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南渡是魏晋南北朝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引发了南北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对这一时期士人的生存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永嘉南渡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现实条件与政治背景。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了西晋王朝。西晋是典型的士族社会，作为统治者的司马炎就是东汉中叶以后世家大族的代表，《晋书·礼志》记载晋武帝曾诏曰：“吾本诸生家，传礼已久”，作为世家大族，司马炎的统治充分代表了门阀士族的利益。
在官吏的选取上，他沿用了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使门阀士族垄断了政权，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尖锐对立，就是对西晋门阀专政局面的最好揭露，当时的世家大族如陈国何曾、太原王沈、河东裴秀、京兆杜预等，无不致位通显，爵极公侯。
一、西晋的腐朽统治与内乱的爆发
世家大族不仅在政治上占有绝对优势，在经济上更是享有多种优待政策。他们广占田园山泽，无止境地扩大自己的财产。《晋书》记载王戎“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金城麴允“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士人的生活更是极端奢侈浮华，石崇、王恺就是极尽豪奢之人。
在如此安逸富裕的生活中，统治阶级腐朽的本性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士人安于享乐，贪图富贵，卖官鬻爵，剥削人民，西晋的朝堂之上更是黑暗混乱不堪。以强取豪夺方式逆取天下的司马氏立国后在政治上陷于极端尴尬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君臣纲纪、忠义道德失去了效力，群臣各怀私欲，就连司马氏的心腹大臣也是不以社稷为念、谄谀自进。
何曾看出晋武帝“非贻厥孙谋之兆，后嗣其殆”，而不加劝谏；权贵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荀顗表面上“温恭忠允，至行纯备”，实际却“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
在武帝统治时期，西晋政治就已经呈现出“朝廷宽弛，豪右放姿，交私请讬，朝野溷淆”的混乱局面，这样的统治现实让西晋社会的各种矛盾十分突出，给王朝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但真正给西晋腐败统治带来沉重打击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西晋建立后，为了避免汉末以来外戚专权、天下大乱的局面，大臣们纷纷主张增强藩王的力量，以达到封藩屏周的目的，大臣刘颂就曾上表武帝：“光武绍起，虽封树子弟，而不建成国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主张应“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
为了巩固统治，晋武帝便开始大封同姓诸侯王，据统计，西晋分封的诸侯王有五十七个之多，然而，这些藩王不仅给中央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巨大影响，皇族之间的争权夺利更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晋武帝死后，太子司马衷即帝位，惠帝“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皇帝的昏庸糊涂使朝廷内部的各股势力开始争夺朝政大权，首先摄取大权的就是外戚杨骏。
杨骏是皇太后的父亲，惠帝即位之初，他就独揽了大权，这引起了皇后贾南风的不满，贾后“继后父骏执权”，“欲干预政事而为太傅骏所抑”，于是在元康元年联合楚王司马玮杀杨骏兄弟，诛其党羽亲族数千人，又废黜皇太后逼其绝食而死，这样，企图夺权的外戚势力就被贾后消灭了。
但朝廷此时却推举了汝南王司马亮与元老卫瓘共理朝政，贾后仍不得专权，于是，贾后又继续利用惠帝与同党杀害汝南王司马亮、元老卫瓘、楚王司马玮等人，独掌了国家大权。
皇权的旁落让西晋宗室大为不满，贾后专权不过七八年，公元300年就被赵王司马伦矫诏杀害，这样，在惠帝初年险恶的政治斗争中，皇族势力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然而，西晋皇族消灭异己之后在其内部又开始了更大权利的争夺，发展为了大混战，首先起兵的就是赵王司马伦。
自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矫诏杀贾后至公元306年晋惠帝回洛阳，“八王之乱”持续了多年之久。西晋诸王的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不仅没有使他们获得皇位，实现称帝的愿望，反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给王朝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多年的战乱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更加尖锐，黄河中下游地区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之后的流民起义、五胡乱华、永嘉之乱等很多变乱，都是从这场皇族争斗生发开来，它使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发生动摇，陷入了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
二、五胡乱华局面的形成
汉魏时期，我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迁徙，南匈奴归附汉朝后，就入内地杂居，当时他们的居住范围就已经到了并州境内。东汉末年，中原地区连年混战，人口锐减，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为了补充战争所带来的兵力与劳动力的不足，统治者将大批少数民族迁往中原，到魏末晋初，已有“八百七十余万口”徙居中原，这些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占据着北方人口的很大比例，当时陕西山西北部、陕甘内地以及辽宁青海的部分地区都是他们的聚居地，内迁的少数民族逐渐对西晋的中心地区形成半包围形势。
内迁各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很快融入到了当地的社会之中，他们原有的部落组织被解散，成为了隶属州郡管辖的“编户齐民”，这些少数族人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要按照规定缴纳赋税，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不止如此，他们更是地方官吏与豪强剥削压迫的对象，有很多沦为了封建大地主的佃客与奴隶。
在晋武帝即位不久，各地就已经发生了匈奴、鲜卑及羌族人民反抗西晋统治的斗争。泰始七年，匈奴部落首领刘猛反叛出塞，“帝遣娄侯何桢持节讨之”；九年，东部鲜卑寇广宁，烧杀抢掠五千人，这期间以凉州的叛乱尤甚，从泰始六年到咸宁五年的十年间，凉州地区的叛乱层出不穷。
到武帝平吴之初，胡戎问题已经发展得十分严重了，针对这样的边患，傅玄、郭钦等人都曾提出“徙戎”主张，建议将日益强大的少数部族迁出中原地区，维护王朝的安全与稳定。然而，晋初的君臣却大多沉迷于太平盛世，没有对这些谋议过多采纳，因而，直到太康年间，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迁移。
随着内迁少数民族的增多，叛乱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到惠帝年间，关东、关中地区也相继爆发了叛乱：元康四年，匈奴族人郝散在上党起兵；两年后，关中地区又爆发了氐羌的叛乱，其中以关中氐羌的叛乱最为严重。元康六年，氐帅齐万年起兵关中，齐万年起兵后，得到了冯翊、北地羌胡及秦雍氐羌的响应，他们纷纷叛变，“推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这些叛军聚众数十万，声势浩大，直到元康九年，乱事才被平息。
从武帝初年到惠帝元康九年，虽然全国各地爆发了很多叛乱，但因中央集权尚且统一，因此叛乱都相继被封建王朝镇压了下去，但从公元301年赵王伦废帝自立开始，西晋王朝四分五裂，中央集权的力量逐渐衰弱，少数民族的叛乱就很难平息了。
首先起兵反对西晋王朝的匈奴族刘渊就借助朝廷内乱的时机乘虚而入，刘渊是南匈奴的后裔，晋武帝时任北部都尉，八王之乱后期，成都王司马颖为了和司马越对抗，就结刘渊为同盟，永兴元年，依附于司马越的安北将军王浚、并州刺史司马腾联兵攻打建邺，为了退敌，刘渊劝说司马颖借助匈奴五部的力量抵御王浚的进攻，当时的司马颖一心只为了取得内战的胜利，于是便同意了刘渊的请求，但这却成为了引胡骑入中原的导火索。
三、内忧外患的局面与士人的迁徙
匈奴刘渊在起兵反晋之后，势力还没有壮大，到永嘉元年，他的部众只有十万左右，所占之地也仅并州的西南一角，如果此时能发兵进讨，叛乱应该是不难平定的，但在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西晋朝廷却再次陷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之中，为少数民族势力的壮大和南下提供了契机。
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将被挟持到长安的晋惠帝迎回洛阳，持续多年的混战终于平息，然而，“专擅威权，图为霸业”的司马越又与怀帝展开了新的权力争夺。在回洛阳后不久，司马越就鸩杀惠帝，拥立“冲素自守，专玩史籍”的司马炽为帝，企图专权，但即位后的怀帝不仅“始亲万机，留心庶事”，还大力发展自己的亲信参与机要，这样的局面严重阻碍了司马越的利益，于是，司马越转而经营洛阳周边的州镇，来积蓄自己的势力。
然而，一心忙于积蓄自己力量的司马越，却无暇顾及北方少数民族与割据势力的发展，永嘉元年，东莱人王弥攻徐、青二州，汲桑、石勒攻入邺城，不久，石勒、王弥就投靠刘渊，刘渊的势力得到迅猛发展，北方的反抗力量越来越强，时刻准备进攻西晋王朝。
从“八王之乱”开始到西晋覆亡，朝廷的战乱就没有停歇，多年的战乱给社会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八王之乱”则是一切混乱的开始。这场王族混战以洛阳、长安、邺城等地为中心，波及了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很多北方人民都因此卷入了战争之中，持续多年的战乱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数十万人在战乱中死亡，造成了“穷凶极乱，僵尸流血”的惨烈景象，人民困苦不堪，生产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永嘉年间西北少数民族的变乱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永嘉五年，刘曜、石勒攻陷洛阳后，他们“残害百姓，流血成泥”，焚烧城邑，纵兵大掠，“害王公及百官以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并把万余人虏至平阳，短短五六年时间，洛阳、长安相继倾覆，“五岳三塗，并皆沦寇。”
不仅如此，从惠帝年间开始，黄河流域就天灾不断，“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永宁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国十二旱”，到永嘉年间，灾荒更为严重，“永嘉四年五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严重的饥荒灾害加之频繁的战乱，让中原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躲避战乱和灾难，大批中原士人开始南渡长江，向江左一带迁徙，《晋书王导传》记载：“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士人之所以大规模南迁，除了江南远离战乱、较为安定之外，还有很大的政治原因。
总结
司马越也是很早就做了准备，从永兴二年安排司马睿、王导同镇下邳到永嘉元年二人南渡建邺，晋室已基本南迁并开启了在江东立国的新局面，这样，到中原大乱之时，建康实际已经成为了晋室的政治中心，成为了北方士人心中王朝的正朔所在，因而，在民族感情的驱使下，大批中原士人就不辞颠沛流离，千辛万苦的向江南迁徙。
在南迁的士人当中，宗室大族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以郗鉴为首的高平郗氏、以庾亮为首的颍川庾氏、以桓彝为首的谯国桓氏、以谢鲲为首的陈郡谢氏都在其中，据统计有百家之多，这些世家大族成为了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