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诡异的厌胜之术——浅说唐朝开元“埋小儿”的谣言恐慌!

诡异的厌胜之术——浅说唐朝开元“埋小儿”的谣言恐慌!

引言

有句老话叫做“三人成虎”,意思是谣言传播的人多了,听的人就信以为真,把谣言当做事实。

谣言这种虚假、不准确信息的传播,对社会和个人的伤害是极大的。

它不仅会影响谣言相关者的个人的生活,也会造成人际关系的混乱,导致人性堕落,道德败坏,而且造成社会舆论危机,致使社会秩序动荡。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就曾发生过谣言造成社会恐慌,对民间造成恶劣影响的案例。

唐玄宗开元年间出现的“埋小儿”的谣言,就曾在洛阳周边地区广为传播,给社会带来长

期的骚乱,可谓是谣言泛滥的典型案例。

一、明堂“埋小儿”,官方行为“巫术化”的扭曲

公元739年,即唐朝开元二十七年。

这个时期的唐玄宗派人前往洛阳改建明堂,在民间引发了明堂“埋小儿”的谣言,在刘昀的《旧唐书》中记载道:

“二十七年八月,东京改作明堂,讹言官取小儿埋于明堂下,以为厌胜。”

这直接导致“都城骚然,或言兵至”,造成大范围民众恐慌的现象。

听到这件事的唐玄宗,自然“恶之”,很快派遣专人处理,将这件事稳定下来。

“埋小儿”谣言之所以形成,并且出现大范围的受众,与官方行为巫术化的推波助澜,有着极大关系。

在不明真相、信息残缺的群体通过巫术的加工,逐渐与事实产生扭曲,给社会带来恐慌。

明堂,即"明政教之堂",是古代帝王用于布政、祭祀的重要礼制建筑,本应该是正大光明之所。

百姓之所以对官方复建明堂出现谣言,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便是其自身有些浓厚的巫术色彩,让人无端生出各种遐想。

早在公元695年,武则天建立的明堂发生火灾,此事对这位女皇帝来说,影响实在太坏。

火灾是否是“天意”,是上天对其得位不正的预兆?

此事极大可能会成为别人手中批判的“例证”,对于火灾将可能带来的政治和舆论危机,武则天决定“以毒攻毒”,用迷信对抗迷信。

《旧唐书》中提到,武则天在姚璹(shú)的建议下“令薛怀义重造明堂以厌胜之”。

厌胜即是指古代通过诅咒或祈祷以达到目地的一种巫术。这种方式,在汉武帝时代也曾广泛使用,可谓是由来已久。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柏梁殿发生火灾后,在越巫勇“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的建议下,汉武帝在原址作建章宫以厌胜防火。

遵循先例,武则天重建明堂,采用了汉武帝作建章宫时的防火厌胜之术,并且大张旗鼓地宣扬重建明堂一事。

因此,修建明堂给当时的民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了开元年间,唐玄宗曾多次对明堂重建,关于对明堂这种重要建筑的反复修理,在不明真相的群体看来,便有些不好的预示。

在“埋小儿”谣言爆发前的四年,735年洛阳民间爆发的鬼兵谣言。

据李昉的《太平广记》记载:

“帝在东京,百姓相惊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冲击破伤。”

对于鬼兵谣言所造成的恐慌,迫使玄宗“使巫祝禳厌”。

唐玄宗本人在开元后期,也十分迷信鬼神,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中记载:

开元二十四年,玄宗又以“宫中有怪”为由离开东都洛阳,返回长安。唐玄宗经常让巫师进行“厌胜攘灾之举”,他还提拔一个名叫王屿的巫师为祠祭使,频繁地进行祠祷活动,其祭祀的方式也常常以巫师的方式进行。

在各处工程的营造中,王屿也常常使用厌胜之术。

《旧唐书》记载:

“用妖人王玙为宰相,或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

不仅如此,王屿大量地进行祭祀活动,《旧唐书》中提到“玙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

大量巫师打着官方的旗号,出没于民间,不仅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会给官方行为抹上了巫术色彩,使民众对官方行为产生巫术化的认知与猜疑。

因此,当官方在复建明堂工程时,这些举措不免让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明堂重建产生怀疑与误解,甚至出现“埋小儿”的厌胜猜疑,致使谣言被广泛传播。

二、“建筑奠基”的流传,厌胜之术下的谣言聚众兴起

“埋小儿”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关于建筑献祭类谣言,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古老的文化原型——“奠基牲”,意思是指在工程营建过程中埋于房基下、墙基下、墙体中的人牲。

“奠基牲”的做法早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原始部落时代就已经发源,其身份多为战俘、奴隶。

蒙昧落后的远古先民们认为,敌人死后会化为厉鬼复仇,作祟于人间。于是人们在进行工程营建时,以埋入人牲的方式将其鬼魂封镇于内。

这种习俗在殷商时期最为盛行,贵族往往用人牲奠基宫殿以驱厉鬼。

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多以动物代替人作为奠基牲,同时还演化出了相应的禳灾驱鬼的民俗,名曰“磔牲”。

即祭祀时分裂牲畜动物肢体的仪式,其中又以“磔犬”为主。在《史记》中,春秋时期秦国君主秦德公就曾“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

到了隋唐时代,“奠基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杜佑的《通典》中记载:

“其牲,每门各用羝羊及雄鸡一”,傩祭仪式中的“磔牲”仪式,除“犬磔”之外,还发现了“鸡磔”等其他动物牲。

而且傩仪的环节中,官方要在民间选童男童女作为“侲(zhèn)子”操演驱鬼仪式。选择范围也比较大,据《通典》记载:

“侲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县皆二十人。”

此外,傩仪在时间上有了更多讲究,《通典》中记载:

“隋制,季春晦,傩,磔牲于宫门及城四门以禳阴气。秋分前一日,禳阳气。季冬傍磔、大傩亦如之。”

在一年中,只有季春之月、仲秋之月及季冬之月三个时节可以举行傩仪,其中明堂“埋小儿”谣言则恰好发生在仲秋之月,即农历八月。

值得一提的是,据《全唐文》中记载,唐玄宗早年曾经颁布过所谓《禁屠杀鸡犬诏》:

“犬以守御,鸡以司晨,有用于人,不同常畜。好生之德,遍宜令及自今并不得屠杀。”

他要求唐朝国内不得随意屠杀鸡犬。

在唐代厌胜之术盛行的背景下,不免让洛阳的普通民众产生怀疑,如果鸡犬不能屠杀,那么作为“奠基牲”献祭的对象,便有极大可能是被选取作为“侲子”的童男童女!

而此前唐玄宗因为“宫中有怪”而离开洛阳,那么明堂的再次重建,是否就是为了镇压献祭宫中之鬼?

于是,在大量不明真相民众聚集的明堂,人多嘴杂,种种细思极恐的猜测之下,“埋小儿”的谣言便无中生有,随后陡然爆发了。

三、“埋小儿”谣言的背后,官方公信力缺失

从表面上来看,普通底层民众并不熟知明堂的政治属性,由于见识或者身份环境的限制,并不知道明堂的真相。

在巫风盛行的社会风气下,大量人员聚集在明堂施工,加之信息缺失,他们以巫术来解释生活中的未知。

在种种臆想与猜测中,激发出他们不切实际的社会想象,因此造成了“埋小儿”的谣言爆发。

可追究其根源,“埋小儿”谣言爆发的背后,是官方公信力的缺失。简而言之,便是民众不信任官方,甚至不吝于恶意的揣测。

此外,这类谣言也是底层民众对于官方大兴土木的“舆论抗争”。

唐玄宗几次反复改建明堂,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民力的损耗,无形之间给予贪官污吏盘剥民脂民膏的机会,对于抗风险能力弱的底层小民而言,徭役的负担耽搁农事,无异于破家灭门。

所以大兴土木在古人认知中亦为不祥之兆,元朝的孔齐就曾说过:“盖土神好静,或动作则必不安,轻则工者仆役见咎,重则祸灾及主人”。

因为大兴土木而导致谣言爆发的事件,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并不少见,最典型的莫过于元末明初。

据宋濂《元史》记载,元末修黄河就曾出现“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变谣言。

民众对于谣言的反映,实际上是唐朝社会危机潜藏的深刻体现,然而当权者却沉迷于盛唐的太平粉饰中,对于人民的诉求和痛苦并不正视。

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扯开那块光鲜的“遮羞布”,一切都大势已去。

结语

所谓谣言及不切实的信息传播,在更多情况下,是普通民众对于陌生未知的事物,以其从生活中积累的认知经验,以最简单和激烈的方式,对社会的可疑之处进行提问。

在某种谣言泛滥之下,可见社会“病痛”的呻吟,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往往会变为时势转化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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