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人修的《明史》中，袁崇焕获得的官方评价非常高：“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当然，袁崇焕对自己的评价更高，他曾经向崇祯皇帝许诺，“计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声称在五年时间，就能恢复辽东，彻底解决皇太极。
二天启帝的平辽战略对袁崇焕提出的平辽战略，天启帝予以了批评。那么天启的战略是什么？答案就体现在他回复袁崇焕的几句话上。批评了袁崇焕的盲目自大后，天启帝得出结论：“以朕计之，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好多人都认为袁崇焕这个许诺是在吹牛，据说连袁氏自己也对兵科给事中许誉卿讲这样说是为了“聊慰上意”，以至于后来后悔得“怃然自失”。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袁崇焕可能还真有所谓的“平辽战略”，它来自让袁崇焕声名鹊起的“宁远大捷”。此战中攻城不克的努尔哈赤曾气愤地说："朕用兵以来，未有抗颜行者。袁崇焕何人，乃能尔耶!"
此后的袁崇焕兴高采烈地认为自己打到了对付清军的绝招——“凭坚城，用大炮”，于是他推出了自己的复辽策略：堡垒推进，“且耕、且筑、且前”，一路把堡垒修到沈阳城下（“而锦义、而广宁、而辽沈，步步打实做去”），困死满洲。按袁崇焕的设想，其所部明军，攻城野战不行，但守城放炮的能力还是可以的，只要一路稳扎稳打地修筑城堡向前推进，一边躲城里避开野战，一边对敌人开炮，“前后四年，便可制胜”。这样看来袁崇焕对崇祯“计五年，全辽可复”的许诺还真是“谦虚”了一把。
一天启帝怎样看待袁崇焕的平辽战略
但是，天启帝，这个被多人嘲笑的文盲皇帝，在面对袁崇焕大言不惭的平辽方案时，却做出了与他五弟崇祯皇帝截然不同的反应。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1621—1627年），故又称天启帝，执政7年，即位时只有16岁。据说因其父不得祖父万历皇帝的宠爱，自幼备受冷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个不识字的文盲皇帝。作家当年明月说：“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认字不多),归根结底,还是万历惹的祸。”
崇祯帝在即位前是袁崇焕的粉丝，被他战胜努尔哈赤的事迹所打动。即位后，崇祯帝在几个月内就将他由在野之身一路提拔到尚书、督师（管辖范围包括蓟州、辽东、登州、天津、莱州等地）之职，负责统筹指挥辽东战局。当听到袁崇焕“计五年，全辽可复”的承诺后，17岁的崇祯心花怒放地表示：“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之后，少年崇祯对袁崇焕言听计从，倚之为骨，视之为帅，将边事全权托负，“要钱给钱，要粮给粮，看谁顺眼就提谁（比如祖大寿），看谁不顺眼就换谁（比如满桂），无所谓，只要把活干好。”
然而，天启帝在面对袁崇焕的平辽战略时，则谨慎得多。早在天启六年11月，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就上奏疏吹牛，说自己修城屯田，步步紧逼，定能降服满洲（“祖宗之制具在非奉，祖制断不能调，人情无容臣一毫作意者。由此行之，奴子不降，必为臣成擒矣……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七十八》）。
对袁崇焕盲目乐观的战略，天启帝沉稳冷静地做了批评。他此时只有22岁，却没被袁崇焕的豪言壮语冲昏头脑，反而并异常冷静地反问了六个细节：守城屯田，但怎么让军民共处；怎么做到又种田又能打仗；怎样演练，使农民具有战斗力；怎样轮换，让士兵能好好种地；怎么防守边疆，防止敌人对屯田的破坏；怎么把粮食收上来，不至于被敌人抢走。（“向以防守方殷，故着从容议行。但向后作何给授，使军民不相妨？作何分拨，使农战不偏废？作何演练，使农隙皆兵？作何更番，使营伍皆农？作何疆理，足以限戎马？作何收保，不致资盗粮？一切事宜，该抚悉心区处具奏。”）
简而言之，天启的平辽战略，就是这几个字——“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也就是说，天启认为，以现在敌我双方的实力，大明根本灭不了后金；平辽需要踏实地做好自身工作，养护好大明的国力及元气，以待“天时”！（“需时而动”）
同时，天启毫不客气地打击了夸夸其谈、自我膨胀的袁崇焕，告诫他：首先，就袁崇焕那两下子，肯定不能迫使后金向他投降，如果声言投降必定有诈（“奴未必降，降不足信也”，后来袁崇焕被崇祯处死的一条重要罪名就是与敌人议和）；其次，袁崇焕打不赢后金，别再轻易说能战胜他们的大话（“战必能胜，胜无轻谈也”）；再次，不要老是想着用什么奇谋密计去战胜后金，老老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对敌计策！（“正也，奇在其中矣”）最后，他勉励袁崇焕要忠诚努力、脚踏实地多做实事、做好实事，少说大话，干好本职工作。（“该抚饶为之，亦善为之”）
虽然是内阁大学士孙承宗的弟子，天启帝却被很多人视为一个只喜欢做木匠活的文盲皇帝。袁崇焕据说也是孙承宗的弟子。然而，就所出的战略来看，作为师兄的天启，明显超过了师弟袁崇焕。平辽战略中，悲观者主张尽弃关外据点，主守山海关，如辽东巡抚王在晋、高第；激进者主张率大兵一举荡平后金，如袁承泰、王化贞。结果后者战败，丢失了沈阳、辽阳、广宁等战略要地；前者弃守，亡了锦州、宁远等关外重要据点。进退失据之下，朝廷几乎无人敢守辽东。归根结底是他们均未正确认清大明与后金之间的真实力量对比。即使小胜后金的毛文龙与袁崇焕，看似战略过人，却一个叫嚣“两年灭辽”，一个声称“五年灭辽”，两人与激进者相比实则亦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之区别。
对于激进者来说，他们未认识到“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就算是强盗，也是巨盗……后金骑兵很强大，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努尔哈赤很聪明，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可与之抗衡。”对于悲观者来说，他们未认识到，大明土地人口都是对方的百倍，之所以失利是因为“万历三大征”之后国库空虚，军备崩坏，名将奇缺，像一个生病的巨人，暂时不是后金的对手。认识了双方的真实实力，那大明的取胜之机就是好好调养身体，以防守为主，等身体好了，对方有了破绽再好好教训他们。盲目地靠花钱招兵、奇谋密计来战胜敌人只能是给身体打激素的自残行为。
人们常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可是在天启帝看来“防守也是最好的进攻”，所谓“正也，奇在其中矣”！这是因为明朝的真实实力远超后金，时间在明朝这边。如果能好好地养好自身的国力，不再瞎折腾，避免内斗，那明朝凭借超强的综合实力压垮后金将只是尽早的事（比如有钱后重新恢复戚继光“车步骑”联军兵种）。其实，明朝最终亡于李自成而非满洲，就源于崇祯及杨嗣昌一味地扩军刮钱，而加剧的民变。
三天启帝的具体战略
概括而言，天启平辽的整体思路是以正为奇，持久作战，先主守局，再图进取，也就是说先养好自身实力再说灭辽的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消极呆板的防守。具体而言，他又采取了如下方略：
第一，让东江军行骚扰战，示不弃辽之心。
负责对后金进行骚扰式进攻的，是毛文龙的东江镇部队主攻。群臣多嫌毛文龙在敌后功小花费大，又有许多土匪式的臭毛病，纷纷建议放弃他以节省开支（“举世要省兵、省饷”）。然而，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天启却不嫌功小费大，高度重视并告诫户部工部予以接济（“仍传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乏器真情，并拨船及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去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特谕”）
这样做，一则可以显示不弃辽之决心，保持政治正确，收拾民心（“举世不言复辽，独我皇上自为社稷远计，不忍高皇帝百战土宇，顿坏于逆贼”）；二则毛文龙的花费比之辽东前线要少得多；三则毛文龙处于敌后，其骚扰战即使失败也无碍大局（辽东战败则敌人可能长驱入关，攻击京师），但偶有一得就可以加强对后金的战略威慑。
第二，让辽东军主守城战，省国家之财力。
毛文龙的毛病很多，多次虚张声势骗国家补助，天启却多予以宽容表扬（“虽功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不时给予资源支持。然而，对于同样爱说大话的袁崇焕，天启却予以批评，告诫他们不要冒进贪攻。这或许是因为辽东守军直接关系京师安危，容不得半点差错。天启让负责守护辽东、保卫京师的袁崇焕部队主守，不因袁崇焕大言不惭而将取胜之机全盘压在袁崇焕的关宁军之上，任其坐大，以免朝廷对其失控，并避免进攻作战中消耗更多的财政。
这种对辽东守军的要求，客观来说是正确的。孙承宗及袁崇焕训练的关宁铁骑虽然打关内的农民军没问题，然而对付后金却是差得老远。一直到八旗军已经腐化没落的康熙年间，曾经在关宁铁骑中数一数二的吴三桂，再次造反后还心有余悸地不敢渡长江，怕与八旗军野战，对部下说：“你等不知虚实，我与他（指八旗军）同用兵多年，其骑射是最不可当的……我们依山阻水，还可以自守，若到平原，你们如何敌得过他？”可惜孙承宗及袁崇焕师徒却异想天开地认为靠堡垒推进、修城放炮的方法就能杀至沈阳，收复辽东。殊不知野战不敌的情况下，敌人亮出围城绝粮、围点打援、围魏救赵（如进攻京师迫使敌军出援，以野战中死敌）三板斧，就能置这种战法于死地！更何况，以明朝当时的财政，孙、袁这种堡垒式战术搞下去，明朝当时即将破产的财政根本无法支撑，非得破产不可。
第三，重兵守蓟州，防清军绕道偷袭京师。
最能体现天启帝战略眼光及先见之明的，是严守蓟州。他重视情报工作，敏锐地觉察到了清军勾结蒙古，绕道进攻北京的可能性。天启四年，毛文龙提供了后金有可能和蒙古人勾结，绕道蓟镇入关的情报。天启帝高度重视，立即对内阁表达了对此事的担忧（“上谕内阁……外呈称奴酋与亲信奸人李茂隆等，昼夜商议，欲以贿买西虏，更换旗帜，借路潘家口等处，进攻谋逆。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
天启皇帝的这项战略见识不凡，胜过了他的老师孙承宗。天启觉得敌人肯定会从蓟州入寇，而孙承宗虽然被人誉为“力挽狂澜的伟大战略家”，却根本不相信这一情报，他说什么“奴狡而计稳，必不出此。又恐关城谓虏由他道，便可缓防，以为声东击西之计。”五年后，清军果然勾结蒙古，绕道长城，从蓟门入寇北京。相比而言，孙承宗在这一点就差得多了，他说敌人“狡而计稳”，却不知清军常冒奇险；他说敌人声东击西之计，判断失误，五年后袁崇焕也判断失误，让敌人攻至北京，丢了性命；他一味重视辽东关宁防线，战略思想太为呆板了。
然而，尽管孙承宗根本否认这一战略（“必不出此”），天启仍然下令作好迎战准备，涉及到了应变方针、昼夜防御、小心奸细等细节。（“卿等传示兵部，作速马上差人前去传与枢辅，总督镇巡，当详计塘报，作何料理？作何策应？筹度周全，务保无虞。其沿途各路，并东征将士，俱要仔细防御，谨慎备尝。及各隘口守把将官，都要昼夜不时防守。还仔细盘诘进贡出入进攻夷人，其中恐有奸细夹带情形。”）
明哲学家王守仁曾说：“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只有四处，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他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蓟州、辽东。此时的蓟州外围，由蒙古为明朝守边，而后金尚只在辽东与大明交界，何须担忧蓟州？然而天启却高度重视，给了明朝五年的预警期。在崇祯元年，罕哈尔蒙古被后金征服后，皇太极果然避开明军重兵把守的辽东，从蓟州入寇，打至京师，逼死了袁崇焕。如果明廷早点重视这一战略，何至于此？
所以，综合来看，在明代诸位高人的战略中，天启帝明显要技高一筹，既胜过曾小胜清军的毛文龙、袁崇焕，也胜过其著名的老师孙承宗。不仅如此，在防守蓟门的细节上，他提出的要点也正好切中时弊。如他提出严防奸细，“仔细盘诘”，而后金之所以在辽东肆虐，正是屡屡得益于奸细发挥的作用；他提出要“昼夜不时防守”，后来袁崇焕在蓟门之所以没挡住敌军，正跟敌人夜间走脱直袭京师有关。
开启帝的见识跟他喜欢军事，重视情报工作有很大关系。《孙承宗传》中记载“帝好察边情，时令东厂遣人诣关门，具事状奏报，名曰‘较事’”。这显然是将人们恨之入骨的东厂特务机关的作用放到了正确的地方。天启皇帝对军事边防的兴趣并不仅仅限于例行公事的听奏报，主动派遣东厂人员去探听边防情报，所以他才会得出“朕思奴酋所谋，其志不小，更甚于昔也，倘以假道长驱，为害非浅”的正确认识。天启还曾令心腹下发银两，秘密调查前线官兵能得到多少，以洞察军队的贪污善。
四结论
综合来看，明军哪位统帅在战略上能克制清军？既非名扬四海的帝师孙承宗，也非小胜清军的袁崇焕及毛文龙。他们的思想相对呆板，脱离不了被动防御的特点。天启帝的战略，多方布置，攻中有守，守中带攻，正奇结合，“蹈实而做，需时而动。正也，奇在其中矣”，可谓是对付清军的最好战略。
与缺乏定力与战略思考，一味依赖手下人办事，觉得好就提拔，觉得差立马再杀掉的崇祯帝相比，天启帝明显好得多。他具有较高的战略定力，对袁崇焕、毛文龙等诸路人马及朝鲜援军，天启均衡使用，攻守结合。他对袁崇焕仅视之为将，分而用之，既发挥其长处，又限制了其缺点。其实，袁崇焕、毛文龙在天启面前都吹过牛，可天启帝仅淡然置之；可没想到中二青年崇祯却信以为真，真的按“五年平辽”要求起的袁崇焕，结果既害了袁氏也害了自己，更害了国家。
明末社会危机重重，朝廷入不敷出，却将超出年收入的投资一年年投在关锦防线上，年年加饷，长此以往，必将激发民变，埋葬大明王朝。如果能坚持天启的战略，对关锦驻军以守为主，节省开支，不要持之以恒地修城推进；对于东江驻军，加大投资，不断发挥其战略骚扰作用；对于长城九边，增加投资，严防清军绕道入关；联络朝鲜蒙古，加强对后金的经济封锁及外交孤立。这样子苦撑待变，或许明朝真的能苦熬到大旱过去，身体恢复，对付得了清军呢。
天启皇帝的老师孙承宗这样称赞天启：“举世不言复辽，独我皇上自为社稷远计，不忍高皇帝百战土宇，顿坏于逆贼。举世要省兵、省饷，而皇上特敕接济文龙，此恢复之大机也。”就军事战略而言，所谓的文盲皇帝天启（很可能被黑了），水平还真是高出孙承宗及袁崇焕一大截可能性！不过，可惜，天启皇帝的军事战略虽高，政治才华却低，任由魏忠贤弄权，吏治败坏，党争纷纷，在位时间又短，终将国势一天天衰落下去，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