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王公贵族们，和穷苦百姓的生活，从来都是两极分化严重。
但在明代，明朝王爷们依靠着自己的特权，通过自己拥有的田庄和产业，把自己的享乐放纵建立在了周围百姓的痛苦之上。
他们通过盘剥百姓以自肥，最终为明朝的覆灭推波助澜，也让自己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有的人命好，出生便衣食无忧，仆从万千。对于明朝的皇族们而言，这些不过是最基本的东西而已，和他们呼吸的空气没有什么区别。
说起明代王府的田庄制度，就要从我们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说起。
有人说朱元璋是古往今来最励志的开国皇帝，有人说朱元璋是历史上最为严苛的皇帝。但可以肯定的是，朱元璋对自己的子孙后代，那是照顾至极。
为了让自己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千秋万代一直姓朱。也为了自己的孩子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把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以及一个侄孙都分为藩王。
甚至给自己的皇太孙朱允炆说：“你看，有你这些叔叔们在，天下谁敢造反。”
于是，朱家皇帝的子孙被封为藩王的策略，就在此被定了下来。
而在靖难之役之后，我们的永乐大帝把自己的侄儿给灭了，自己当了皇帝后，为了防范自己的兄弟们和亲戚们，把他朱棣这一系的人给拉下了皇座。
别说分封在地方的王爷不能染指兵权，读书成才甚至都不可以，还规定明朝所有的旁系王爷不得从事士农工商这四项中的任何一项，所有人每天只能享乐生活，只能醉心于声色犬马。
由朝廷给他们发放俸禄，给他们田产，以供他们挥霍。这便是明朝王庄制度的根本来源。
而每位王爷名下田庄田产的来源，一般则是三个途径。一是奏讨，二是纳献，三是夺买。
所谓奏讨，是指明代的王爷们，除了自身出身便被朝廷分封的土地之外，额外向朝廷上奏讨要的。
在明朝初期，因为有着大批的荒芜田地，于是各地藩王都会向朝廷请求，将一些没有主人的荒地划归自己所属，来增加自己的田庄田产。
如洪熙元年，明仁宗便赐给就藩的赵王高燧80顷田产，之后屡有加封。
所谓纳献，是指别人将自己的田产当做礼物献给王爷们。明朝的王爷们虽然没有实权，但是他们毕竟是皇家子孙，尤其是分封在地方的这些王爷们，若是地方势力能打着王爷的旗号行事，会有诸多方便。
于是，给王爷送钱送田送女人，结交王爷，博得王爷们的欢心，成为各地地方势力默认的行为。
而所谓的夺买，便是王爷们从别人手上把田产土地买过来。在古代，那个把田地看得比命都要重要的时代，没有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有谁会去卖自家的田产。
而到了明朝中后期，无主的良田，荒地早就被瓜分完了，那些好逸恶劳，又贪得无厌的王爷们，把目光投向了百姓们的家产上。
而一旦被王庄看上，一个蝼蚁一般的百姓，哪里有能力抵抗，田地就此被强行买走，那早就见怪不怪了。
也正是依靠着奏讨、纳献和夺买三种方式。明朝王爷们名下王府田庄对各地田地的占有量是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动摇国家安定的地步。
明代王府的田庄，核心是为了他们的庄主，也就是各地的藩王服务的。为了能让藩王们有足够的钱财挥霍，支持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王爷们名下的田庄，必须为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
为此，最为常见的情况，便是王庄和当地普通百姓对于水源的争夺。
明代受封于山西的藩王中，朱元璋第三子晋王朱棢以及其子孙，在封地周围侵占了大批的田产，丰富自己的王府田庄。
而王府的田庄，本来就占据着丰腴之地，靠近泉水、汾水等利于引水灌溉的地点。
但王庄之人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除了要获得优先的轮灌特权之外，还特地开创渠道，增加王庄的田地用水量，去强行改变当地农田的水利分配和管理传统，一切都要以优先王庄田产为先。
而这样的结果便是，百姓们原本的良田逐渐荒废，而后被王庄所夺买。
根据《晋祠志》的记载，晋水流域的灌溉分配，从原来的南七北三，变成了南三北七。
而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明朝时期，晋水周边的藩王其田产，全部都在晋水北岸，于是整个地区的用水分配，便因此而改变。
这还是有河流的地区，对于那些只能靠水渠，或者井水来支持农业生产的地区，王庄对于水资源的侵占，则更加的明显。
此外，前面也有提及过，王府田庄为了获得更多的田产，或者为了王庄的发展，会从百姓手上夺买田产，也会因为收取地方黑恶势力供奉的礼物，而成为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更有甚者，分封到地方的这些王爷们本身，就是黑恶势力的源头所在。
例如被封于广西的靖江王这一支，在宣德七年就被告发他们贩卖私盐，获取暴利，导致桂林地方盐类涨价，百姓怨气滔天。
至于欺男霸女，强取豪夺之事，更是常见，只要是宗室子弟看中的女子，不顾其是否婚配，一并抓入府中凌辱，稍有不从，便在凌辱后残忍杀害，恣意妄为，草菅人命。
而这种情况，一遇到干旱，或者水灾等自然灾害爆发时，尤为突出。百姓们的田产本就没有王庄田产那般有优势，但遇到天灾时，还是需要缴纳各种税负。
甚至因为田产没有收获而饿死于街边。但拥有良好优势的王庄田产，即便是大丰收，也不会顾忌百姓丝毫。
还时不时要骂两句这些不懂事的贱民，居然跑到自家门前讨饭，惹自己不开心，败坏了自己享乐的兴致。
也正是如此，在正德、嘉靖、崇祯三朝，广西地区先后多次爆发过农民起义，甚至还有数次少数民族的起义，动摇国本。
可以说王庄以及王庄背后的利益集团，也就是这些地方藩王，自己亲手把赋予自己特权的大明王朝送入了绝境。
明朝各地的藩王们犹如吸血的寄生虫，只因为他们的出身，便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毫无节制的压榨百姓们的生活空间，当百姓们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的时候，便会有人前赴后继的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
明朝中期，有两次比较严重的农民起义，全部和王庄侵占百姓田地有关。成化元年，失去土地的流民刘通，石龙揭竿而起。
成化六年，李原和王洪又组织失去田地的流民举起起义。虽然这两次起义被明朝残酷的镇压，将这些失去土地的百姓屠杀殆尽，解决了表面的危机，但其实，愤怒的种子已经在百姓心中种下。
到了正德年间，再次由于王庄强行兼并百姓土地，加深对百姓的盘剥。被逼入绝境的百姓们在河北农民刘六，刘七的率领下，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
和当年朱重八的起义，颇有几分相似，若是起义成功，想来刘六和刘七也会改一个更好听的名字，例如刘灭明，刘破明等等之类的名字。
但一次次由于王庄带来的危机，并没有让明朝的统治者们警醒，这些王庄背后的藩王们变得更加的贪得无厌，更加的肆无忌惮。
在他们看来，百姓就是待宰的牛羊，即便是百姓们造反了，也能轻松剿灭。
于是，被藩王和他们的王庄制度欺压了百年了农民们，最终在明末，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复仇。李自成，张献忠横空出世。
当李自成的军队杀入河南的时候，百姓们纷纷响应，只要是起义军诛杀明朝藩王，便能得到大批百姓的拥戴。
李自成的起义军或许并没有那么的军纪严明，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对比其对藩王们的仇恨，百姓们宁可帮助起义军，乃至帮助自后南下入关的清军，也要诛杀这些明朝藩王。
可见这些藩王们对百姓的压榨之深，百姓们对他们的怨念之深。
其中那位被封在洛阳的福王，肥头大耳，视财如命。等到起义军都打到洛阳城门口了，有人劝他开仓赈粮，奖赏军士，以聚人心，抵抗贼军。
他却依旧不愿意，等到起义军攻克洛阳，他慌忙带着女眷躲起来，最终被抓后处死。
民间传说中，被抓后的他，哪里还有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架势，在他平日看不起，被他视为蝼蚁的起义军百姓面前磕头如捣蒜。
但最终的下场，也是被李自成洗干净之后，放入锅中和几头梅花鹿一起给煮了，名为“福禄宴”。
不论是起义军将士，还是当地百姓，对此本来很是残酷的做法，却纷纷拍手叫好。
民间传说不知真假，但可以看出来的是，百姓们对于这位福王的恨意之浓烈，早已不是杀了他就能平息的了。
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明朝的田庄制度，完全成为了明朝皇族盘剥百姓，欺压百姓的工具。
而且还规范化，堂而皇之地进行，这样的田庄制度，可以说是成为了明朝覆灭的强力推手，自顾一家的奢华享乐，不顾万千百姓的死活，这样的王庄制度，必将走向灭亡。
独夫之心，千万人之心！王庄并财，百姓亦念其家。失百姓之心，又安能坐享天下？
参考资料：
《明史》卷116《诸王传》
《明仁宗实录》卷4，洪熙元年七月癸未
《晋祠志》，第579页
《水利禁例公移碑记》
《太原县志》嘉靖三十年（1551）
《明英宗实录》
《明史·五行志》记载天顺七年（1463年）
《明史纪事本末》卷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