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广西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旅桂是生命历程的重要体验，文人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对宋代旅桂文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的结论和认识:
宋代旅桂文人在正面描写和宜传广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西由于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被古人视为封闭落后、充满瘴病、令人生畏的荒蛮之地。唐代以前，人们往往从“化外”的政治或文化立场来描写广西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充满着好奇与偏见。人们对广西的描写多为负面因素。例如，西汉著名作家扬雄所作，“荒裔”二字表明其基本的态度和立场。三国时吴国薛综《上吴主论交州奏》说交州:“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
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跌，贯头左椎。”这更是后人经常引用的文字。正因如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广西的描写最常用的词汇是蛮、瘴、蛊、巫、鬼、鸟语、椎髻、纹身等等，这种情况直到唐时仍如此，就是“魅魅乡”(宋之问《桂州三月三日》)、“荒外”(宋之问《过蛮洞》)、“百越纹身地”(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到了宋代，这种现象虽也还存在，但己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宋代旅桂文人对广西的描写较为扩大和较为客观，描写的内容包括自然环境和文化现象两大类。描写的对象涉及方方面面，既有自然山水的描写，也有民俗风情的描写;不仅诗歌创作有此题材，而且散文创作也有此内容。诗人对广西的描写逐步走向客观，由畏惧到喜爱，从负面走向正面。其中不乏文人和作品可证。
如李师中在桂三年多，写了6首钟爱桂林龙隐岩的诗歌，由衷感叹桂林之美。随着旅桂文人大幅增加，宋代描写广西的诗歌数量也大幅增加，而且描写的对象、角度、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特别是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笔记著作更为全面、更加多样地描写广西，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宋代旅桂文人对广西的描写，是对前代描写的转折，由猎奇、畏惧转为客观、赞扬，由负面描写转为客观反映。
可以说，宋代是客观描写和反映广西的转折点或是分界线，这一时期的旅桂文人对提升和展示广西形象发挥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宋后，对广西描写更为客观，也更为正面。
宋代旅桂文人在认识和认同广西上经历了渐进升华的心态过程
旅桂之前，中原文人对广西的认识多从己有的诗歌等作品描写中获取，偏僻荒凉、穷山恶水是许多内地文人、官员心目中的广西。旅桂文人原本就拥有中原先进文化，对化外之地的广西落后文化本就排斥，加上旅桂原因复杂，如是带罪受贬更为不满。大多认为广西是安置贬谪、流放官员之地，在主观上就对广西印象带上了烙印。此前唐代柳宗元如此描述，如是旅桂能不心生恐惧吗?由此可知，旅桂文人对广西的正确认识有个过程，对广西的认可需要时间，而要认同更需实践考验。
因为中原文人拥有先进文化的强势力量，他们初到广西，自然带着一种强者自大的心态。陶弼对当时广西风俗看不惯，他的《拦蛮山》写道:“西去万重山，兹峰独限蛮。天生贼多计，民赖汝为关。设险数州地，防危一日间。守边须以道，绝顶可跻攀。”其中“天生贼多计，民赖汝为官”二句突出地表现了陶弼因文化自大带来的偏见。
而由于任职所需或贬谪所从，他们往往面对艰辛的旅桂人生经历而产生自悲，对广西悲而戚之。范成大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时，“姻亲故人张钦松江，皆以炎黄风土为戚”(《桂海虞衡志》)，后来担任同样官职的朱稀颜在《跋梅挚瘴说》一文中说:“岭以南昔曰瘴，士人畏往甚于流放。盖岗烟氛雾，蒸郁为病，中之者死;人之畏往，畏其死也。”
然而，在广西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看法多数发生了变化。因卷入北宋党争被编管横州的秦观就写下过这样的诗句，觉得广西并不比故乡逊色，自己得病与所谓“瘴病”并无关系。被罢相移居海南后遇赦北归的李纲途经容州时写下《容南道中二首》诗，“萧然有佳致，作个是炎黄?”他以亲身经历所见反驳了视广西为“炎荒”的偏见。
曾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得张拭则说:“从昔山川奈八桂，只今文物盛南州。”(《鹿鸣宴》)在他的心目中，广西同样人杰地灵。他们离开广西时，梅挚知昭州时所作诗《昭潭十爱》，更体现了旅桂文人对广西风景的喜爱之情。
总体而言，宋代旅桂文人对广西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大致是由自傲到自悲、由自悲到自适、由自适到平和、由平和到豁达的过程，最后实现对广西的整体认同。
旅桂是宋代文人在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宋朝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广西文学创作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而旅桂文人则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影响广西文学发展上形成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宋代广西因旅桂文人的到来而名家荟萃，唐宋八大家中的两大家(苏轼、苏辙)寓广西，苏门四学士中的两学士(秦观、黄庭坚)滴居广西。苏轼、黄庭坚、秦观3人在宋代文学弘开三派，苏轼开“豪迈派”，黄庭坚开“江西诗派”，秦观为“婉约派”领军人物之一，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广西的文学创作和发展。对广西的文学思潮产生特殊影响的代表性人物还有:曾布、邹浩、黄葆光、范祖禹、刘安世、李周、陈灌等。
旅桂文人或者通过与当地文人的交游唱和，或者开馆讲学有力地促进了广西文学活动的兴盛。他们在广西的事迹，旅桂文人所历之地，所居之处，以及其遗址如书院、亭台楼阁等，早己沉淀在广西地域文化之中，供后人开采挖掘。后世文人重临前贤所历广西之地时，往往为他们的事迹、文化遗址所触动感发，情不能己，于是新的诗作又不断问世。
旅桂文人虽然旅桂原因各异、情况不同，但在旅桂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境遇，有的是贬谪中的无助，有的是幕僚时的寂寥，有的是仕宦中的不安，有的是览胜中的诧异，流寓体验的是生命感悟和生活考问。
这一段独特的人生旅程，在他们的创作生涯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对创作主题、风格、形式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不管是积极的豁达心态，还是消极的忧怨情怀;不管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坦然，还是“醉乡广大人间小何”的叹息;不同的心态将产生不同的文学创作，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创作内容，升华了创作主题，提高了创作境界。他们的作品在题材、意象、风格、语言等方面发生了新的变化。
旅桂文人还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引导和促进广西文学的发展，他们的创作经验为时人和后人学习借鉴。如桂林、桂树、桂江、荔枝、龙眼、枕榔等地域特色鲜明的语言入诗，苍梧、火山、嘉鱼、鹤鸽、海棠等独特意象入诗、山水诗、岩洞诗、风俗诗、对诗、劝农诗等不同的创作题材的产生，直接或间接为后人所化用。
宋代旅桂文人无论是模山范水，还是表现风土民俗，抑或是抒发羁旅漂泊之感，思亲恋阔之情，都可称为广西地域文学创作史上的典范和楷模。至今称颂的桂林山水甲天下等广西山水之美，最经常引用的多属是宋代旅桂文人的作品。尤其是一些诗的写作方式，明显模仿宋代旅桂文人。如北宋梅挚滴昭州有《昭潭十爱》以“我爱XXX”开头，明代何佐在阳朔，其《阳朔东岭》云:“我爱阳川好”，显然是对梅式的模仿。宋代旅桂文人以地域文化进行创作的方法，也影响着后来广西本土文人的创作。
概言之，宋代旅桂文人是宋时广西文化发展的特殊力量，也是促进广西文学创作发展的特殊群体。
宋代旅桂文人在推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观广西发展史，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人口大量南迁，桂江、西江、得江、柳江、漓江、灵渠等各条水域不断发展，交通条件改善便利，文教之兴，远非前朝可比。诸多旅桂文人既是文人，也是官员，他们精心治理，革除弊政，改善农业，移风易俗，兴教办学，增办官学创设书院，贡院聚各路英豪，促进教育发展。
宋代广西共设府学和州学20所，县学21所，其中29所主要是宋代始创，总量为唐代的3倍多。除41所官办学校外，自南宋开始还兴建书院10所，最著名的是全州清湘书院和桂州宣城书院。宋代广西常科(文科)进士279名，是唐代12名的约23倍，甚至超过日后明代的239名。
这一时期广西产生了3名状元，即永福县的王世则、宜州的冯京、富川县的毛自知。冯京是广西历史上第一个三元及第者，三元及第是平均100年全国才出1名，其成就无疑极大地振奋了广西所有青年学子，巩固了儒学作为主导文化的传统基础。
结语
显然，不管是经济发展，还是农业改善，更有教育兴盛，都与旅桂文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从中发挥着积极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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