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从封建社会开始成熟起来的，自秦朝建立以来，以后两千多年的社会就是这样，体现的不仅仅是状态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创新和进步。
与以前原始社会及奴隶制社会管理模式不同，封建社会中并不存在部落，更无各地方诸侯辅佐。原来全局的管理方式是皇帝说了算，但是因为所辖土地较多，所以管理的难度也在逐步加大。
帝王们开始共同承担管理任务，选拔官员形成中央的政治核心以辅助帝王治理中央与地方。这是秦朝建立的“丞相”制度，此职位主管全国行政，一直沿用到明代。此间各朝丞相虽功能与职责相似，但其产生体制却各不相同。
秦朝时是由帝王直接委派重臣出任，但在北宋初期则是由三省中的“侍中”直接行使宰相之职，即北宋“侍中拜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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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侍中拜相”的局面并非直接形成，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历程。远在唐朝时宰相机构已经开始变化，自唐朝初年起宰相权力行使开始是通过一个多人组织来实现的，而不是像秦朝一样帝王指定一人专掌相权。
唐前期明文规定：
“宰相常在门下省商议政务，称为政事堂。”
这一“政事堂”不能算宰相机构，即从唐朝初年起宰相权力有所弱化，只具有完全议政职权，对国家大事不具备决策能力，而且这种议政是多人共同参与。
683年后唐朝“政事堂”从门下省移至中书省是上层领导机构转变，本身影响较小，政事堂至此，仍算三省所辖，并非独立政治决策机构，多为帝王有意打压相权。
这一局面一直到开元年间才有所变化，其时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繁荣景象，得到玄宗认可时有很多人上奏：
“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后，位列官、枢、兵、户、礼五房”。
尽管就身份而言，政事堂居于末位，却已设有治事的专门机构而不再附属于他者而存在。
行政机构独立还表明宰相官衔分离，唐朝时由三省构成的宰相机构，以后逐步有其独立职衔并成为三省第一长官，相权可以联合行使，这样既可以避免权力的倾斜又可以较好地处理政事。
2。北宋时期的宰相名号
就制度而言，北宋基本上是对唐朝宰相体系的全面继承与沿袭，但是在封号方面仍有很大差异，北宋初期就有规定：
“命相必谓同中书门下平局，章事即直拜、侍中之人不再言平局章事也”。
换句话说，宰相之名前会加“同中书门下平局、章事”，侍中不必带上，因为北宋宰相机制中，侍中与同平局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所谓“同”是官阶的等同。
例如，唐朝时就有过“同中书门下”之说。其时此二者均为朝中二品官衔，故定名时通常加此前缀，“平局章”为褒义称颂。
先秦《尚书》曾记载：“平局章人”。这里面就包含了“辨别处理”之意。
基于这一点，方才北宋发布的指令可直接解释为中书省与门下省相同，虽不是宰相的正式职位，却可由中书、侍中行使宰相之权，即“平局章事”之意。
后句为前句重复证明，北宋朝中任侍中时为宰相。头衔之前不需要加上相当于某一个职务，就显得混杂啰嗦了，此即宋朝宰相制度即“侍中拜相”制度之雏形。
这与当时社会制度分不开，北宋时期统治者只完成北方大一统，其他地方均为少数民族独立政权。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确实不宜出一位总管国家行政大事的丞相。
而战乱频仍、政局稍有动荡、帝王一人难以驾驭庞杂之势，方有“同平局章”之举，实质是在不授官方职务的情况下相权兼任之举。
朝中三省长官行使相权时，均应强调其“相当于宰相的权力，不是自己居其位的权力。”
从此，“同平局章”转变为代行相权之职，尚书因其身份过高被挤出朝堂，北宋初期只有不用加前缀“侍中”一职。
在职责方面，侍中和同平居章事之间还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如虽均非真宰相，却可以行使职权，享有宰相称号。
但是在地位方面，同平局，章事与侍中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侍中是朝廷官衔中堂而皇之的官衔，同平局章事仅仅是简单的权力代行而已。
古代官僚中为官之人，既取决于他们的职权，又取决于他们所属官衔的地位，相似于二者的对比，侍中与同平局章事的职权相当，皆行相权，而身份侍中要赢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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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初政治运转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别于原来的条文。综上所述，“侍中”一职是唯一做“真拜宰相”的，因为在当时有关记载中曾说过“国初三省长官第空名，唯侍中有真拜者”。
即那时中书、尚书等别的官并不具备真正的“拜相权”，仅侍中一人具备此条件，而北宋初期能做到此职者仅五人。
以前周朝老臣范质拜“司徒兼门下侍郎”为“首相”的主官，北宋建立后仍重用他，并在他原职衔基础上增设“兼侍中”一职。
此处之“兼”，时人争议颇大，册封后，颇多论者各执一词。
由于范质在那时已拜入相位，从此册封之官方职务姑且不谈，所谓兼侍中到底是不是真侍中之职或代侍中之职？
由于侍中自身即能行使相权，即使朝内也能直接担任宰相待遇，然而矛盾的是范质“首相”一职已被视为宰相。
故册封后范氏对侍中之权力，应如同平局同章事一样代行，有权力而没有身份，或兼有宰相和侍中之职。事实上，对引起冲突的这一点就连皇帝本人都没搞清楚。
当时他对于前朝老臣们的祝福与册封仅仅是为了反映出自己的“皇恩”而已，只是在没有取消之前官职的前提下进行了加封而已，这也可理解为“侍中拜丞相”，即由于地位与权力同步增长，故二者并不矛盾，此兼之，亦非代行使职权之同平局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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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范氏这一事例出现后，为了避免纠纷，北宋早期“官拜宰相”时兼任均被直接理解为对官衔之授。
例如，随后丁谓官衔被授以“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局章”之职，即任左仆射兼侍郎，而非兼行其职。与之同一时期，冯拯还被任命为右仆射兼侍郎，这都被理解为各种职务的联合加持。
其后所产生之官位提升，皆于其原官位之上迭加而成。例如1122年皇帝死后，冯拯以担右仆射之职兼侍中，从此很快就以侍中之职受祀。
就此处表现而言，北宋初期侍中之职，是与宰相之分水岭，侍中虽代行宰相之权，然能为侍中者，很快就要升任宰相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已不牵涉权力变化，仅仅是身份的上升。
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即被撤职，朝中官员不论职位如何，都可能升迁，都可能被撤职。
至于那些中央高官，虽不能直接被贬为庶民，但本身官衔之降却仍在继续，侍中之特殊性在此得以彰显。
北宋早期多以侍中为拜相对象，一方亦有贬谪。丁谓在1122年六月就有过被罢相的故事，当然这里又将罢相分为两种。
一是罢免相，即仍设有侍中一职，是表示仍可利用侍中之职行使相权而无宰相之职。
第二种情形是罢免丞相权，曾有一官曹利被贬为“使相”，虽有丞相之名，却无丞相之权，理由是其无侍中之职。
起初他是从枢密院直升相而非侍中拜相的，因此罢官后就没有宰相之权。
故北宋时期“侍中”官职从不轻易封爵，这是因为侍中拜相近乎水到渠成，而侍中不具有宰相地位时，仍可行使宰相之权。
就总体而言，北宋侍中拜相初期不仅是平局衡权力之举，就连职务问题也曾引起过不小争论，以后侍中渐成为行使宰相权力乃至提升宰相地位之通道，即北宋“侍中拜相”之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