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隋朝建立，隋文帝杨坚不辞辛劳地为这个新兴的国家忙碌着。开皇九年，隋灭南陈，统一全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突厥可汗尊杨坚为圣人天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千万世为朝圣典牛马。为巩固统一，杨坚立定了一套新的体制，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并发展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制度，开创了一代新局面。所以在杨坚的带领下，逐步走向繁荣，开创了名副其实的盛世局面。开皇之治，就在百姓以为连年的战乱已经彻底结束，即将迎来新的百年和平的时候，隋炀帝杨广的横空出世彻底打破了这一切。
公元604年，杨广即位，改年号为大业。从年号上我们就能看出，杨广绝不是一位安于本分的守成之君，而是志在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有为之主。事实上，杨广在掌权之后也确实做了许多大事，取得了一定的功绩。但在给出一个确切的评价之前，还是要有一个较为客观且理性的标准，那就是隋炀帝在位期间的所作所为给当代乃至后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以此来审视隋炀帝到底是个怎样的君主，而不是简单的功大于过或过大于功，甚至以昏君，圣主等词一言以蔽之，这都是不合适的。
营建东都洛阳，关于营建东都的动机。最不靠谱的言论自然是为了游玩赏月。作为一国之君，凡事要从全局考虑，要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而炀帝的《营建东都诏》中已经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理由。洛阳地形险要，控以三河，周以四塞，且位置适中，便于向山东及江左，淮海一带安施兵力机动。隋开皇十年，平定不久的陈国故境，多处发生叛乱，攻陷州县，杀处隋官。仁寿四年，隋文帝刚刚病故，汉王杨谅又在并州起兵造反。在平叛过程中，由于南服遐远，东夏殷大，使炀帝深感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上杨谅谋反被诛后，并州移户，复在河南，急需加强控制。因此，炀帝认为必须因机顺动，建东都洛阳。此外，营建洛阳一开始就是和开凿运河联系起来考虑的。大业元年三月，炀帝诏杨素等营建东京，当月即发河南，淮北诸郡男丁开通济渠，相距仅四五天。
可见营建东都绝非炀帝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按照当时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与开凿运河这样的有关国计民生的浩大工程一起统一规划，配合情形的。也就是说，营建东都是一次纯粹的政治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然而营建东都给当时的百姓带来的是什么？大业元年，炀帝初造东都，每月役丁200余万人，役使迫促急，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这还只是大业年间大兴土木带来的恶果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还有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余里，皆征百万余人，男丁不充，以妇女兼役，而死者大半等等。
大运河的开凿。大运河作为一条水上交通要道，在政治上有利于东都与南北的联系，加强对全国的掌控，经济上将北方关中和南方长江两大经济区连接起来，促进了统一经济的发展，军事上，有助于调兵遣将，运输粮草。从帝王的享乐来看，同样利于隋炀帝的巡游。因此，即便是隋炀帝是以自身的骄奢淫逸出发而修建了大运河，其影响同样是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且隋朝的大运河，是后来元朝所修京杭大运河的基础，它连通了黄河，长江，淮河，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构成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史载：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昧旦永日。隋之大运河是典型的罪在当代，利在千秋。但大运河的开凿代价同样是巨大的。开通济渠，征发河南，淮北各郡百姓100余万，开顸沟，征发淮南百姓十余万，开永济渠，征发河北居民100余万，死者无数。
仿佛在隋炀帝眼中，百姓的生命如同草芥一般，可以被任意地碾碎，丢弃，再加上其本人生活方面又极尽奢华之能事，滥用民力之严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东西游幸，从行宫掖，常十万人，每到一处，四海珍馐殊味，水陆必备。遐方珍膳，必登庖厨。他盛修仪仗，所役达十万余人，耗金银钱物巨亿万计。他羡慕胡中宝物，峡以厚利，劝令人朝。所经州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起。凡此种种，皆是竭力搜刮民脂民膏所致，最终致使民怨沸腾，百姓苦不堪言。
无谓的军事冒险：三征高句丽。隋炀帝对于出征高句丽，其实蓄谋已久。早在大业三年八月，炀帝在突厥启民可汗帐中对高丽使者说，归于尔主，当早来朝见，不然者，吾与启民，巡彼士矣。四年，炀帝发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滴运作战物资到涿郡。
七年二月，炀帝自江都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四月，到达涿郡，巡视地方工作，并检查和布置战前的物资准备。五月，令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浑郡。八年正月，大军齐于涿郡，遂下诏讨伐高丽。可即便如此，为什么还是要说三征高句丽是无谓的军事冒险呢？从发动战争的动机来看，隋炀帝出征的理由是因为对方袭扰边境，与突厥勾结，为非作歹等等。简单来说就是隋炀帝视高句丽为国家安全的隐患。而对此较为理性的做法应当是以抚为主，以打为辅。因为高句丽本就是一个建国已久的成熟稳定的政权，与一般的游牧民族有着根本的区别，并且即使是后来强大的唐朝，也耗费了20多年才彻底消灭了高沟里，因此想要一战而定下千古基业的可能性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可隋炀帝是怎么做的呢？他在战前进行了全国动员，从岭南到涿郡都有任务，集中了100多万军队，制造无数军资器械，征发数百万民夫，保障后勤，直接间接参战人员超过了500万，可谓倾巢出动。在战场上，为了独揽功名，要求任何行动都要向他请示汇报。高句丽军队利用城池固守，不断消磨着隋军的士气，诱敌深入，伺机反杀，结果一征高句丽惨败而归。这是一次空前的决战失败，不但前方兵力有巨大损失，后方负责后勤工作的数百万民夫也死亡无数，损失的资财也十分惊人。史料记载，大业八年，大军征高离，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复太半不归。可以说，远程高句离成为了一个迅速将隋朝埋葬的无底洞，一次征讨损失就已如此之大，可怕的是，隋炀帝还在未来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出征，疯狂地消耗着自己的国力，最终将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无论是三征高句离，营建东郡，还是两修长城，造船巡游，全都是建立在压榨百姓的基础之上。可悲的是，某些学界观点均认为隋炀帝志向非凡，试图追秦皇汉武，成不世之功。像隋炀帝这样雄心勃勃想干大事业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实在不多，别人想干不敢干，甚至连想也不敢想。隋炀帝狠狠心，一下子全都付诸史实。能持此类观点之人，要么是身处实力阶层，不曾也不会体会到民间疾苦。马克思曾说过，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因此，杨广当政期间的绝大多数为政举措，之所以带来严重恶果的原因，就是在于错判了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百姓的承受能力，只顾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而致万千梨树于不顾。因此，即使是正确的决策，也需要时间的先后，规模的大小，扰民的轻重，次序的缓急等方面要通盘考虑，合理规划，稳步推行。而他所谓的踌躇满志，宏图大略，最终换来的也只能是民怨沸腾，叛逆迭起，四面楚歌的悲惨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