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称天府之国。在南方各省中,四川具有很多其他省份不具备的优势,气候温暖湿润,河流纵横,土壤肥沃,农业生产、丝绸纺织业、茶叶种植都非常发达。四川周边群山环绕,易守难攻,远离中原,较少受到战乱骚扰破坏,自古以来一直是人烟稠密、经济繁盛之地。南宋中后期,四川人口率先突破一千万,在全国各地区中首屈一指。
然而几经时代变迁,到了明末清初,这种局面有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大逆转,四川人口急剧减少。康熙二十四年,四川巡抚张德地上奏康熙,经户籍调查,四川全省只剩9万人口,尚不及内地一个小县城的人多。四川境内城镇为墟,良田抛荒,很多地方成了草莽荆榛、野兽纵横的史前世界。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清朝被迫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人口大迁徙:“湖广填四川”,从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广东等地大批量向四川移民,以充实恢复四川人口。这次移民行动前后历经百余年,数百万人口迁入四川,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四川人口规模才渐次恢复,但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四川原住民十不存一。
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正如《四川通志》所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战乱屠戮是引发这次人口锐减事件的最重要因素。那么问题来了,明末清初时期,农民军张献忠和清朝军队,都曾长期占据四川,谁才是导致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张献忠和清军谁才该背这个黑锅?
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有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曾在四川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屠戮,应该为此次事件负责。明末清初的很多史料,如《蜀警录》、《蜀中广记》、《蜀碧》、《蜀龟鉴》等,都对张献忠屠戮川人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记述,可谓众口一词。
另一种看法认为,导致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是因为清军为了镇压四川境内的反清运动,进行了长期的杀戮和灭绝人性的烧杀劫掠,酿成了这场悲剧。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张献忠和李自成一样都是伟大的农民英雄,《蜀警录》《蜀碧》等史料,都是地主知识分子出于对农民英雄张献忠的痛恨,而编造出来的不实之词。双方意见不一,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客观地说,张献忠是导致人口锐减的元凶首恶,清军则是帮凶。史料记载显示,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第一次入川,到顺治三年(1646年)年底,四川一直是张献忠最要的活动区和后方基地。从1644年开始,张献忠大军更是盘踞四川长达近三年。
不仅张献忠占据四川时间最久,而且也完全具备屠戮川人的动机。明朝末年,西北中原各地天灾人祸,饥荒连年,大批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而四川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优势,依旧是一方乐土,百姓照常安居乐业,并未发生一起农民起义。
因此张献忠入川后,并未像在其他地区一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恰恰相反,四川百姓对于打扰他们安宁生活的张献忠极端仇视,视之为强盗贼寇,张献忠无论征集粮草还是征调民夫士兵,都极为困难,不得不施展烧杀劫掠的老本行强取豪夺。如此一来,激起了生性顽强的四川人的强烈反抗。他们要么自发组织乡勇民团,要么参加明朝官军,用各种方式反抗张献忠。
《明末农民战争史》记载,“川人性戇直,特明顺逆,不肯被不义之名,故其所置郡县贼吏,特以兵威迫胁,民勉听从。兵才他适,则群起而杀之。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张献忠本想在四川割据称霸,但四川人的激烈反抗让他片刻不得安枕,号令不出成都百里外,设置在各地的官吏屡屡被川人杀死,因此对四川人也极为恼恨,称之为“蜀獠”,便采用更加凶暴的杀戮手段对付川人。
相比之下,清军迟至1646年十一月才第一次大举进入四川,围攻张献忠的大西军。肃亲王豪格带领的八旗兵战力强劲,在西充凤凰山之战中,清军神箭手雅布兰一箭射死张献忠,大西军就此土崩瓦解全军溃散,清军几乎没经过什么像样的大战就歼灭了张献忠所部。史料记载显示,当时四川各地已经城镇荒凉,人烟稀少,致使清军筹措粮草极为困难,不久很快撤军退出四川。
1652年,大西军余部刘文秀挥师北上企图重占四川,清军在平西王吴三桂带领下也南下入川,击败刘文秀。但清军取胜后并未乘胜进占四川全境,理由很简单,所到之处一无人烟二无粮草,根本无法驻扎,不得不千里迢迢从陕西运送粮草。
清军进入四川时间较晚,屯驻时间也极为有限,且当时四川各地人烟断绝的局面已经形成,可见清军并非是导致四川人口锐减的元凶,顶多是帮凶。另一方面,当时记载张献忠屠戮四川的众多史料,也根本不可能都出自伪造。最有说服力的是当时成都有两个西洋传教士利类司、安文思,他们的回忆录《圣教入川记》也记载了大量张献忠屠戮川人的事例。这两个外国人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完全没有必要去编造谎言污蔑张献忠。可见,张献忠正是导致四川人口锐减的元凶。
参考资料:《明末农民战争史》《南明史》《明史》《清圣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