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王安石变法950周年，但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议依然在继续。
总体来说，在北宋时期，除了司马光主政的元祐期间的8年曾短暂废除，王安石变法整整实行了50年，直到北宋灭亡。
南宋高宗赵构把北宋灭亡的原因推到王安石变法的头上，从此王安石变法在元、明、清时期一直被否定，直到清末维新时期（距离北宋灭亡已768年），王安石变法才被重新认识和肯定。
青苗法，是官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发贷款给农民，一年收取20%利息。
市易法，是官府放贷给百姓，百姓拿财物抵押，半年利息10%，全年20%。
两者相当于政府扮演银行放贷。
《宋史 食货志》“欲市于官，则度其抵而贷之钱，责期使偿，半岁输息十一，及岁倍之......”
王安石早年在很多文章中都说明了，他的变法理想是“抑制兼并”，防止农民的土地被地主兼并，防止农民破产、贫富分化，从而保障国家税源。
青苗法的实施，就是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给农民放贷款，帮农民渡过难关，继续从事生产，等他们得到收成后再归还利息，
青苗法、市易法的初衷是，在老百姓困难的时候帮一把，防止百姓因为一时的经济困难而破产，同时增加了国库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而且青苗法的做法是王安石早年在宁波做鄞县县令的时候实施过的，效果非常好，也得到了百姓们的普遍欢迎。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
我们都知道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很好的，比如青苗法，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落实到下面，却受到了基层群众的广泛质疑甚至抵制？问题出在哪里呢？
青苗法的“官府放贷”排斥了“民间借贷”，实际上是用国家强制性垄断了借贷市场，虽然消灭了民间高利贷现象，但是让官府来做银行的事情，也同时失去了效率。
本来民间两三天就能借到的钱，由官府放贷往往半年还没有放款。为什么会这样呢？不仅仅是行政效率低下，不排除有些具体办事人员上下其手。
苏轼曾作诗讽刺这种现象: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说明有些地方农民的一大半时间都在城中等着领贷款，不仅要消费，还误了农时。只有一个好处：孩子学得了一口城里官话。
青苗钱贷款的年利率是20%，放到现代也是很高的利息。
王安石曾经为二分利息进行过辩解：
“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逋，雀鼠之耗......则无二分之息可乎？”
看似有道理，实则过于注重官方利益而忽视了农民利益。
古罗马民间也盛行借贷，官方有规定，利息不得超过6%。
目前我们国内的房贷利率普遍在5%左右，企业贷款利率6%-7%，比王安石规定的利率低太多了。
王安石定的利率标准实则是一种“准高利贷”。
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古代信息不对称，有些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还会变相地进一步提高利率。
而且农民要还利息钱，还要卖掉了农产品才能转换成钱币，这样还会有二次损耗。
所以，青苗贷款对农民来说负担是相当重的。
况且，有些地区的官员为了多发放贷款，超额完成绩效任务，更采取诱导农民贷款的方式，让农民开始误以为是官府发放的福利，后来却被连本带利搞得苦不堪言。
如果当初王安石只是从保护农民利益出发，只收5%以下利息，社会效应可能会好很多。
农民向地主家借钱，如果后来还不出，地主最多也就把农民家的牛牵走。
但官府发放的青苗钱如果还不出来，是有暴力机器作为后盾的，官府可以把拖欠的农民拘捕，套上枷锁，抓到牢中，逼迫还款。
这种现象成为王安石变法中最不得人心的现象。
也许有读者会说，现在国内的银行不大多是国有的吗，为什么没有这些问题？
这是因为现代银行也是以企业的形式手段来经营的，而且对贷款人的资质会进行评估，采取信用或抵押的方式进行放贷，要保险很多。
北宋的情况不一样。国家直接成了农民的债权人，农民成为债务人。北宋人多地少，农民本来贫穷，还不出钱往往就被官府抓去，强加逼迫，无底线地压榨，这就完全背离了青苗法的初衷。
所以，对于王安石的青苗法，士大夫骂，老百姓也骂。
青苗法成为了遭受攻击最多的“恶法”！
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政府直接成了跟老百姓利益博弈的对象，也就是“与民争利”！
作者 @青史子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