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讲到，崇祯因为面子问题没有选择与皇太极议和，那么他在生死攸关之时为何不与李自成谈判，谋求那万中无一的一丝机会？
李自成东征，崇祯如何应对？
清军入寇之时，李自成击杀杨文岳、击跑左良玉，肃清河南、鲸吞湖广，并解决内部矛盾，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改元永昌。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八，李自成皇帝的宝座还没有坐热，就亲统大军，兵分两路东征：一路走北线，由李自成亲率主力，经山西北部进抵北京。另一路从南线，由大将刘芳亮统率，从山西南部经河北由南向北进攻。
李自成对大明磨刀霍霍的时候，崇祯还在做俯卧撑修习内功。虽然他在内外战场上一败涂地，无所作为，但是在朝堂上却大刀阔斧，凯歌高奏，一个月内，他两次在中左门亲自审讯大臣，并开创了在宫中动用大刑这一三百年未有之盛事。整顿吏治是必要的，但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军事上的失利，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吏治清如一池春水，也于事无补。
李自成称帝并东征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急忙部署应对。他认为北路有大同、宣府、居庸关等军事要塞和大量的守军，不足为惧，而南线河北一带力量薄弱，深为可虑，于是他派刚刚入阁的李建泰赶赴河北督师，以巩固南线。崇祯之所以选中李建泰，主要考虑到他是山西巨富，在兵饷俱缺的情况下，希望他能拿万贯家财充当军饷。
他不能给李建泰充足的人马，只能用隆重的礼遇来提高他的工作积极性。正月二十六日，崇祯先是派驸马督尉万炜祭告太庙，并举行了隆重的遣将礼，然后在正阳门城楼上大摆宴席，为李建泰饯行，他不仅给了李建泰尚方宝剑，还亲笔写了一封敕书，声明李建泰此行是“代亲征”，并赋于他生杀予夺的大权。
然而敕书和尚方宝剑并不能打退敌人，刘芳亮所部义军在河北所向披靡，攻破军事重镇真定后继续北上，李建泰则逃向另一军事重镇保定，在撤退的路上还经常被地方官拒之门外。三月中旬，李建泰在保定向义军投降，崇祯所赐的敕书、剑、印也被付之一炬。
北线义军最初遇到了官军的顽强抵抗，山西巡抚蔡懋德鉴于官军兵力不足，难以沿河布防，于是收缩兵力，退回太原，凭城据守，然而此举被认为是“绥靖”，崇祯下令将他解任听勘，然而时间紧迫，新任巡抚郭景昌来不及上任，蔡懋德仍留在太原指挥防守。
蔡懋德饱读诗书，追求圣人之道，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崇祯十七年二月六日义军猛攻太原，危难关头，他拒绝部下突围的建议，决心以身殉职，他说：“我学道有年，已看透生死，现在是我尽忠的时候了”，然后步行到祠堂自缢于孔子像前。
总兵周遇吉也是忠义之人，他先在代州与民军激战，后又退入宁武关据守。李自成率大军进至城下，发出最后通牒：五日之内不投降就屠城。周遇吉不为所动，发炮轰击义军，击毙万人。有人劝说周遇吉投降，周遇吉大怒道：“你们怕什么？如果取胜，全军都是忠义之人，万一不支，你们就把我绑了送给贼人，你们依然能安然无恙！”
周遇吉的顽强抵抗使李自成产生了撤退的念头，手下大将劝道：“我们的人比他们多一百倍，我们轮番进攻，就算用十个人换一个人，也能取胜。”李自成听从了劝告，指挥义军前赴后继发起进攻，官军渐渐不支，城被攻破。
破城后周遇吉带领士兵展开巷战，所骑战马仆倒在地，他又徒步跳荡，格杀数十人，战斗中，周遇吉身中数箭，最终体力不支被俘。被俘后周遇吉仍大骂不止，李自成大怒，命人将其悬在高竿之上，用乱箭射死，又用刀脔割尸体，以发泄心中的愤怒。
城中士民被周遇吉的忠义感动，也都参与到巷战，周遇吉的儿子们和他并肩战斗，全部战死，家中的女眷数十人在夫人刘氏率领下占据山顶公廨，登上屋顶射杀义军，义军伤亡累累，不敢靠边，于是放火焚烧，一家人全部殉难。
战后，李自成对众将说：“宁武虽然攻破了，但是我们的将士伤亡也十分惨重，从这里到北京沿途还有大同、宣府、居庸关，这些关隘都有重兵防守，如果都像宁武这样，我们的士兵就会损失殆尽，不如先回陕西休息，将来再作打算吧！”于是义军打算撤退。就在这时，大同总兵姜瓖派人送来降表，李自成大喜，设宴款待来使，正吃饭的时候，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也送来了。李自成更加高兴，于是决定长驱直入。
义军沿大同、宣府、阳和一线开往北京，一路上招降纳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抵抗：三月一日，大同总兵姜瓖不战而降，分封在大同的代王朱传齐一家被杀，大同巡抚卫景瑗自缢；三月八日，进攻宣府，士兵临阵倒戈，巡抚朱之冯拔刀自刎，监军太监杜勋投降；三月九日，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出郊十里投降；三月十五日，义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和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巡抚何谦、总兵马岱逃走，京城门户洞开。
在义军进军的时候，崇祯在焦急之中不断推出各种对策：他先是派出太监监军，又下令天下勤王，还发出了罪己诏，可是这些都没有收到成效。
在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太监不仅没有监督的效果，反而起到了促降的作用，而将领们不愿飞蛾扑火，他们很好地实践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理论，大家都打起了太极。他的罪己诏情深意切，但是希望能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义军放下武器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
面对李自成的谈判要求，崇祯如何应对？
李自成兵围北京，并没有马上进攻，而是提出了谈判要求。
1644年三月十八日，北京陷落前夕，李自成派出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缒城入宫谈判。关于这次谈判的内容，众说纷纭，史书上有不同记载，大致有两种意见：
一种是李自成提出逊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国榷》中说：杜勋入宫后“盛称贼势，皇上可自为计”，在昌平投降的守陵太监申芝秀也“上入见，述贼语，请逊位。上怒叱之。”《平寇志》也有类似记载。
另一种是李自成提出割地受封。代表性的是《甲申传信录》中说：“是日贼遣叛监杜勋缒入城讲和，盛言李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而王，并搞赏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当局茫然无以应。内臣上告，上密召之平台，辅臣魏藻德在焉。勋具以事白上，且言闯即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制辽沈，但不奉诏与谨耳。因劝上如请为便。上语藻德日：‘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藻德默然不答，鞠躬俯身而已。上忧惑不能坐，于龙椅后靠立，再四询藻德定议，藻德终无一辞。上命勋且回话，朕计定另有旨。复缒勋还营”。《再生纪略》、《怀陵流寇始终录》、《烈皇上识》也有类似的记载。
综观上述两种记载，第二种更为可信。理由如下：
一是“逊位”说来自太监申芝秀，“割地”说来自太监杜勋。所有史料都记载了杜勋“缒城而入”，但很少提及申芝秀“缒城而入”。申芝秀是否入城没有共识，“逊位”之说难以成立。
二是在当时的形势下，李自成拿下北京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他没必要通过谈判解决军事问题，如果他想取代崇祯，完全可以破城后逼其逊位，实在没有必要破城前派出代表与其谈判。
三是“逊位”的前提应该是投降，只有开门投降后才能“逊位”，然而所有史料都没有记载李自成要求崇祯开门投降，说明了李自成并不想进城，更谈不上逊位。
四是《甲申传信录》中的细节十分清晰，而《国榷》中语焉不详，缺乏细节。《国榷》只记载了杜勋“盛称贼势，上可自为计”，从中完全看不出李自成谈判的条件是什么，崇祯“计”什么，没有实质性内容。相反，《甲申传信录》则清楚交待了整个事件的过程和许多细节：杜勋入城后，先和大臣谈，大臣做不了主，才通过太监报告皇帝，于是崇祯才召见杜勋，流程合理。文中对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交待得很清楚，对于银两的诉求这一细节也符合义军一贯掳掠的作风。而崇祯将皮球踢给魏藻德，以及魏藻德不愿背黑锅的做法也十分符合当时重名义胜过一切的风气。
综合来看，李自成派人谈判的事情说明，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他的心里并没有改朝换代的坚定信念。
李自成此举也很好理解，虽然李自成拿下北京犹如囊中探物，但是进入北京以后干什么，李自成并没有想明白。明朝经过三百年的统治，正统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而且大面积的国土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仅大明还有一定的反抗能力，北方的后金更是虎视眈眈。再加上自己流寇的形象，如果自己弑君篡位，民众能否接受自己也是个未知数，这些都使李自成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
所以，李自成才有与崇祯谈判之举。如果能够达成割土封王的目的，并非一定要灭亡明朝。
然而面对李自成给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崇祯却并不想抓住它，当他说出“朕计定另有旨”这种婉拒话的时候，他已经把大明置之死地而不能再生了。也许这时的崇祯已经心灰意懒，不想再做无畏的挣扎，这从他自缢前所说的“诸臣误朕”，也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
三月十八日夜，李自成见谈判没有结果，便下令全线攻城，明军防线顿时崩溃，义军完全控制了北京城。
崇祯最后的日子
城破当晚，崇祯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遥望北京城外的连天烽火，哀声长叹，徘徊无语。
回到宫中，崇祯的心情平复下来，无谓的挣扎不用再想了，这时的他反而有种踏实的感觉。这时太监王廉急告李自成军已攻入北京，崇祯也只是淡淡的一句“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崇祯投降还来得及，也被他一剑刺死。
这时的崇祯已有死志，他连饮了十几杯酒，然后开始安排后事，他对皇后说：大势已去，你是天下之母，宜死”。周后恸哭说：“妾事陛下十八年，从来没有听我一句话，今天同死社稷，还有什么遗憾呢？”崇祯又让太监传旨给后宫嫔妃及懿安太后（天启后）要她们自尽，“莫坏祖爷国体”。不一会，太监复命“娘娘领旨”，崇祯又让人把三个儿子叫来，让他们换上旧衣，各自逃命。
送走三位子后，崇祯回到坤宁宫，看到周后已经上吊，连声说：“好！好！”十六岁的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崇祯长叹一声：“你为什么生在帝王家呢？”然后挥剑向她砍去，公主用臂挡了一下，手臂被斩断，立刻昏厥过去。崇祯接着又杀死了幼女昭仁公主。
从坤宁宫出来，崇祯又来到仁寿宫，命宫女逼太后张氏自缢，张氏自缢了三次，前两次均被人救下，第三次才成功。
从仁寿宫出来，已经是深夜了，崇祯在王承恩的陪同下，来到煤山，吊死在一棵松树下，王承恩也随主子自缢，数日后，尸体被人发现，崇祯以发覆面，着白衣白裤，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上还穿着红袜。御衣上有血书遗诏：“朕自登极十七载，三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
京城失陷，崇祯自杀的消息传来，一部分崇尚气节的人以惨烈的方式以死殉国。其中勋戚有巩永固、刘文炳等六人，大明自内阁大学士范景文以下有二十一人。
十八日外城陷落后，巩永固和刘文炳奉诏率家丁巷战护驾，后因人马太少作罢，相约自焚殉国。回到家后，巩永固在墙上写了八个大字：“世受国恩身不可辱”。又用黄绳缚子女五人，全家自焚而死，其妻乐安公主已先期自缢。刘文炳全家也自焚而死，其祖母瀛国太夫人，即崇祯的姥姥，年已九十多岁，也投井而死。
十九日内城陷落后，大学士范景文到宫中寻找崇祯，没有找到，于是又去朝房，这时民军已经堵塞道路，随从劝他换下衣服回家，他质问道：“皇帝出来去了哪里？”于是就在路旁的小庙里写下几个大字“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他先自缢，被随从救起后又投井而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大明三百年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国民性格极为刚健。崇祯以死对他的失误负了责任，他和他的臣子们，以一种惨烈的方式，对大明的性格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