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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规定了一些法定假日。
“凡每岁正旦节，自初一日为始，文武百官放假五日。冬至节本日为始，放假三日。”
洪武六年，太祖“命考古休沐假日，礼部以唐六典假日上，从之。令百官每月五日给假”。
宣德三年，又定于每年岁首旬休十日。
此外，逢皇帝登基、寿诞、丧葬等，也要停止公务活动。
1、县太爷一天如何办公？
除政府规定的假日外，县衙每日清晨即开始办公，日暮时方才散衙。
“凡官府皆须侵晨署事，日入方散。”
每日卯时(6时)，吏典、隶兵及各种杂役于承发房画押报到，称点卯；下午酉时(18时)，散衙归家。
列县官每日升堂分为早堂（早衙）、中堂（中衙、午堂、午衙）、晚堂（晚衙)。
各官对时间的安排，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和各自的情形能力，不尽一致。
据载，早堂一般为卯时至辰时（上午6至8时），“粮里长等各照都图，挨次站立两廊下，次第升堂，作揖听发放出”。
中堂为巳时至未时(10至14时)，主要是“问理词讼，干办公务”。
晚堂为申时至酉时(16至18时)，继续清理词讼，审录狱囚，总结一天公务，然后击鼓散堂。
知县一天处理事务总的次序是处理公文，比较钱粮，问理词讼。
《官箴集要》称处理公文的顺序是，“其申达上司公文，早衙佥押；其平关牌帖并批牌等项，中衙佥押”。
大堂上每日设值堂吏和值印吏各一名，“直堂吏一名，专一在堂挂号登记上下公文，并拘勾人犯牌票，以便揭查。直印吏一名，置簿填写某房公文几件，用印几颗，至晚递不致违误，结状以防奸弊。”
其余吏典于各房办事，非传唤不得上堂。每晚又派巡风吏一人巡视衙门各处，以防奸盗。
2、县官一天都在干啥？
县衙中的人员分为官、吏、役三等，呈金字塔形。
在政务上的分工大体为：官主决策，吏理文书，役供差遣。
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即正官、佐贰、首领，为朝廷命官，数量极少，知县总管一县之政务，佐贰、首领则分别分工负责劝农、水利、清军、巡辑等某一方面的事务；吏员为在吏部注册的公职人员，每县一般约有十数名，主要在六房、粮科、马科等各房科中办事，处理公文账册；差役则从民间征派，为“庶人之在官者”，司职站堂、看管、守卫、催科、抓捕等事，事无巨细，凡需听候官吏差遣之处均可设差役，数量可达数百甚至上千人。
县衙中的公务文书主要由各房科的吏书草拟。
与清代县官文移主要倚仗师爷不同，明代吏书在公文的处理中还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吏典买充者多，素质普遍降低，通文移者日少，多由各房主文、书手代笔。吏典、首领官对公文应及时办理，不得稽延。
《大明律·吏律·公式·官文书稽程》规定：
“凡官文书稽程者，一日，吏典答五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首领官各减一等。”
对于官员办事程限，《大明令》规定：
内外衙门公事，“小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
《读律琐言》卷三“吏律”“官文书稽程”注云：
“诸衙门文书，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
遇有公事，六房吏典向上禀报，须自上而下进行，即首先秉明知县，再赴分管佐贰、首领处商议；签押文书时，则遵从自下而上的顺序，先由下面的吏典首领等官开始，最后至知县处用印施行。
“遇有大小事务，该吏先于长官处明白告禀，次于佐贰官处商确既定，然后当该吏典幕官书卷，才方自下而上以次佥押讫，正官下判日子，当面用使印信，随即施行。”
这样做的目的，可能一方面是为了保证信息上达长官的渠道通畅，不致被中途截断：同时政务处理意见先由下面的该管官吏议定，最后由县官决断施行，也可以减轻知县的理政负担，使各级官吏各负其责。
刑名、钱谷为知县最重之事。县官受理百姓词讼称为“放告”，受理词讼的日子称为“放告日”，每隔三五日一次。一般是逢三、六、九日放告。
《新官轨范》：“告示众告状之人，每月三、六、九日方许递状。”
吴遵《初仕录·严告讦》：“放告明开告示，或三或六或九，每放告牌出，挨图逐里进入。”
也有五日一放告的，更有“民淳事简之地”，只在每月初二、十六放告两次。
在农忙时节，为不妨农时，还要止讼几个月。如四至七月农忙时，除人命、强盗等大案外，其他案件不予受理。
3、县官如何断案？
放告之日，县官升堂后，出“放告牌”，原告捧纸依次递进县衙。
状纸递进后，由承发房吏接下挂号。
县官接状后为慎重起见，往往并不立即审理。退堂后一一细览，第二天再与发落。
《新官轨范》：
“将状子不分有理、无理，俱各接下。省令告状之人，俱各明日来朝听审。当夜用心将状逐一参看，可受理者，紧关去处红笔标下，次日只在红笔去处审理。如无理者，将状扯毁赶出。”
不准状的退回，准状的再传原告、被告、证人三方细审。
《居官格言·递状日期》列出了每月接状和听审日期：
“初三日、初四日听审；初六日、初七日听审；初九日、初十日听审；十三日、十四日听审；十六日、十七日听审；十九日、二十日听审；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听审；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听审；二十九日、三十日听审”。
钱粮完纳不及时，或差役办差逾期，县官则用刑求、监禁的办法催督，称为“比较”。
征比钱粮时，先比较粮长、里老等役，使之催督欠纳户，若再不完，则征比花户。
县官除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等事外，不得轻离县衙，有事则以信牌差遣吏役。
信牌又称“牌票”、“票”、“硃票”，之所以称为“票”，信牌为纸质，牌上面用墨笔写明所办事情，限定日期，用硃笔签押，并盖官印。吏役事完须将牌交回，称“投牌”、“销牌”。
差点差役时又使用签筒，筒中置签，上写各役姓名，差点某役，则抽其名签付之，事完差役将签交回。
但牌票亦不可轻给，以维护牌票的严肃性。
牌票是替官府办差的凭证，可发与差役，也可发给在县听差的值年里长，使之勾摄公事。“追会钱粮、军需、刑名、造作，大小公事，不得差人下乡，止是遣牌勾办。”
审案时，县官还可将牌票交与原告、干证，令其持票拘传被告。明初以后里长多在县“承符呼唤”，听领钱粮词状牌票，回乡催征钱粮，勾摄人犯，或措办供应。
明中期以后一些地方甲户不必到县应役，但要出“应卯银”补贴里长应役劳费。
县官有事传唤乡民，应尽量差遣里长，以免差役下乡生事勒索。
明初朱元璋从整顿吏治、约束地方官吏的角度出发，颁行了地方衙署建设规制，并规定大小官吏必须在衙署中居住、办公。
明代县衙成为官吏办公与居所合一、与外界相对隔绝封闭的场所。
官、吏作为政府公职人员，一般不得擅出衙门，大量政务的具体执行、与地方百姓的实际接触均由征自民间的差役完成。
明代虽然对官吏的行为作出种种规定和限制，如不得擅离衙门下乡扰民，有事须以牌票差遣等等，但实际上官吏仍然有种种机会徇私舞弊，通过收取各种常例对百姓进行勒索。
而差役这种灰色身份一他们身在官府，所行为官府之事，身份却是百姓，并不纳入国家官僚体系的监察范围——弊害更是明显，由于他们实际上充当了官与民之间的中介，掌握了官、民之间的信息交换渠道，使他们很容易上下其手、瞒上欺下、祸害百姓。
明代的县衙由于政府颁行的“范式”，形成了比较统一规范的建筑格，其规范性与严整性超迈前代，其核心格为清代所继承。但其封闭性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衙署周遭以高墙与外界隔绝，官吏办公、居住均在其中，不得随意外出，使官与民之间的分野更为严格，官与民的接触和沟通受到更多的限制。
虽然明太祖的出发点在于澄清吏治，但是实际上这样做的效果十分有限，一方面官吏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贪污中饱，另一方面数量庞大的差役成为代表官府直接面对百姓，易于祸害生事、败坏吏治和政府形象，而又疏于监督和制裁的一个群体。
4、县官的人际关系
同僚是指县令的佐贰、首领官及学官等。他们分管一县的财政、司法、巡捕、学政等事务，是县官的左右手。
这些人是朝廷命官，与县令出身大体相近，是知县行政的主要依靠力量。与清代不同，明代佐贰官在县行政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佐贰、首领除固定分管某一方面的事务外，知县遇事难以分身料理时，还将一些比较钱粮、审理词讼的事批给佐贰、首领官办理。
此外如知县因故离职，可由佐贰官署职，有时还可转正。但由此也造成一些弊端，佐领官署事，入门即征租税以图加收，日夜敲扑，急于星火，有“署印如打劫”之说。
在行政系统的分工上，官主决策监督，吏主文法行移。
双方的关系中存在合作的一面，“官糊涂，吏提撕（携）之；吏隐蔽，官鞭策之”。
毕竟只有官吏合作，才能有效地推行县政。但明代文献中充斥着的，是官对吏的警惕和防范。虽然县官在行政事务中握着决定性的权力，但由于吏所娴熟的法令故套、规则成例为县官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加上官来自外地，吏出于土著，因而在日常行政中吏实际上掌握着潜在的主动权。
由此形成了吏对官的制约，官对吏的管理有很大的限性。
对于大量的役，以县官一己之力也难以处处兼顾，主要以被动防范为主。
到任后县官对吏胥处处防备。“任后，左右前后大小一应人等，俱是本县之人，惟我是外人。他个个都要瞒我欺我，问人讨钱，到任之后，一应人役俱要防范，决不听他言语，误了我正事。”
吏与役作弊的手法有所不同。
吏承行文书，较少直接面对百姓，因而其弊以改换文书、牌票，侵吞钱粮为主，具有“文”的特点。
役负责具体执行，接触百姓的机会多，其弊以恐吓、敲诈、勒索百姓为主，具有“武”的特点。
吏役作弊有制度上的原因。吏员俸禄微薄，新参者又往往因交纳顶头银而负债，着役后不免想方设法诈取钱财。杂役工食本少，重役更有额外赔累，因而转向百姓榨取。
县官对吏的管治，主要是事多亲办，少派之承行，平时与吏保持距离，防止其过多干预公务；对皂隶的防范，主要是遇事多用里老，尽量少派之下乡，减少其扰民科索的机会。
可以看出，县官对吏役的防范多是被动的，较少主动性。这是县官来自外地、势单力薄的先天缺陷所致。
县官对吏典的防范手段主要是疏远。大堂之中只准值堂吏一人在旁伺候，六房吏分房办事，非呼唤不得上堂。
吏典不许随便走动，无故不得擅出衙门。
对役的管束，首先要慎选、防范门子。
“凡衙门传话窥伺，人皆由门子。门子者，众奸之线索也。门子，江南多以慧巧充之。”
“此辈皆游手游食之徒，不谙事，不知法度。一遇官府宠用，即在外架言倚势诓骗，靡不畏惧，人人皆云：某门子是太爷耳朵。”
由于门子跟随日久，易于得宠，包揽公事，须防范其弄权。
其次，派吏役出差时须慎重，尽量减少其与百姓接触的机会，避免科索百姓。
再次，防范粮长、里老等役作弊。
如“里长之家，循理者少，豪横者多。中间多有倚恃财势凌虐细民，使其无所控告者；亦有包领官钱人己，使细民典卖输官，而不沾分文之惠者；又有接受原被告财贿，安为代禀，而使小民受抑无伸者。”
对于县官约束吏胥，当时有语云：“门子不上堂，书手不进房，皂隶不下乡，就是好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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