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知识点：战“疫”文/王事情
封神榜上排名前四的是雷、火、瘟、斗四部，其中瘟部之主名叫吕岳，曾在《封神演义》故事中两次出场，都是用瘟疫害人。本书中，神魔斗法当然是夸张，但瘟疫的杀伤力却是明朝几百年惨痛劫难的实打实的纪实。
一、大明劫
明朝历国垂276年，瘟疫发生次数之多不可胜数，据《明代瘟疫灾害史论》综合各方数据：
邓拓先生记载明代“疫灾六十四次”（《中国救荒史》第一章）。陈高佣先生在《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中记载的瘟疫有69次。桂慕文在《中国古代自然灾害史概说》一文中统计明代瘟疫37次。梅莉、晏昌贵在《关于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一文中统计出的明代瘟疫为178次。王玉兴统计明代瘟疫为39次（《中国古代疫情年表》）。张志斌在《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中共收录明代疫病176次。
这些数字来源于《古今图书集成》、明朝帝王实录及《明史》。何谓瘟？疫也。何谓疫？《说文》解释是“民皆疾也”。所以“瘟疫”，连起来的意思是人群大规模生病，就是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致死率极高的传染病。单以《明史·五行志》所记，就收录有如下几次：
1、永乐时
六年（1408年），一场发生在赣闽两地的大疫，死者78400余人，主要是江西的建昌和抚州，以及福建的建宁和邵武等四地招灾。
这次疫情有多可怕？查《八闽通志》，明朝弘治年间邵武的人口为56903人，建宁为21121人，共7.8万余人。江西查不到数据，姑且算和这个数据持平，也就是说，这场瘟疫造成了四地人口50%以上的减少，真正算是灭门无算。
八年（1410年），山东登州宁海诸州县又发生一场疫情，自正月绵延至六月，疫死者6000余人。而祸不单行的邵武又摊上了（可能是两年之前疫情的复发），12000多户人家尽遭灭门，按每户人口平均5人计算，又是五六万人没了。
九年至十一年（1411-1413年），河南、陕西、湖州、宁波等地，疫情防不胜防，疫魔乱押，虽不知伤亡几何，但肯定也是以十万为单位计算。
2、正统时
九年冬至十年（1444-1445年），绍兴、宁波、台州瘟疫大作，死者30000余人。
3、景泰时
四年至七年（1453-1456年），建昌（属江西）、武昌、汉阳、西安、平凉（属甘肃）、桂林等地瘟疫，除桂林详细记载死者二万余人外，余不详，保守估计在五万量级。值得注意的是武昌和汉阳两地，那时没有武汉之名（武汉之名出现于民国），交通也不算方便，但一旦疾疫流行，离得近的两地依然相继沦陷，可见隔离的重要性。
4、天顺时
五年（1461年），陕西疫，死者不详。
5、成化时
十一年（1475年），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跟永乐六年的疫情一样，两地挨得实在太近，要是不阻断传播，那么一家有事另一家铁定跑不了，以史为鉴真的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6、正德时
元年（1506年）三起，第一起在湖广，传染了平溪、清凉、镇远、偏桥四卫，大疫，死者甚众。第二起在靖州（属贵州），又是大规模传染，诸处尽染，大疫，自七月至十二月达半年之久。
第三起，这年8月，福建的建宁、邵武又悲催的爆发了疫情。此时离永乐年间那场大疫已过去100余年，两地休养生息，历经几代人，好不容易把人口恢复到巅峰水平，又来了这档子事，命运之酷烈无过于此。
十二年（1517年），泉州大疫，还是福建。
7、嘉靖时
元年（1522年），陕西大疫。
二年（1523年），南京大疫，南京是太祖皇帝确定的首都，也是永乐迁北京后明帝国的留都，有一套完整的班子，三省六部俱全，也有驻军卫所等，此次“军民死者甚众”，说明疫情已经从民间蔓延到军队。
四年（1524年），山东瘟疫，死者4128人，此次被定性为“疫”而非“大疫”，由此可大略窥知真正的大疫大概死者都在万人以上。
三十三年（1555年），京师瘟疫，北京城内外皆大疫。
四十四年（1566年），十一年之后，京师再次发生疫情，饥饿加上瘟疫，哀民生之多艰，令人长叹。
8、万历时
十年（1582年），京师疫情。
十五年（1587年），又是京师，再次发生疫情。
十六年（1588年），山东、陕西、山西、浙江四省大旱疫。所谓旱疫，《医门补要》说是久旱不雨之后的“亢厉之气”，猜想应该是疟疾、发痧、暑温等一类疾病。
9、崇祯时
十六年（1643年），先是京师大疫，自年初到九月，持续半年之久，京军失去战斗力。
十七年春（1644年），帝国整个北方几乎都发生疫情。
这次疫情据考证是鼠疫，曹树基教授认为造成了1000万以上的人口损失。研究者推测，这是因为明朝中后期汉地和蒙古草原的交流频繁之后，蒙古草原上的鼠疫被带到了中原。
万历后期，随着地球小冰河期的到来，气温大幅小降，病毒迎来了大爆发，在很短的时间内病毒便传染至帝国北畿，并终于演变成一场打落了明朝国运的可怕瘟疫。随着经济的崩溃，农民吃不上饭而铤而走险，起义规模越来越大，而各地守军又因瘟疫而失去战斗力，因而李自成才能轻易地打进席卷北方并最终进军北京。
当然，如上所说，这仅是正史中的收录，加之修《明史》之时已到清朝，难免有很多遗漏。而根据明代瘟疫发生总次数最高178次计算，276年之中平均每1.55年就要发生一次，这个频次无论如何是使人恐惧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即使处于封城的中心，恐惧感也不可同日而语。
二、惨痛记忆
作为一部披着神魔外衣而内核却不泛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于隆庆、万历年间的《封神演义》大胆地将这些对于瘟疫的痛苦记忆写进了书里。
吕岳在姜子牙封神之时，被封为主掌瘟癀（这个字实际是病字头加一个皇字，后同）昊天大帝，职责是率领瘟部六位正神，凡有时症任他施行，说白了就是躬行上天之罚，若黎民百姓亵渎上天，便要取其性命。
吕岳的手段确实令人胆寒，堪称封神世界第一凶神。他有两次出手：
第一次，第五十八回《子牙西岐逢吕岳》吕岳有四个徒弟，周信、李奇、朱天麟和杨文辉，后来封为四方行瘟使者，用的兵器号称头疼磬、发躁幡、昏迷剑、散瘟鞭，中术之人会呈现瘟疫发病时的四种典型症状：金吒对阵周信，被磬连敲三四下，金吒便面如金纸，大声叫唤头疼；木吒中了发躁幡，身上像火烧，心中似油煎，发热打摆子；雷震子大战朱天麟，被剑一指，即刻昏迷；龙须虎也被杨文辉取出一条鞭一顿转，便像发疯一般跌跌撞撞，最后口吐白沫，形如痴呆。
吕岳本人，则有形天印、瘟疫钟、形瘟幡和止瘟剑四大法宝，不料被西岐众将围攻受伤，决定使出通天手段。原来他炼有无数瘟丹，与四位门人遁入西岐，将丹洒入城中井泉河道之内，要在六七日之内，使“西岐一郡生灵尽皆死绝”。
西岐与商纣翻脸时，便称雄兵四十万，按5丁养1兵则至少200万，加上收编的残兵败将和四方来投的百姓，可能接近300万人。一场瘟疫便要收割400万人头，可见其超级杀伤力。
第二次，第八十回《杨任下山破瘟司》穿云关下，吕岳卷土重来布下瘟癀阵，用三千军士摆成，有二十一把瘟癀伞，按九宫八卦排列，中间立一土台安置用度符印。
此阵的主要目的是阻逆周朝六十万大军东进朝歌，自然威力巨大，篇首有诗可见其恐怖：
瘟癀伞盖属邪巫，疫疠阎浮尽若屠。
列阵凶顽非易破，着人狂躁岂能苏？
须臾遍染家家尽，顷刻传尸户户殂。
只为子牙灾未满，穿云关下受崎岖。
《封神》中的神魔交战，无不是长生不老、飞天遁地之士，然而就算西岐阵营里那些神仙，除杨戬哪吒之外，面对瘟疫也都与凡人无异，金吒、木吒、黄天化、雷震子等中招之后，几乎只有等死而已。
一旦染病，连大罗神仙也有性命之虞，又何况是凡人呢？这种恐惧和无力感，正是明朝百姓面对瘟疫时的绝望感的真正展现。
《封神》作者虽不能确定为谁，但是东南沿海之人无疑，而按之前我在“封神知识点”系列中的分析，他似乎与福建建阳书坊大有关系。福建正是明代瘟疫的多发区，据《明代福建瘟疫述论》统计，通过对“正史和历朝实录、福建各级地方志、各种笔记文集和近人的资料汇编”等的整理，得出明代福建共发生163县次（以县为基本单位）的瘟疫，276年间平均每年接近1.69次。
其中发生瘟疫次数最多的是邵武府，共有40次，占总数1/4；次为福宁州，共29次，占总数的18.1%；第三为福州府，共有23次，占总数的14.3%。据推测，这些瘟疫极大多数是痘疹或鼠疫，疫疠最盛行之时，人死十之七，街坊寺庙之上死者相枕藉，多少人为之家破人亡！
这些瘟疫之所以发生，除当时的落后生产条件制约外，还起码有如下原因：
1、水灾旱灾
福建靠海，因而洪涝灾害较内陆更为严重，成化、嘉靖、万历年间是福建水患最为严重的三个时期，见于记载者便有数十次特大水灾和雨灾，水灾过后往往就跟着疫灾，很快就是瘟疫爆发。
与此同时，旱灾也不少，文献中记载的明代旱灾达256次之多。福建多山，燠热的条件这下，蛮烟瘴雾难以消散，为病菌的寄生和滋长提供了温床，很容易爆发前文提到的旱疫。
2、地理环境
邵武、建宁等地与江西交界，多为输入性疫病。自永乐年间开始，江西抚州、建昌先发生瘟疫，随即传入福建。福宁州也是如此，因毗临江浙地区，据研究，江浙是我国古代疫病流行的多发地，很容易就会传入福建。
而福州府则因为一省之会，人口稠密、人员流动性大，加之靠近大海、航运业发达，且气候多水多湿，为疫病滋生或输入创造了条件。
3、战争
这个不用说了，大兵之后必有大疫。福建等地山民的叛乱，和沿海倭寇的掳掠，战争之后大量的尸体无人掩埋，细菌一滋生，必然产生疫病。
4、饮食习惯
沿海之人喜吃海鲜，殊不知海鲜中细菌简直不要太多。民国《长乐县志》记载，“（一池塘）忽生大蚬，民取食之……不数日，患痢死者千余人”，多么可怕！
5、风俗习惯
闽俗不喜吃药控制疫疾，而经常奉以邪神，朝夕礼拜。不问医生问鬼神，这还能有好吗？
但从另一方面讲，崇拜鬼神还是有好处的，当寻求到了心理安慰之后，人的心情好起来，对于战胜疾病也能增强一些信心。成化十二年，福建官员上奏境内“疫气蔓延，死者相继”，礼部便特意派出官员赉香帛祭奠境内山川鬼神。
天子有牧民之责，不可能完全对大灾大疫充耳不闻，减免赋税、开仓赈济都是常见的手段。《明史》记载永乐时期，河南、陕西发生疫情，朝廷便遣使赈济之。永乐帝朱棣颇能关心民间疾苦，永乐十四年礼部尚书上书请泰山封禅，朱棣说“今天下虽无事，四方多水旱疾疫，安敢自谓太平”，不肯劳民伤财而求不虞之誉，没有同意。而即使是以不称职著称的万历帝，在京师旱疫之时，也要“禁廷臣奢僣”，然后赈恤贫民。万历十五年八月，因为灾沴频仍，神宗下诏，要求惩办贪官污吏，清理冤狱，蠲租振恤。
朝廷还会亲自下场救治灾民。怕传染怎么办？办法很好想，崇祯十六年那场大疫中，崇祯帝“诏释轻犯，发帑疗治，瘗五城暴骸”，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狱中的轻犯放出去救灾，拨付钱粮，将染疫而死的死者下葬。
第三，医治手段。明承宋元之制，在京城有太医院，在外府州县置有惠民药局，遇有疫疾流行之时，朝廷便会命“太医院及顺天府恵民药局依按方术预备药饵，于都门居民辐辏之处，招谕散给庶阽危贫困之人”。在救灾过程中，也有各阶层医生的自动参与，上至朱家王孙，下至平民百姓。如灵丘王朱逊烇（朱元璋之孙），极擅医术，曾经施药治瘟疫，救活了无数百姓，以帝室之胄奔走抗疫前线，称得上是伟大的逆行者。此外据方志所载，弘治年间晋江发生瘟疫时，当地民间医生吴怀荆施药给民众；明朝后期有屏南县人林壬子，精通医学，福清县麻疹流行时他日夜兼程赶赴疫区，用方施治，活人无算。
此外如进行隔离措施、掩埋死者尸骨以及防治天花进行的种痘技术等，也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防疫方法。
三、玉宇澄清
但充斥着浪漫主义想像的《封神演义》中，只用了两种方法消灭瘟疫。
第一种，用药西岐城中染瘟后，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外部敌对势力怎么会放过这种趁火打劫的好时机？
成汤阵营的郑伦调兵遣将来攻西岐，危急关头是杨戬先用撒豆成兵的变化之术吓退了商军，接着奉师命进入火云洞找神农氏求来三粒丹药：一粒救武王宫眷，一粒救子牙诸多门人，一粒用水化开，用杨枝细洒西城。回来如法施为，瞬间驱尽瘟毒，一城生灵赖以得活。
不但如此，心细如发的杨戬还求来了制作解毒丹的药草——柴胡，可说不但得其鱼，更得其渔。
第二种，用高温瘟癀阵是吕岳用法宝和法阵结合产生的威力绝伦的瘟阵，杀气漫空，悲风四起，瘟疫之气透心寒，瘴疠之毒解骨酥。姜子牙在阵中被困了百日，吕岳天天用瘟癀伞来毒他，意欲取他性命。幸好云中子早以三道符印和一粒丹药护住姜子牙，才不至于丧命，虽然如此，毕竟也无良策破阵。
百日之后，清虚道德真君命徒弟杨任下山，赐其神通、道术及法宝，其中有一件法宝叫五火神焰扇。这个法宝多半就是清虚道德真君破红沙阵使用的五火七禽扇，所谓五火，是空中火、石中火、木中火、叁昧火和人间火等五火真性攒簇而成，不是五行之火。一经用出，号称“逢山怪石成灰烬，遇海煎乾少露零；克木克金为第一，焚梁焚楝暂无停”。
杨任持扇破阵，全程可以用摧枯拉朽形容。
吕岳上了八卦台，撑起瘟癀伞往下罩，杨任一扇，那伞便成灰。又连续扇了几扇，吕岳苦用无数工夫炼成的二十一把瘟癀伞尽数成灰。时有李平好意进阵劝解吕岳，成灰。另一人陈庚飞刃来取杨任，成灰。吕岳欲逃，杨任追上，复挥数扇，八卦台与吕岳俱成灰。
就这么简单，如同真正的火神出世，以辉煌到极致的气势秒杀了瘟毒和行瘟之人。
这让人想到一句诗：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写的是，一片黑暗和恐怖中，孙悟空一棒横扫，瞬间把天地间万里妖雾扫灭。
这固然是神话小说才会出现的想像，可是人在坐困愁城、无能为力时，即便已不再天真，也总会幻想一个超级英雄从天而降，以无可匹敌的力量战胜一切敌人。
而在这个春天里，现实生活中也的确有这么一群超级英雄，他们是城市中最美丽的逆行者，是真正的定海神针、千钧巨棒，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无敌的力量，仅靠着“不计报酬，无论生死”八个字，便冲上去与疫魔战斗，直至牺牲；或竟能见证胜利。
雷神一出震慑宵小，火神一出焚毁病毒。
至于我们，务请老老实实呆在家中，不要做添乱之人，不要成为病毒的帮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