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650年—721年）,武则天、中宗、玄宗时宰相。本名元宗。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其父姚懿在贞观年间曾任州都督。姚崇一生三次出任宰相,共居相位十年多。他挽救危局,整顿吏治,振兴经济,对开创开元之治、使唐朝重新走上繁荣和兴盛道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称“救时宰相”。
姚崇经科举入仕,始授濮州司仓参军,后又任司刑丞。他因执法公正,引起了上司的注目,连续晋升,不久任为夏官郎中,成为兵部的一名要员。后因受武则天赏识,被破格提升为兵部侍郎。
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奖励告密,重用酷吏,闹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姚崇直言不讳地对武则天说:“自垂拱以后,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特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于汉之党锢。”姚崇甚至以自身和全家人性命担保,恳求武则天宽缓刑政。武则天听了很高兴,说:“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使朕陷于滥施刑罚的境地,现在听到你的话,很合朕的心意。”特赏给姚崇白银千两。
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提升姚崇以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后兼相王府长史。不久,姚崇因母亲年老多病,请求解职侍奉母亲,武则天下诏让他带职回家。过了一个多月,姚崇复兼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上言:“臣事相王（李旦）,不宜典兵马,不是臣爱惜性命,只是这样做对相王无益。”武则天认为姚崇的意见有道理,于是下诏改任他为春官（礼部）尚书。
姚崇为官正直,不畏权势。当时,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恃宠跋扈,横行不法。长安四年（704年）,张易之要把京城的十个和尚派往自己修造的河北定州的佛寺,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姚崇为了遏制其气焰,就是不同意这些和尚去定州。张易之因此记恨姚崇,暗中在武则天面前说他的坏话。武则天就借突厥犯边之际,把姚崇调任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道安抚大使。虽然他还是风阁鸾台三品,但已无宰相实权。赴任前,姚崇推荐张柬之出任同风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
张柬之做宰相后,对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在朝中横行不法、包藏祸心深感不安。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重,姚崇也正好从驻地灵武回京。张柬之便与姚崇密谋诛杀二张,恢复李氏。于是,他们率500名羽林兵,直接进入玄武门,杀死了二张。随后,又对武则天施压力,迫其将帝位让给太子李显。李显复位后,以姚崇、张柬之为宰相。因姚崇有功,加封为梁县侯,食邑200户。
武则天迁居上阳宫,中宗李显率百官问候起居。王公群臣相互庆贺唯独姚崇呜咽流泪。张柬之对姚崇说:“今日岂公流泣之时,恐公祸由此始。”姚崇说:“我服务于则天皇帝已经很久了,现在突然与她辞别,禁不住悲从中来。况且我以前帮你诛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中宗李显听到姚崇的这些话,便将其调离京城,出任毫州刺史。第二年,张柬之等人在流放中被害,而姚崇却幸免于难。
后来,相王李旦之子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毒害中宗李显的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相王李旦在儿子李隆基和妹妹太平公主的支持下,恢复帝位,李旦立李隆基为太子。景云元年(710年)六月,姚崇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第二次当了宰相。
睿宗李旦虽拜姚崇为相,但朝政却由武则天的亲生女儿、睿宗的妹妹太平公主掌握。她干预朝政,也想走其母武则天的道路。为了防患于未然,姚崇和宋璟联名上奏,建议将太平公主安置在东都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以确保李隆基的东宫地位。昏庸的睿宗如实将姚、宋的建议转告给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大怒,李隆基也慌了手脚。为争取主动,李隆基指控姚崇等挑拨皇上兄妹关系,应加严惩。于是,姚崇被贬为申州刺史,后又任扬州刺史、淮南按察史。在地方官任上,姚崇为官清廉公正,颇受百姓爱戴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决定再次起用姚崇为相。先天二年(713年),玄宗在新来驿讲武期间,密召姚崇前来,并征求他对国事的意见。姚崇针对武则天以来的弊政和历史教训,提出十条挽救政治衰败的革新主张。玄宗对姚崇的这些主张一采纳,并且当时就拜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第三次出任宰相,得到了玄宗的充分信任。借此机会,姚崇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剥夺藩王军权,限制外戚势力,从而消除了引起动乱的隐患;大量裁减冗员,撤销闲散官署;中央官和地方官相互交流,纠正长期存在的重内官轻外官的弊端。在姚崇的一系列措施下,开元年间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史称“开元之治”,姚崇也因匡正时弊而被称为“救时宰相”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等地连续发生严重蝗灾。人们认为这是“天灾”,满朝文武也一筹莫展,只是一味求上天显灵攘灾,“坐视食苗不敢扑”,唯独姚崇上疏主张扑杀蝗虫,并提岀具体做法,还以官职担保除蝗可成。姚崇的一番话坚定了唐玄宗的决心,诏令姚崇扑蝗。姚崇特派遣御史,取名“扑蝗使”,分赴各地,督促扑蝗。仅汴州一地就捕获蝗虫14万石,而投入汴渠顺流而下的不计其数。因为奋力扑杀,“蝗虫日渐止息”,山东地区免遭了一场大灾难。
唐代佛教、道教盛行,上至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都利用宗教捞取好处。他们耗费巨资,大量建造佛寺、道观,占用大量土地。而这些寺院还享有特权,不向国家交纳赋税,僧人也不服役,因此“度人为僧无穷,免租庸者达数十万”,造成国家财政日益枯竭。开元二年(714年),姚崇上疏玄宗,请求裁减僧人。他说:“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裁僧尼数三万人,令他们还俗从事生产。玄宗还下令,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禁止铸造佛像、传写经书;禁止建造佛寺;修缮旧寺,也要报请批准。这些措施无疑对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具有良好的作用。
开元四年,姚崇辞去宰相职务,但有关军国大事,玄宗还是常听取他的意见。开元五年春,玄宗将巡幸东都洛阳,太庙突然倒塌。玄宗询问身边大臣,大臣说陛下服丧未满三年,巡幸东都不合天意。玄宗召姚崇询问此事,姚崇回答说:“太庙大殿乃前秦苻坚所建,年月久远,木质腐朽,必然会倒塌。但倒塌之日与行期相合,只是巧遇。”姚崇劝玄宗,巡幸东时东行。玄宗听从了姚崇的意见。
开元九年(721年)九月,姚崇病逝,终年72岁。病危之时,他还嘱子孙不要信佛,说:“死者是常,古来不免,所造经像,何所施为?”“释迦之本法,为苍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并嘱薄葬:“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备一副而已。”
唐玄宗对姚崇的逝世十分悲哀,下令为其撰写碑文,赞誉姚崇:“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
后人常以“开元盛世”和“贞观之治”并提,也把开元时期的宰相姚崇、宋璟比作贞观时期的房玄龄、杜如晦。
姚崇,原名元崇,因为与一个突厥造反的首领同名,便改叫元之;又为了避“开元”年号之讳,改为单名崇字。姚崇一生历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这在中国古代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实属罕见。他最大的功绩在于奠定了“开元盛世”的基础,他在唐玄宗即位之初就提出了著名的十条建议,扫除了政治积弊,社会风气为之一变,被誉为“救时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