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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朝贡体系存在和运行的主要基础是多种形式的经济贸易，“朝贡国”的数量构成转向以海路为主。这也是宋代朝贡体系出现的新变化。
宋朝以中华正统自居，需建立名分世界中的朝贡体系以厘定华夷秩序。但在与辽金对峙中处于被动的宋朝何以构建其朝贡体系引发学者思考。
“华夷一统”的构建
宋朝建立伊始通过议德运、定服色，自定继承中华正统地位，理论上应建立“华夷一统”的朝贡体系。宋太祖和太宗前期确以建立“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为目标。宋朝为此做了多方准备。宋太宗君臣勾画了一个“守在四夷”的朝贡体系，令高丽和渤海联合抗辽的诏书使用的都是“华夷一统”的话语。宋朝“中华正统”的身份和立国之初的勃勃气象使周边势力对其寄予期待。荆南和后蜀的君臣预计宋朝必将“混一天下”、“一统海内”。归义军、甘州回鹘等都靠拢宋朝，高丽、女真、渤海等更旗帜鲜明地支持宋朝。有利的国际环境使宋朝君臣对实现“华夷一统”目标充满信心。但这一目标因雍熙北伐的惨败而流产，到澶渊之盟，宋、辽最终以条约方式确立了对等国家关系，一方面通过两国间的文书格式、外交用语、交聘礼仪加以确认，另一方面相互承认对方朝贡体系的存在，认可对方与高丽、西夏等双重朝贡国的朝贡关系。
宋朝将与归义军、交趾、河湟吐蕃和庆历前西夏的关系定为朝廷与藩镇关系。澶渊之盟后这一名分规定成为彰显朝贡秩序的重要政治行为。宋朝强调这些政权包括称帝后的西夏及其兼并地区为“汉唐旧疆”，与这些政权建立最完备的朝贡和册封关系，对每一位首领都实行册封，所封官衔种类最多，进封制度最为规范，但只封藩镇官衔而不封国王（庆历后西夏封国主）。宋朝所列“朝贡国”有40余个，加以册封的有10个，对其他诸国的册封制度都不如上述政权完备。这体现了宋朝放弃“华夷一统”目标后对“汉唐旧疆”权利主张的着力营造。北宋强调的“汉唐旧疆”并非汉唐昔日全部郡县，追求的不是恢复汉唐规模，更多的是维护政治权利和中华地位的话语。
“汉唐旧疆”这一主要只具话语意义的权利到南宋时也被放弃。与北宋相比，南宋朝贡体系的实际范围和主观态度都大为退缩。南宋与西夏交往之初即确立了对等关系，绍兴初又逐步断绝了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对大理也仅是贸易往来。淳熙元年封李天祚为安南国王，交趾由“藩镇”升为“藩国”，这意味着南宋放弃了最后一丝对“汉唐旧疆”的权利主张。见于记载与南宋有朝贡关系的仅交趾、占城等八国，实行册封的只交趾、占城、三佛齐、真腊和未见朝贡的阇婆。
朝贡体系下的多样形态
宋朝规定的朝贡体系是一元化、多层次的垂直体系，实际上从双向认识到区域秩序上却是多样形态并存的。朝贡诸国因区域环境和经济文化的差异，对宋朝的诉求和认识各有区别。北宋时境外诸国对宋朝的态度可分为三种：一是事大之礼，归义军和994年前的高丽与宋朝交往时及在其国内都能一定程度上遵行朝贡制度；二是内外有别，交趾、西夏、吐蕃、甘州、大理等与宋交往时形式上遵守朝贡制度，但朝贡制度对其国内政治无约束力；三是“自有各式”，于阗和南海诸国与宋朝距离遥远、文化差异大、政治需求少，对宋朝规定的名分秩序则基本不遵守。
实际存在的政治格局不可能是宋朝构想的简单垂直的朝贡体系，当时存在若干有着各自内在关联和相对独立性的区域秩序。以北宋为例，与其关系最密切的区域秩序有四组三角关系：宋—辽—西夏三角关系中辽掌握主导地位，抑制宋夏，谋求实利，宋则努力保持与西夏的君臣关系和辽的对等地位，西夏利用宋辽制衡谋求自立和扩展；宋—辽—高丽三角关系中辽仍居主导，宋总体是以宋辽关系为重的退避态度，在每次谋求幽燕时则企图联丽制辽，高丽则以国家安全至上，在宋辽间谋求自存；宋—西夏—吐蕃三角关系中北宋前期联蕃制夏，后期一度取蕃攻夏，西夏则谋取吐蕃，吐蕃联宋抗夏，后为对抗宋朝拓边又一度联夏抗宋；宋—交趾—占城三角关系中北宋前期谋求“恢复”交趾，联占抑交，熙宁战争后关系转以经济贸易为主，交趾保持与宋形式上的朝贡关系，同时致力于谋求地区霸主地位，占城则希望依靠宋约束交趾，宋放弃前期政策后占城完全臣服于交趾。此外，宋初西北地区存在着归义军、甘州、于阗、高昌诸政权间自我认同而与宋朝所定名分无关的区域秩序。交趾则努力构建自己的“小天下”。
宋朝对不同关系形态的朝贡者在外交文书中通用华夷君臣话语，以显示宋朝对朝贡秩序的规定权及其普遍适用性。国内朝贡、封禅等政治活动中也必演绎与四夷的君臣名分，使对内和对外的话语相统一，营造宋朝四夷怀服的气象和中华地位。
经济因素主导朝贡体系
王安石曾说宋对外开拓不患无名而患无力。宋朝对外的每一次关键战争都使其国际地位下降一步。宋初华夷一统的目标因雍熙战争而流产，宋朝期望的宋辽“华夷”关系变为对等关系。宋朝“恢复”交趾的目标也因两次战争不利而放弃，最终交趾由藩镇升为属国。本为“朝廷郡县”的西夏，庆历后也由藩镇升为属国。可以说，武力对于宋朝维持朝贡体系无益而有损。宋朝不实行和亲，也不对境外诸国实行纳质。宋朝朝贡体系得以存在和运行的主要基础是贡赐贸易和多形式的互市贸易。
贡赐贸易是宋朝维持朝贡体系的重要手段。宋朝实行“厚往薄来”的回赐制度，回赐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贡物折价，二是贡物折价以外的赏赐。贡物折价通常是按比例加饶或补零就整的加价赐予。贡物折价以外还有加赐、国王（首领）礼物、使节赏赐等无偿赐予。除回赐外，朝贡的另一大经济收获是使节贸易。西夏每一次朝贡中回赐加贸易所获不下20万缗。回鹘、于阗等国都以朝贡为名入宋贸易，货物多则十余万缗，少则五六万缗。
多种形式的互市贸易也在维持朝贡体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宋朝对西夏实行榷场贸易，将榷场和岁赐作为“绝贼（夏）之大命”的手段，一旦宋夏交恶，就关闭榷场。宋朝把交趾贸易排斥在市舶贸易体制外，而置于广西边境互市体制之下，对西北各族实行互市贸易，对海上诸国则实行市舶贸易。海路市舶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重心。海路各国不仅可通过朝贡获得丰厚利益，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还可更好地促进市舶贸易。勃泥国和大食国都曾请求宋朝约束占城不得劫掠其国贸易船只就反映了这一需求。在此背景下，宋朝“朝贡国”的数量构成已以海路为主。北宋所列42个“朝贡诸国”中海路入宋者有30个，超过70%，与南宋保持朝贡关系的境外诸国100%是海上诸国。
宋朝构建了以其为中心的一元化和多层次的朝贡体系，这一体系并非完全遵依宋朝所定名分秩序的垂直体系，实际在区域秩序和双向认识上是多样形态并存的。宋朝朝贡体系存在和运行的主要基础是多种形式的经济贸易，“朝贡国”的数量构成转向以海路为主。这也是宋代朝贡体系出现的新变化。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作者：黄纯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