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年仅22岁的宋神宗赵顼决心进行变法，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组建了以富弼、曾公亮为宰相，王安石、唐介和赵抃为参知政事的五人为首的内阁班子。
这套内阁班子里，除了王安石只有48岁，其他人都是60岁以上的老臣，思想上过于保守。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成员里面，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就占据了大多数，也就注定了他们无法在一起团结合作。
王安石
当时，还有人这样调侃宋神宗组建的这个内阁班子，将他们五人恰好对应佛教当中的“生、老、病、死、苦”。
“生”是指王安石，意气风发，生机勃勃，一心想要帮助宋神宗进行改革，并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老”是指曾公亮，此时已经是年老古稀的年龄，早就应该退休养老了。
“病”是指富弼，由于经历过“庆历新政”的失败教训，对王安石变法持有消极的态度，做事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死”是指唐介，他一直都强烈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但又无法像司马光一样跟王安石面对面叫板。不久之后，因为背上长了毒疮，不治而亡。
“苦”是指赵抃，尽管他对王安石变法有很大的意见，但由于自身口吃的原因，从口才上辩论不过王安石，只好附和变法。
由此可见，负责实施变法的内阁班子里面并不团结，王安石对此非常不满。为了不打消王安石的积极性，宋神宗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夜长谈。
最终，宋神宗做出妥协，重新调整了变法班子，并批准设立以王安石为首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也就是国家特别财政立法小组，成为了新的变法组织核心。
除此之外，宋神宗还任命陈升之、苏轼的弟弟苏辙、吕惠卿等人共同负责“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变法起草工作。但是，陈升之和苏辙两人，在政治见解上与王安石存在着很多分歧。
宋神宗之所以做出一连串的举动，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
他下定决心要进行改革，而王安石正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了安慰王安石的不满情绪，所以才重新调整人事。
在具体人事任免上，他依然还是有所保留的，不能废弃祖宗传承下来的“大臣相互制约”的做法。
对于新的人事安排，虽然并没有让王安石感到百分百满意，但宋神宗已经给足了面子。
宋神宗赵顼
王安石主持变法，却遭人弹劾
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员安排已经尘埃落定，接下来王安石就该展开具体的变法了。
根据南宋学者杨仲良编撰的《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书中记载：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后不久，王安石和陈升之两位负责人联名上书了一道奏章，向宋神宗皇帝提出“合众智”的建议。”
所谓“合众智”，意思就是集合众人的智慧，在如何理财变法的问题上，需要广泛地征集广大民众的意见。
结合当时北宋的现状来看，这个建议十分精妙，具体体现为：
第一、团结民间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变法也是需要人民群众作为基础的。
第二、尽量多征集一些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以了解民众的动向，方面做好舆论引导。
第三、由朝廷出面对外界表态，表明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并不是王安石个人的意愿，而是为了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从而使变法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宋神宗批准了王安石和陈升之提出的建议，并颁布诏书说：“鼓励没有任何官职的百姓多提方案和意见，所有的方案和意见都会交给制置三司条例司来进行审查决策。凡是被采纳的方案和意见，根据事件的大小，给予上书者一定的报酬奖励。”
对于这一步棋，王安石可谓是信心满满。他认为，这毕竟是宋神宗颁发的圣旨，即使朝廷的有些部门不支持自己，也一定会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
然而，王安石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当诏令发布出去一个月以后，响应的人却寥寥无几。在上报的方案和意见中，要么是不切合实际，要么是牛头不对马嘴。。
针对这种情况，王安石是这样分析的，这些上报方案和意见的部门对百姓的基层情况根本不了解，只是想当然地以为，自然也就提不出有针对性的办法来。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想要把工作搞上去，领导必须要深入基层，亲身体会民间的生活”。
因此，王安石决定派出多路人马，下放各个地方的基层，调查了解各地的农田水利、赋税徭役等情况，以便为制定新法当作参考。
从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到派出第一批工作人员深入基层调查，中间只用了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应速度之快，工作效率之高，与之前拖拖拉拉的工作效率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也是王安石新官上任之后的新气象。
除此之外，为了缓解当时朝廷财政紧张的情况，王安石召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主要成员，制定了缩减国家财政经费支出的具体方案。在这个方案中，王安石采用了司马光之前提出的“节流”主张，也就是勒紧裤腰带，勤俭节约过日子。
方案的具体内容规定如下：
允许赵弘殷、赵匡胤和赵光义三族后裔中的每一代保留一个公爵名额，其余公爵全部废除，宗室子弟必须要经过科举考试选拔才能做官。
缩减军队人数，以减少军费开支。
减少对后宫嫔妃和大臣们的赏赐，废除各种名目的福利待遇。
随着这项方案的出台，朝廷的财政开支一下子缩减了将近百分之四十，效果是非常明显。但是，对于那些皇亲国戚、同事幕僚和原先的受益者，就没有了以往的福利，王安石将他们全部得罪了。
于是，许多朝廷大臣联合向宋神宗上书弹劾，指责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其中反对声最为强烈的是时任御史中丞的吕诲。
根据《宋史·吕诲传》中的记载，吕诲深受司马光的器重，以“性格耿直，敢于谏言”而闻名，并被司马光举荐担任御史中丞。
吕诲罗列出了“十宗罪”，以此来弹劾王安石，具体是：
一、慢上无礼，亵渎皇威。
二、好名欲进，喜好功名。
三、要君取名，不分君臣。
四、用情罔公，功归自己。
五、徇私抱怨，假公济私。
六、仗势招权，培养死党。
七、独断专行，祸害朝廷。
八、凌铄同列，欺压同事。
九、朋比为奸，结党营私。
十、动摇天下，危害宋朝。
从吕诲的这一份弹劾奏章里面，我们不难发现，十项罪名一个比一个大，俨然将王安石写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
吕诲画像
吕诲写的“十宗罪”，有什么根据？
关于吕诲列出的王安石的“十宗罪”，究其根源，还得从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说起。
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高太后被宋英宗赵曙册封为皇后，史称“宣仁圣烈皇后”。后世对她的评价是：“崇尚节俭，办事公正，尤其注意约束外戚和严守封建妇女品德！”
早在五代时期，社会伦理道德沦丧，权臣和武将骄横跋扈，甚至弑君篡夺皇位。高太后从中汲取教训，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不忘宣扬儒家的封建礼教伦理。
宋英宗与高太后共生了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长子是宋神宗赵顼，次子是岐王赵颢。在这么多子女当中，尤其让高太后疼爱的就是赵颢，甚至到了每天必须与赵颢见面的程度。
正因为如此，高太后就把已经长大成人的赵颢一直留在皇宫里，居住在自己身边。
高太后
根据历朝历代皇家总结出来的规则，那就是“皇宫里只能有一个皇子，他就是太子，其余的皇子则一律要迁到地方封王”。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让太子与其他皇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唐朝初期“玄武门之变”事件的再次上演。
然而，高太后偏偏出于自己的喜好留下赵颢，却忽略了朝廷礼制中的这个重要规矩。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叫章辟光的大臣觉得不妥，便给宋神宗上书说：“为了防止不测，应该把岐王赵颢迁到地方居住。”
高太后得知这件事情之后，顿时勃然大怒。她认为，章辟光是在挑拨皇帝和弟弟之间的关系，因此要求宋神宗杀掉章辟光。
王安石
宋神宗也是个孝子，母亲的话又不能不听，但是从宋太祖时期就规定“不能杀读书人”，于是就把章辟光革去官职，流放外地。
看到这种处罚结果，满朝文武大臣都不敢说话，唯独王安石一个人站了出来，替章辟光说情。王安石在朝堂上解释说：“章辟光的行为维护了皇权，不仅没有罪过，而且应该奖赏，若是将他流放在外，以后谁还敢替朝廷着想呢！”
吕诲当场提出了抗议，觉得王安石的说法没有任何道理，坚持要求将章辟光革职外放。
在吕诲看来，章辟光之所以敢于“挑拨”皇帝与赵颢之间的关系，完全就是王安石在背后撑腰。正因为如此，当宋神宗下令将章辟光革职外放的时候，王安石才会极力替他开脱罪责。
所以，吕诲才联合了朝中的许多官员，并列出了王安石的“十宗罪”，弹劾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
以退为进，“要挟”皇帝打压保守派
面对朝中大部分文武官员的弹劾，王安石则显得平静了很多，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王安石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曾经多次向宋神宗进言，劝谏宋神宗要做到“长君子，消小人”。
“长”就是“提拔”的意思，凡是站在王安石阵营的人，统称为“君子”，这自然跟道德品行没有任何的关系。
“消”是指“罢免”的意思，简单来说，凡是跟王安石站在对立面的人，都是“小人”。例如吕诲、以及之前的司马光。
但是，眼看着吕诲的弹劾，王安石不得不花费精力为自己辩解。为了清除变法路上的绊脚石，他又一次采用了曾经做过的方式，那就是“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休息”。
王安石的这个策略叫作“以退为进”，以此来向宋神宗施加压力，他想要借助宋神宗的手铲除变法路上的各种阻碍。
对于王安石的这种做法，宋神宗自然明白其中的原因，因为王安石曾经已经使用过这一招了。
其实，宋神宗在推行变法的同时，还留了一条后路，就是采用“中庸、制衡”的手法，尽量平衡变法派和保守派的力量。此时的宋神宗已经意识到，若是变法再这样继续下去，内斗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因此，宋神宗当前面临的当务之急，就是果断处理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罢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既然选定了让王安石担任变法的主要负责人，就要为他创造一个更加宽松良好的环境。
让吕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一心为朝廷效力，最后却当了一个冤大头。
在宋神宗看来，王安石不仅是变法的负责人，同时还是自己的知音和心腹。相比之下，吕诲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臣，于是没有理会他提交的“十宗罪”奏章。
为了安抚王安石安心实施变法，宋神宗干脆直接“牺牲掉”无关紧要的吕诲，将他贬去地方担任知州。吕诲刚一离开北宋首都汴京（如今的河南开封），王安石的“病情”就好了，再次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直到这个时候，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较量中，保守派取得了胜利。
王安石
凭借着宋神宗的信任，王安石采用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不仅让自己从弹劾中成功脱身，还打压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势力。
然而，让王安石感到洋洋得意的事情远不止这些，正是借助这次与吕诲的交锋，他终于组建起了让自己满意的变法核心团队。除了帮王安石起草变法文件的吕惠卿之外，还加入了韩绛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曾布。
韩绛当时担任枢密副使，相当于如今的办公室负责人，他与王安石在政治理念上十分相投。每次遇到王安石上奏的时候，韩绛都会附和说道：“王安石说得对”“我和他所见略同”“建议皇帝多采纳”等几句话。
吕惠卿深得王安石的器重和信任，还将他视为心腹战友，经常在一起商议变法的各项事宜。除此之外，任何关于变法的奏章，王安石都会让他代为书写。
与韩绛、吕惠卿相比，曾布就显得弱了一些，但他有着和哥哥曾巩一样的才华。由于支持王安石变法，才得到了王安石的重用。
王安石之所以对这套变法班子比较满意，是因为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是支持变法的，比起宋神宗刚一开始组建的以富弼为首的内阁班子，平均年龄一下子小了二十多岁。
此时的宋神宗也不过才22岁，再加上比较年轻的变法班子，真正实现了属于年轻人的事业。这时候最为高兴的应该就是王安石了，费尽心思铲除了变法路上的重重障碍，终于可以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了。
参考资料
1、南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2、元代·脱脱、阿鲁图《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