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帝是我国上古五帝中唯一一位以仁孝著称的君主，被尊为中华道德文化的鼻祖。
孔子说“舜之少也，恶悴劳苦，二十以孝闻乎天下”，司马迁在《史记》中夸赞舜帝是“天下明德，皆自舜帝始。”《国语》甚至将舜帝统治时期称之为“虞朝”，与夏商周三代并列。
但就是这样一位“仁德”的部落首领，其结局却充满了谜团。
舜出生于上古的有虞氏部落，妫姓姚氏，又被称作虞舜。关于舜的出生地，目前还有不少争议，主要有山东、山西、河北等说法。
不过，虞舜的兴旺地却相对明确，在晋南。
《吕氏春秋》有言：“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上古时期各部落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为了寻找合适的生存区域，迁徙频繁。
舜所在部落就是在迁徙过程中，进入到了尧帝的视野（辖区）。尧帝的陶唐氏是夏朝建立之前第一代部落联盟领袖，其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山西临汾的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显示，陶寺文化呈现出早、中、晚三个阶段的文化面貌差异，其中，早期和中期之间的差异明显较大，早期也就是尧帝在位时期，陶寺遗址以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但到了中期，却出现带有明显的海岱地区（海指渤海，岱指泰山）文化特征的三里桥类型，典型的例子是陶寺早期和中期的炊具从釜灶变成了肥足鬲。
同一个族群，是不会创造出两种前后差异的考古文化类型的，只有新的文化因素加入，才会导致出现这种情况。
更直接的证据是陶寺早期M2384和M3419号墓葬的发现。
编号M2384和M3419的早期王族墓葬的墓主均为女性，地位较高，墓中出土的陶器、玉器和陶寺中期的王族墓地同类随葬品高度一致，表明早期王族女性与中期王族男性存在姻亲关系，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尧帝“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
当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M2384和M3419的墓主就是舜帝的娥皇、女英二妃，但至少证明了早期统治者陶唐氏和中期统治者有虞氏存在政治联姻。
所以，考古上的发现，与文献记载里的尧传位给舜形成了吻合。也正是在陶寺中期，陶寺文化呈现出了愈加辉煌的景象，中期大城面积达到了280万平方米，远超早期小城的20万平方米，彰显了舜帝的功业。
这也表明，虞舜在继承了尧帝的天下共主地位后，步入了兴旺阶段。当然，至于尧舜传位究竟是禅让，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们下文会去论述。
如果按照《尚书》给出的尧舜禅让的历史脉络，尧在年老时传位给舜，而舜年老时又传位给了禹，上古时期的政权更迭似乎充斥着美好与和平。
但舜在传位给禹后，却莫名其妙死在了“苍梧之野”，苍梧这个死亡地基本没有争议，因为上至先秦文献《山海经》《尚书》《竹书纪年》下至秦汉以后的《史记》《帝王世纪》都是这么记载的，“（舜帝）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
苍梧之野，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永州市宁远县九嶷山。这里距离有虞氏统治的核心区域晋南超过2000里，作为华夏部落的共主，舜帝为何会死在这里呢？
史书给出的理由是舜帝“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也就是舜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儒家甚至夸赞舜“勤民事而野死”。但这个理由可信度极低。
首先，“巡狩”这个词本身就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帝王巡视自己的江山，第二层则是“囚徒”的隐晦说法，北宋的徽钦二帝、明朝的明英宗被俘后，史书均用了“北狩”一词就是例证。
其次，从考古发现来讲，舜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类型为龙山文化，在其南的江汉平原一带则是三苗族群创造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更南的宁远则是百越集团所属。百越彻底融入华夏已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事了，而舜所在的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前后，龙山文化的影响范围并没有到达苍梧之地，说舜因为勤民事主动巡狩此地，并不符合考古发现。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这还得从陶寺早中晚三期的考古发现说起。
上文提到，陶寺早期到中期出现了文化“变异”，意味着有新族群进入统治阶层。但这种进入却并非以和平方式完成的。
在早期向中期过渡以及在陶寺晚期时，陶寺遭遇了两次大规模人为破坏。早期王城在中期时被毁掉，中期统治者重新营建了新的王城。中期贵族墓葬一改早期随葬木、陶、石质礼器的葬俗，大量随葬玉器和彩绘陶器。
而到晚期时，暴力色彩远超第一次的更迭。王族墓葬在晚期多次被盗扰，人骨散落一地，宫殿和天文观象建筑均遭故意毁坏，宫城南墙内发现了屠杀惨象，一位35岁的女性人骨下体插着牛角，颈椎断裂。
值得一提的是，陶寺的两次大规模暴乱，针对的对象都是王族墓葬和宫殿建筑，早期小墓和中期的中等级贵族墓葬均被有意避开，这表明，破坏属于内讧，而非外来入侵者。
显然，陶寺考古的颠覆性发现，推翻了史书描绘的尧舜禹禅让的美好场景，尧传位给舜和舜传位给禹，其实都伴随着暴力夺权。
既然舜的继位不存在所谓“禅让”，那么禹的继位自然也没有理由遵循这一传统，这恰好与陶寺中晚期两次政变风暴相吻合。
面对暴力夺权，舜“南巡”逃亡直至“野死”也就合理了。
事实上，史书记载中关于舜的结局原本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记载，传统史书受儒家思想影响，极力维持“禅让”的美好愿景，而《韩非子》《竹书纪年》则直言不讳地写下：“舜逼尧，禹逼舜”。
事实上，直到唐朝时，仍流传有“尧幽囚，舜野死”（即舜死于流放或出逃的路上）得到说法。
至于舜逃亡地为何选在了一千多公里外的湖南，或许是为了寻求三苗与百越的联合，或许是为了避开“禹征三苗”的兵峰，逃亡到大禹势力不及的边陲，我们留待在今后的文章后再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