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澶渊之盟”实为灭辽之策,北宋每年赔给辽国岁币,背后另有深意

“澶渊之盟”实为灭辽之策,北宋每年赔给辽国岁币,背后另有深意

要是有人说,北宋年年赔给契丹辽国几十万岁币,实际上是为了灭亡辽国,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是胡说八道。这也难怪,毕竟这种事情无论怎么说都感觉有点扯,但却在历史上真的发生了。

很多人对“澶渊之盟”的认知,大概就是北宋在战场上取得优势的前提下,却接受了“年年赔款”的屈辱和约。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要想认识“澶渊之盟”的历史真相,单凭结果是不行的。

突如其来的“王对王”,宋辽双方同时进退两难

宋辽之间的这一次战争爆发于1004年秋,而终止于1005年的1月,仅仅持续了半年,但这前后发生了一些非常戏剧性的事情。

辽国的这一次入侵很奇怪,是由实际掌权的萧太后携带着辽圣宗进行的御驾亲征。通常来说,“御驾亲征”的背后往往有着重大的战略目的,为了达成所愿不得不借此鼓舞士气,多是一种被迫行为。

然而,辽国在战略优势下进行了“御驾亲征”,这就难免让人误以为,辽国要发起一场灭国之战。这个错误的信息,使得北宋朝堂分为了旗帜鲜明的两个派别,即以寇准为代表的“迎敌”派,和以王钦若、陈尧叟为代表的“南逃”派。

北宋都城汴梁无险可守,之所以能成为一国首都,是因为北方其他城市更容易遭到战乱威胁,而南方的粮食向北最远也只能运到这里。现在辽国南下势如破竹,一些重臣认为没必要拿身家性命和汴梁共存亡,迁都南京或者成都更安全。

但宰相寇准认为,宋朝只不过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并非辽国多么强大。毕竟,两国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互相都知根知底。辽国的“御驾亲征”应该不是灭国之战,而是内部出了问题。

这很容易猜到,辽圣宗登基时才11岁,萧太后摄政,而此时辽圣宗已经32岁了却还没有亲政,辽国内部权力斗争日趋尖锐。萧太后想要继续把持朝政,就必须通过源源不断的好处来笼络人心,压制那些支持辽圣宗的部族。

此次“御驾亲征”,就是为了向各部族证明,萧太后可以通过战争让各部族获得足够的好处。说白了就是“转移矛盾”,通过“外患”来解决“内忧”。

想明白了这一点,事情就简单多了,不就是“御驾亲征”吗,谁不会啊。于是宰相寇准力请(胁迫)宋真宗北上,直接在澶州城下“王对王”,把难题再次抛给了辽国。

这事儿就难办了,宋辽谁都不能退,否则就真的成了“灭国之战”。可没想到,一次意外事故打破了僵局。

“南逃”派王钦若的两句谗言,让“澶渊之盟”变了性质

宋辽历来互有胜负,辽国主要依靠机动性高的骑兵,主动性强,战果更大一点。但宋朝也形成了完善的步兵体系,防守严密,只要列好阵势,辽国骑兵也不敢冲阵。更何况,辽国攻城技术很差劲,而宋朝守城的能力却很强。

这样一来,辽国自然就“急”了,宋朝家大业大耗得起,辽国却不行,补给线太长不说,更不能耽误明年的活计,否则通过战争劫掠来的物资根本入不敷出。

于是,辽军主帅萧挞凛亲率十余骑在澶州城下诱战。

宋朝守军一看,还有这好事儿,连忙用守城的八牛弩瞄着萧挞凛将旗所在的位置一通乱射。这种弩的弩箭就像一根铁枪,射中基本上就没救了,而萧挞凛就这么被射死了。辽国乍闻噩耗,士气骤降。

寇准又请宋真宗上澶州城楼,故意让众将士看到皇帝亲来督战,几十万军民士气大振。再加上杨延昭(小说里的杨六郎)等率军从侧翼杀入辽境,此消彼长之下,这场战争必须有人做出让步了。

辽国请和,宋真宗也害怕双方真打起来不可收拾,连忙答应,并嘱咐使者曹利用,只要不割地,什么条件都能谈,就是辽国要钱百万都可以给。

寇准因为之前主战,现在不好改口同意和谈,但他私下里也对曹利用表态,钱可以给,但绝不能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就砍了你。

这句话其实是说给辽国听的,宋朝底线就在这,辽国要是敢狮子大张口,那他这个宰相就撕了盟约,砍了使者,双方继续打。反正宋朝耗得起,你辽国为什么“御驾亲征”心里没点数?

辽国也知道轻重,反正已经抢了不少物资,战场上没得到的也能在谈判桌上得到,足以安抚各部族了。

而“澶渊之盟”达成后,宋朝内部却出现了一件更好玩儿的事。

寇准力请宋真宗“御驾亲征”的策略取得了重大成功,被大加封赏,那么之前王钦若、陈尧叟等“南逃”派就必然要被清算。

为了自保,王钦若问了宋真宗一个问题,陛下不感觉羞耻吗:

“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

也就是说,被逼无奈下签订屈辱和约都是件很丢人的事,何况宋朝还是在打赢了战争之后签订了这么个玩意,就更丢人了。

一番话浇灭了宋真宗打赢战争的热情,王钦若又趁机对宋真宗说了另一番更为阴狠、诛心的话:

“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尽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说寇准力请宋真宗亲征,实际上就和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以皇帝当筹码,孤注一掷。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如果没有宋真宗的“御驾亲征”,赢了战争是宰相寇准的功劳,输了也是寇准的罪过,若是割地赔款,被史书臭骂的也是寇准。但有了宋真宗的参与,赢了还是寇准的功劳,输了却是名义上的主帅宋真宗背锅,最后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也只是皇帝而已。

宋真宗想明白了其中的弯弯绕,顿时对寇准好感大减,没多久就将其贬斥出京,而主张“南逃”的王钦若却当上了宰相。

但无论人事上如何变化,“澶渊之盟”却一直为宋朝所坚持,后来两次增加岁币,甚至不惜割让土地,也依旧要维系这一纸盟约。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澶渊之盟”的内容有问题,辽国正在一步步走进已经设好的陷阱里。

两国签订的盟约里,隐藏着辽国未曾发现的陷阱

“澶渊之盟”的内容不多,总结起来就四条:

一、宋辽为兄弟之国,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

二、划定国界,彼此不得隐匿越境盗匪,不得在边境上增筑城隍;

三、宋朝每年给辽国30万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

四、边境设榷场,贸易互市。

但就这短短的四条盟约,每一条都隐藏着宋朝设下的陷阱,从实际情况来看,辽国并没有发现。

首先,盟约里虽然认定宋辽为兄弟之国,但“兄”与“弟”的关系具体到了某一任皇帝,这里面就有说道了。

宋朝君臣猜到了辽国内部不稳,盟约达成后两国短时间内不会有大战,那么辽国就将进入内耗阶段。一旦辽圣宗出了事,如果其子嗣继任,就比宋真宗矮了一辈;如果是另外的宗室继任,那么宋朝也可以在合适的时候撕毁盟约,以“为兄弟复仇”为由讨伐辽国,并取得其国内一部分人的支持。

其次,国界上不能增筑工事,宋辽双方都很难在边境上增加兵力,但宋朝本来就以防守为主,并不算吃亏。此后又在边境上种植树木,挖掘池塘河湖,也让辽国骑兵不能大量南下。

而其中最为关键的,还在于“岁币”和“榷场”两条。

表面上看,宋朝每年赔给辽国30万岁币,相较于之前每年超过3000万的军费开支来说,尚不足百分之一。但账不是这么算的,没有了更多的军费消耗,省下的人力、物力就可以用于生产。也就是说,宋朝非但省去了支出,还有更多的收益入账。

而这30万岁币去哪了?寇准又为何要限定30万这个底线?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契丹辽国虽然也是一个建章立制的国家,但实际上其内部由非常多的部族联合组成。每次与宋朝开战,士兵的军械、马匹多是自备,这对众多部族来说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但换来的是可以留下一部分劫掠来的物资。

也就是说,之前辽国的战争收获是自下至上的集中,先由小部族留下一部分物资,剩下的才会交给上层贵族。

但“澶渊之盟”后就完全变了,宋朝每年赔出的30万岁币,是直接给辽国上层贵族的。这些财货没有成本,又不用分给其他小部族,所以上层贵族所得实际上并没有减少。

之前小部族出人、出钱、出力,所以才能占有一部分收获;现在不用付出代价,自然也就拿不到收获,只能专心生产;而区区30万岁币,又远远不够上层贵族用以拉拢众多的小部族。这就极大地减弱了小部族对上层贵族的依附。

辽国贵族不缺基本的生活物资,所以在拿到这些财物之后,转手与宋朝换成了诸如瓷器、茶叶、丝绸等奢侈品,也根本无法对国力有所增幅。

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辽国上层贵族体会了更为安逸、奢靡的生活之后,很难再热衷于高风险、高投入的战争。他们更倾向以更多的财物来换取更多的用以享受的奢侈品,对宋朝的态度也无非是敲诈更多的“岁币”罢了。

“澶渊之盟”后百余年的和平岁月将辽国的勇武之风逐渐消磨,军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最终诞生了一个2万女真士兵大破70万辽军的军事传奇。

但话又说回来,“澶渊之盟”是宋朝的耻辱吗?当然是耻辱!

可是在一个武人无能的时代,总不能指望文人去上阵杀敌,战略谋划、智计交锋才是他们的“主场”。战场上打不过别人,这已经是在谈判桌上能取得的最好结果了。

按照“澶渊之盟”的剧本来说,辽国的勇武之风被逐渐腐蚀,宋朝也应该趁此机会整顿武备,厉兵秣马,奋发图强才对。然而,百余年的和平不仅侵蚀了辽国,同样也让宋朝忘记了“居安思危”的道理。

所以,本为灭辽之策的“澶渊之盟”未竟全功,虽然成功地“灭”掉了辽国,但并没有让北宋改变孱弱的现实,更未能改写仓惶南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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