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写的《鲁滨逊漂流记》，很多人都不陌生。在经历海难事件以后，鲁滨逊被海水冲到了一个海岛上，过了很多年一个人的生活，并最终成功回返。
实际上在人类海洋活动中，“漂流”是有专属解释的，其含义是指船舶因为受到洋流、风向等的作用，偏离了原有航道的行为。像鲁滨逊那样漂流到荒岛上还得以幸存的事情，毕竟只是偶然发生。在中国古代，有很多次国外船只漂流岛我国沿海各地的情况发生。
而宋代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甚至有商人故意假装自己的船只漂流到了中国，以谋求利益。那么宋代的时候，政府面对漂流到岸的外国船只，会怎么做呢？
宋代之所以经常有外国商船“漂流”到沿海各地，是因为宋朝繁荣的商业活动，促使很多外国无良商人试图进行走私贸易或者逃税而伪装遇难漂流
谈到宋代政府对于漂流到岸的外国船只的处理政策，首先有一个问题需要确定。即如果漂流事件只是零星发生，那么作为政府，完全没必要出台一些政策去专门处理这件事情。
而宋代官府却专门为此出台了政策，那么就反向证明宋代外国船只漂流到沿海各地的事情经常发生。
众所周知，航海活动是一般是有着严格的航道的，尤其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如果漂流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商人们还做什么生意。
从概率上来讲，海船遇难后漂流到岸边的情况其实非常少见，更多的漂流事件，都是直接飘向了苍茫的大海上，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在众多出事的船只中，能够侥幸漂流岛岸边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都成为一个个的海难事件。
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漂流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可以证明发生的海难次数要比之多很多倍。宋代固然海外贸易发达，但如果出海的死亡率这么高的话，谁还敢出海。
所以说，宋代漂流事件激增的原因，只有两个原因，要么写历史的人在撒谎，要么出现漂流事件的船只主人在撒谎。
撒谎肯定是为了利益，否则谁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去撒谎。显然史官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利益，但那些发生漂流事件的船只主人，却并非如此。
他们的利益在哪儿呢？简单来说就两点，一是走私，二是逃税。走私不用说了，每个时期，每个国家，因为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出发，都有一些商品是不准与外国进行贸易的，禁止买卖往往就代表着利益，那些外国商人们为了利益不惜借着漂流的名义，避开宋朝海关，在沿海其他地区上岸，如果成功，自然能获得巨额利润，如果不成功，也可以躲避法律的审查。
逃税也是一样的，宋朝一反中国古代重农轻商的国策，对于商业活动的鼓励和支持，促使商税在宋代税收之中占据七成的比例。对外贸易自然也是收商税的重要渠道。但宋代不像现在，每一个沿海城市基本都有海关。宋代的海关是有数的，只有杭州等几个有限的城市，设有海关。想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就必须通过这些海关。
如此一来，大量的外国商人为了逃税，就想出了“漂流”的歪主意，其目的不外是逃避责任，告诉官府自己不是主动跑到海关以外的地方来交易的，而是发生了海难飘过来的，以此博取同情，同时也试图逃避税收。
综上可以得知，宋代中国沿海地区，之所以会频繁的发生外国船只漂流案件，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假的，是外国商人们为了走私和逃税想出来的理由。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宋代政府专门为此出台了政策管控。
为了避免被外国商人钻了律法的空子，宋代政府对于漂流事件非常重视，一旦查出走私则立刻没收，逃税一律宋代市舶司缴税后再进行交易
《宋会要辑稿》
既然大多数的漂流都是假的，那么对于宋朝政府来说，首先就是防止被外国无良商人利用政府的同情心，违规与国内进行贸易，从而损害到国家利益，对于其他合法外国商人来说，也不公平。
针对外商借着船只漂流搁浅，进行走私贸易的行为，宋朝官府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核心就是两个点，一切走私物品全部没收，无良商人直接遣送回国。
《宋会要辑稿》之中曾记载：
“诸舶船遇风信不便，飘至逐州界，速申所在官司，城下委知州……除不係禁物税讫给付外，其係禁物即封堵，差人押赴随近市舶司勾收抽买。”
这段记载里面有个关键词，就是“其系禁物即封堵”，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如果有走私的违禁品，一律没收。
而除了自私禁品之外，对于正常的商品，外国船只借漂流想要逃税的，处理办法是“差人押赴随近市舶司勾收抽买。”
这里头的抽，就是抽税，宋代对于海外贸易的税收，一般奉行的是十五抽一的税率，而买自然不用多说，就是协助商人进行买卖。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不管船只“漂流”到了那里，当地的官府有及时处置的权利，但没有私自交易的权利，也就是说，外国商品到了宋朝以后，必须要经由市舶司才能发买。
如此，通过严格的防范措施，基本上解决了外国船只想要利用漂流损害大宋朝利益的行为。
对于那些真正发生海难漂流到中国的外国船只商人，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对其施以救治供养，一直等到本国使者来朝贡时，再送其回国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漂流到沿海各地的外国商船，都是骗子。毕竟是古代，航海技术有限，海船遇到漂流的情况虽不像想象中那么常见，也偶尔会真的发生。
那么对于这些真正发生海难，漂流岛中国的外国商船，大宋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根据《宋史》记载，熙宁九年，秀洲曾有一次高丽人商船漂流到本地的记录，在当地官员上书朝廷以后，朝廷为此做出了回应，诏书之中是这么写的：
“如参验实非奸细，即居以官舍，给食，候有本国使人，入朝取旨。”
这里头有两个重点，第一是参验实非奸细，这是因为高丽靠近辽国，而大宋与辽国是竞争甚至敌对的关系，所以要先查明是不是奸细。
而如果确定不是奸细了以后，则“居以馆舍，给食，候有本国使人，入朝取旨。”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奸细的话，就先把他们安排在官府的驿站里，管他们吃喝，等到有本国使臣来朝贡的时候，在把他们送回去。
由此可见，对于确实因为海难而漂流到岸的外国商人，大宋秉持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朋子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精神，好吃好喝的招待人家，然后再想办法把人家送回去。
而且，对于这些商船上的货物，朝廷还特别下旨保护，不准当地官员克扣索要。
《宋史》
《宋史》记载，有日本商人遇海难漂流到宋朝后，朝廷还特意下旨，说：
“诏勿取其货。”
综上所述，正是本着这种诚信友好的态度，宋朝对外贸易才能极度发达。在国内土地兼并严重，三冗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一个农业大国，生生凭借着商税支撑起了三百年的国运。
同时，宋朝政府对于外国商人不歧视，也不惯着，公平公正的态度，促使更多的人愿意相信大宋，与大宋进行贸易，在获得经济上的双赢的同时，也获得其他国家心理上的认同和仰慕。
相比于强汉跟盛唐，大宋朝“天国上朝”的名号，就是用这中内圣外王的方式获得的，固然其在军事上疲弱，但在古代封建王朝的文化历史上，却是一枝独秀。
结语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特殊的朝代，相比于独以强亡的大汉，万国来朝的大唐，宋朝文化对于现代中华民族的影响，其实更深刻。如果说是大汉朝打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大唐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血肉，那么毫无疑问，塑造我们民族灵魂的，则是大宋。
这一点在宋朝对待海外漂流到岸的外国商船上，就能看出端倪。防备是作为一个农耕文明发展来的国家，在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的灾难后的下意识的反应，也即是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
友善和平，则是一直致力去追寻的目标，尽管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很多事情做得不够完美，比如对于真正漂流到岸的外国商船，想要与中国贸易也得转去市舶司，但至少保证了公平公正，在如数缴纳赋税后，将外国商人与本国商人一样看待，正是这种公平公正的体现。
而对于漂流到岸的外国商人的人道主义救助，则体现着作为一个大国的人文情怀。
参考文献：
《宋史》
《送会要辑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