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儒家所秉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所遵循的道德价值观念。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站在以己推彼的视角表达了处理与他者关系的模式，如果说这是孔子从肯定的视角进行的表述，那么他又从否定的视角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从正反两面叙述着“仁”的行为方式，凸显着他对仁的重视。孟子则将孔子口中所论述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仁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在孟子的论述中，仁是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因素，夏商周三代取得天下是因为怀有仁，后来失掉天下是因为丢失了仁，只有仁者才会无敌于天下，即“仁者无敌”，进而实现“定于一”的愿望。
一、仁德与王道“天下”
先秦另一位大儒荀子也认为：“先王之道，仁义之统”。先王应是指三皇五帝，汤、文、武之属。对先王统治之道的评价，反映出了荀子对仁的追崇。仁不仅是处理两者关系的一种模式，也可以将其视作一种理念。然而这种模式运行的基础或者说这种理念的支撑依据是什么？
德，儒家对德的建构与推崇使仁有了“用武”之地，仁之所施也就有了立足点，它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模式框架或理论外壳，而是具有了实质内涵为依据的可行性方程式。古人关于德的论述，史料记载屡见不鲜。《尚书·旅獒》记载：“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据说这是大臣劝谏周王的言辞，告诫周王要注重德的培养，这样四夷都会以远方之宾的身份前来拜谒。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孔子的思路和周人的以德怀柔远人的理路是一致的。陈尚胜对那个时代的德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德已成为周人处理与异姓诸侯关系的政策基础。”其注意到了德在政治交往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先秦圣贤关于仁德的阐释已经相当的详备了。他们所秉持的仁德理念将作为后世帝王处理夷夏关系的重要参照。这种方式在宋代人那里将会格外地备受青睐和推崇。太平兴国五年，张齐贤在《上太宗论幽燕未下当先固根本》中说道：“以德怀远，以惠利民，则幽燕窃地之丑，沙漠偷生之虏，擒之与屈膝，在术内尔。”
从时间上看，这篇章疏写于宋初为收复幽云十六州对契丹最后一击的雍熙北伐的前几年，张齐贤提出运用德的力量怀柔远人，那么幽云可得，契丹可制皆“在术内尔”。显然，张齐贤对于德的作用颇有信心。端拱二年，针对北伐失利的状况，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奏曰：“不必轻用雄帅，深入敌境，竭苍生之觽力，务青史之虚名。”
同一年，张洎曾以宁人负我、我不负人的仁义胸怀向太宗谈论到：戎狄“肆长蛇之毒而不已，屈大邦之命而不从，曲实在彼，我又何咎？”张洎口中的“大邦”顾名思义指的是赵宋。在他的思路中，戎狄听命于宋具有无需解释的合理性，否则，错在于彼，皇宋君臣没有过错。张洎实际上将宋朝置于了道义的至高点上，而仁德在于己的观念在这里却已是根深蒂固的背景思想隐隐地发挥着作用。
明代之人王夫之则从宋敌对一方的视角分析了宋与周边政权议和的原因，他指出：“（夷狄）使乘其（宋）不欲战之情而亟攻之，因其利我之和而反制之，宁我薄人，必胜之道也。”王夫之认为，宋人的厌战之情被对手掌握并利用，从而受制于人，不得已以金帛啖于他人。这显然与司马光的观点有着天壤之别。其实这倒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王夫之作为一个明代的旁观者与身处宋代的当事者司马光相较而言，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观看问题的视角，思路的出发点都存在着差异，自然也就得出了大为迥异的结论。
司马光还曾上言不必与戎狄争夺小荣小利，只可使“道理晓谕，使其官司自行禁约，不可以矢刃相加”，“其与争渔柳之胜负，不亦远哉”。即使在靖康元年，即宋都开封陷落的前一年，金兵南下，社稷处于危卵之际，陈公辅还幻想着“彼夷虏（金）自当怀德畏威，望风远遁，岂足忧哉？”宋代君臣对于仁德的追崇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他们无奈地面对着地理上的“天下”缩小，面对飞扬跋扈的周边四夷，军事征服的无力使他们将拓展“天下”的重心转向了以仁德为主的王道阐述。宋人固执地认为自己依然是文化价值上的“天下”共主，他们企图凭借先进的文化和文明的礼仪使四夷怀慕以化，前来修贡，实现所谓的王道。
二、宋朝的文化自信
关于王道的诠释，宋儒程颐在《论王霸劄子》有一段形象的表述：“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诚心而王则王矣……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于道而莫之御也。”
由此观之，宋人眼中的王道无外乎“人情”“礼义”之类。如果要做到王道于天下，首先应该“诚心”“正志”，那么就不会被邪说异端所迷惑心性，这样也就不会有任何事物能够抵御它了。赵普在上谏宋太宗时，也说了类似的话：“诚宜守道，事贵无私，如乐祸以贪功，虑得之而不武。”“（陛下）所宜端拱穆清，啬神和志，以无为无事，保卜世卜年，自可远继九皇，俯观五帝，岂必穷边极塞，与戎人较其胜负。”赵普劝谏宋太宗只要守住王道就可以了，不要趁他国遇到危难时去贪图战功，即使取胜了也是不光彩的事，只要国家没有纷争之事，能够长久和平，宋太宗的功德就已经可比古代帝皇了，又何必去边塞与夷狄较胜负呢。
在两次北伐辽朝失败的背景下，面对军事拓边的无力，宋太宗君臣也只能依靠王道的旗帜聊以自慰，进而展示出了他们对于军事收复汉唐旧疆故土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透露出了宋君臣对自己文明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与古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互相叠加，使宋人怀化蛮夷的热情充盈于胸。
宋人对于自己的文明教化是相当自信的，王道的教化似乎成为了他们怀化四夷的重要力量。他们认为做好了王道，四夷“自然殊方慕化，率土归仁”，即使北方与己实力相当的契丹，“独将焉往”。王道犹如一张铺天盖地的大幕，笼罩着既包括“中国”，也含有四夷的“天下”，宋朝是幕布的施展者，赵宋皇帝则是王道大幕的核心操纵者。赵普认为，在王道大幕的笼罩下，四夷无处逃遁，最终只能来宋赴阙朝拜了。
除北面的辽朝外，与宋接壤的政权，还有西北的西夏，南方的交趾，河西的诸藩政权，如何使他们均心悦诚服地前来修贡，王道则成了一面统一的旗帜。如仁宗年间，西夏元昊反叛，即使在交战的过程中，张方平仍然建议到：“王师奄至，可以恩信招徕，则朔方之地庶复归国。”张方平认为，只要对那些曾经隶属于汉唐故土的而如今却沦落于元昊控制下的人们，施于王道般的恩信，他们自然会归化宋朝，汉唐故土也就失而复得了。这种自信可谓是溢于言表。
由于宋朝君臣在这次战争中顾忌北方辽朝的势力，再加上与宋接壤的周边政权中，辽、西夏两国与之地缘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在宋、夏战争结束前夕，宋朝君臣不得不考虑三方的利害关系。张方平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朝廷睦邻有体，揆之大义，有轸于怀。卿宜审处事宜，早除嫌隙，则誓书封册，便可施行。仍乞于契丹回书中具及此意。如此则朝廷于西人有恩厚之意，于北鄙无恶怨之端，中国礼义容覆大矣。
关于这个解决方案的可行性依据，张方平归因于“中国”拥有极大包容的礼义。“中国”具备了这个基础，才会既有厚恩于西夏，也不会结怨于辽国，才有了“完美”解决宋与辽、西夏等三方纠葛的对策。最后他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元昊被此德音，应知感戴。”宋朝君臣施之王道，以德服人，招徕四夷的理想似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共同信仰，以致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而这种王道的思想一以贯之于整个宋代，即使在宋神宗武力拓边时期，这个声音依然高亢。
熙宁三年，宋朝用兵于河湟地区，开启了对西部以武力征服为主的时期，出居长安的司马光上疏劝谏到：“今者竭关中之财力，大兴师众……诛无辜之小族，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将无以复号令戎狄矣。”他认为朝廷为了开拓边疆，兴师动众，肆意侵蚀弱小部落种族的土地，胜利了并不光彩，失败了反而会被耻笑，将有失体面，会失信于戎狄，因此他批评鼓动武力征伐之人的行为属于“行险徼幸，怀谖罔上，轻动干戈，妄扰蛮夷。”
总结
宋人王道的思想是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适用对象的一致性。无论是对于北方的强国辽朝，还是对于稍弱于己的西夏，甚至是实力弱小的河西诸藩，宋人均欲通过王道的教化，使其慕化。通过王道旗帜的感召，夷狄来朝，彰显宋人天下共主的地位。
其次，思想观念的持续性。无论是在宋初的太宗时期，还是中期的仁宗时期，甚至中后期的神宗时期，王道的声音一直回响于朝堂之上，这个声音时刻提醒着赵宋皇帝，“中国”与四夷的区别。再次，王道思想持有者的群体性。无论是身居百官之长的宰相赵普，还是身为侍中殿御史的言官赵孚，甚至是出任长安的司马光，他们在向皇帝上疏的奏章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以仁德信义取信于藩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