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名声最差的莫过于隋炀帝杨广。他不仅荒淫无道、凶残暴虐、穷兵黩武，更好大喜功，最后让强大的隋朝二世而亡。但杨广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皇帝吗？蒙曼在《大隋兴衰四十年》中提出不同的看法。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前八年完成了几项大工程及大作为，这些事迹足以看出杨广是一位优秀的国家领导者。
首先是营建东都洛阳。东都洛阳的营建，不仅让隋朝有两个国都，也让洛阳城成为东部的政治中心。
其次是开凿大运河。中国的河川是由西向东流，运河的开凿不仅打通北、中、南的交通动线，配合东都洛阳，能够实质地加强东边与南边的控制，并让北方的政治中心与南方逐渐重要的经济中心相结合。其重要性在于，为后来的唐朝盛世奠基。
第三项大工程是修长城。北方的突厥一直是隋唐时代的威胁，虽然隋炀帝曾扬威塞北，被封为圣人可汗，但从修长城这件事来看，他对于突厥的防范从未松懈过。
接着是大作为。隋炀帝不同于一般在皇宫中做决策的皇帝，他喜欢亲自到现场看一看，不管那里有多远，隋炀帝这样做虽然是一个好的决策者，但却苦了必须跟他一起东奔西跑的人。
首先是巡幸江都。运河打通之后，当然要亲自到江南看一看，以加强巩固南北的统一。
第二是巡塞北。除了宣扬隋朝国威之外，也确立了隋朝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地位。
其次，是州县二级制及地方佐官由中央任命的地方制度改革。隋以前的地方行政体制是州郡县三级，隋文帝杨坚将郡级取消，简化地方层级，形成州县二级制。
地方佐官以前均由州刺史、郡太守或县令自行任命，为了地方政务的顺利推动，刺史、太守或县令都会找当地豪门当下属官吏，以致地方行政实权掌握在当地高门大族手中，不利于中央集权。隋文帝将原来由地方首长找的佐官权力收回，只让其负责教化风俗；行政事务部分的职位则由中央任命，进一步将地方长官的人事任免权收归中央，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接着是法律制度的改革。重点有三：将法律条文从疏、从简，突出法律重点，让人民更能掌握法律的精神。再者，量刑从宽、从轻，并规范审讯过程中的刑求逼供。第三，维护礼教、伦理秩序，也就是维护皇权体制。
第四件事是科举制度的创立。隋文帝开皇七年下诏，要求各州每年都要选派三人，到中央参加科举考试，考上之后，再经过吏部铨选，即可当官。这项中央政府选才的制度影响深远，直到清朝末年。
第五件是输籍定样与大索貌阅。隋朝创立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展现了强大的经济成果“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究其原因，一般人认为是均田制，但作者认为是隋文帝推动的两项政策：输籍定样与大索貌阅。所谓输籍定样，是将户籍划分等级，分为上户、中户及下户，并依此规定赋役，原则是上户要多缴赋税，下户则少缴，除了保护弱势的国民之外，也让他们觉得投靠国家比依附在大户人家来得划算，以借此扩大缴税的人数。所谓大索貌阅，是指针对各户人家做实际年龄的查核，以减少逃漏税，增加国家的税收。因为这两项政策的推动，让隋朝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充实起来，后世的唐朝直到玄宗天宝年间才达到与隋文帝时代相当的水准。
第六件事是推行文教。随着北方的统一与稳定，马上治天下的时机结束，未来要以文治天下。因此，有两件事要做：搜集图书与兴办学校。隋文帝为了搜集民间的藏书，给与献书者丰厚的报酬，只要向国家贡献一卷书，就可以得到一匹缣帛，这样的报酬相当于每年所缴税额的三分之一，而且，国家将所捐的书誊抄之后，再把该本书完璧归赵。接着，在中央与地方设置学校，以培育国家人才。
虽然隋文帝为隋朝打下很好的政策基础，但其性格却也限制了隋朝的发展，例如唐太宗认为，杨坚的个性苛刻，不信任他人，以致律己严，律他人更严。再者，开皇十四年曾发生大旱灾，杨坚只是流着眼泪和百姓一起逃难，却不愿打开已经放满粮食的仓库，以赈饥民。所以，蒙曼认为隋文帝杨坚缺乏宽厚恢弘的气度，太急于把所有的事都做好，完全不考虑当时社会的承受度。因此，短命的隋朝，杨坚也要负相当的责任。
隋朝与秦朝一样，国祚都很短，后世对其评价也贬多于褒，但这两个朝代所创的一些制度或政策，却得到后世朝代的继续沿用，其历史意义远大于许多负面评价，我想，未来隋朝还是会得到其应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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