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很多春秋之前的诗歌，但鲜为人知的是，《诗经》不仅仅是诗歌，也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历史文献。比如，《诗经·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极具史料价值，可以解释甲骨文中的一些疑问，乃至周人起源问题。
周人始祖后稷之后，不窋（zhú）迁入了戎狄山林，即“自窜于戎狄之间”，直到古公亶父时迁徙到了岐山周原，由此才建立了“周国”，这时才叫“周人”，因此对于“窜于戎狄”十一代的姬姓周族来说，“周虽旧邦”无疑名不副实，而且“周为旧邦”似乎也没有依据。既然如此，为何诗经中却还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背后到底有何意思呢？
商王武乙时期（？―公元前1113年），古公亶父迁岐，从豳地迁到周原，于是将族称由“豳”（bin）改为“周”，由此建立了周国。然而甲骨文却显示，早在商王武丁时期（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在周原地区也有一个周国。
根据甲骨文记载，武丁时三大名将之一“崇侯虎”，封地在西安一带的崇国国君，曾多次率军征讨周国。后来，崇侯虎被污名化，在史记中向纣王谗言姬昌，导致姬昌被囚。
武丁时卜辞记载：“贞：令多子族眔犬侯剪周（剪灭周方国），由王事”、“丁未卜，侯.......弗敦周（敦伐周方国），八月”、“甲午卜，宾贞：令周乞牛多（子）”等等。
其中，武丁时的商周关系，起初剑拔弩张，商朝多次攻打周国，但后来用词变成了“令”、“呼”等。因此，或是武丁灭了周国，又原地封了一个周国，故而商朝可以命令它，或是周国战败臣服，于是商朝“令周乞牛多”等。
问题在于，武丁时征讨的周国，到底是谁，在传世文献上有没有留下印记？其实，反映上古风貌的怪诞书籍《山海经》给出了一个答案。
“周”只是一个地名，具体在“岐山周原”一带，生活在此的族群，都可以自称为“周”，因此“周国”也就自然早已有之。根据《山海经》记载，早在古公亶父之前，周原地区已有一个“西周之国”。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也就是说，后稷和不窋的后人离开故乡，“自窜于戎狄之间”，而后稷弟弟台玺及其后代叔均等，则开发故乡周原，沿袭后稷的农耕事业，在此建立了一个“西周之国”。甲骨文中的“周”字，犹如一块块农田，印证了当时西周之国农耕发达。
在后稷后代流浪时，发展农耕事业的台玺后代却很兴旺发达，建立了“西周之国”，实力比较强大，于是才会挑战商朝。面对“小邦周”的挑战，武丁多次发动战争教训周国，甲骨文卜辞高达数十条，反映出商朝对“周国”印象比较深刻。
至于“西周之国”的命运，大概率是被灭亡了，因为后来的周国与商朝关系极为密切，而商周关系不太可能如此快速的转变。因此，“西周之国”被灭后，商王应该是又册封了一个周国，此周国与商朝关系密切，但存在时间应该很短，古公亶父迁岐之前早已灭亡。
不窋之所以离开周原，可能因为内部矛盾，即与堂兄弟叔均不和，或权争中失败，于是只好远走他乡，“自窜于戎狄之间”。问题在于，不窋族人到底流落到了何处？
根据史书记载，不窋从邰地（今陕西咸阳武功，距离岐山只有数十公里）出走，来到了北豳（今甘肃庆阳庆城县），后来公刘迁徙到豳地（今彬县、旬邑县一带），最终古公亶父迁徙到岐山周原。也就是说，不窋这一支在外流浪十一代后，又大致回到了故乡。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上述地图可见，不窋流浪之地，距离故乡邰地不算远，符合当时的交通条件。尤其公刘（不窋之孙）迁徙到的豳地，最近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在旬邑县发现商周“西头遗址”，如今可以确认西周在此筑城，驻守了一支守卫京畿的“豳师”，且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古公亶父迁岐前的豳地无疑应该在此一带。
因此，不窋这一支族人，虽然“自窜于戎狄之间”，但以豳地到“西周之国”的距离来看（今高速为120公里左右），双方应该存在一定的沟通，不窋后人必然保留着对台玺和叔均这支亲族的记忆，即公刘、古公亶父等知道台玺和叔均后代建立了“西周之国”。
对于“自窜于戎狄之间”十一代的不窋周族而言，“周虽旧邦”之说无疑名不副实，但对于在周原建立“西周之国”、武丁多次征讨的叔均周族而言，“周虽旧邦”之说无疑货真价实。
古公亶父迁岐之后，相当于延续了“西周之国”这一“旧邦”，周朝建立之后，自然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了。
不过，可能由于周朝距离“西周之国”过于久远，或者周朝族人对台玺一支有所成见，所以并不愿意多谈“西周之国”（唯有山海经记载），只是含糊地用“旧邦”之说强调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周国悠久的历史。
参考资料：《山海经》、《史记》、《左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