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4月高丽高宗长子倎替其父亲入朝蒙古，当时蒙哥合汗正在攻打南宋合州，世子倎奉命赴四川朝见蒙哥汗。
但是，同年7月蒙哥汗在征南宋时在四川合州（今重庆）钓鱼城病死。
当高丽世子倎还未到达四川来到甘肃六盘山时，接到了蒙哥汗去世的消息。
当时，忽必烈统率蒙古另一路人马正在攻打南宋鄂州（今武汉），忽必烈在鄂州也接到了蒙哥汗去世的消息，并得知其弟阿里不哥在漠北策划继承汗位之事，于是匆忙答应与宋议和，北上赶往开平。
1、世子倎的神操作
这时，世子倎并没有因得知蒙哥合汗的死讯而回国，而是转道朝见了北归途中的忽必烈。
世子倎在汴梁迎谒忽必烈，这使忽必烈非常高兴，他认为“高丽万里之国，自唐太宗亲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来归我，此天意也”，并大加褒奖世子倎，让他随驾一起到开平府。
世子倎此次入朝蒙古意义重大，忽必烈与供的会见并不意味着高丽从根本上屈服于蒙古，但此次双方会见成为蒙古与高丽关系好转的契机。
忽必烈利用这次机会决定罢兵，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使蒙古与高丽的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同年6月30日高丽高宗去世，高丽派朴天植告哀于蒙古。
高丽高宗去世的消息传到开平之后，江淮宣抚使赵良弼认为：
高丽虽是个小国家，但蒙古用兵20多年，仍未能使其臣服是因为高丽靠山海的险阻；指出世子倎在蒙哥汗征南宋时来到蒙古，其馆舍待遇并不优厚，这样很难笼络其心；建议应该提高世子倎的馆舍待遇，以藩王之礼对待，这样才能使世子倎对忽必烈感恩戴德，诚心臣服；不然世子倎一旦归国就不会再来蒙古；此次趁高宗去世之际，立世子倎为高丽王，并让他回国继位，这样可以不动干戈就能使高丽归附蒙古。
忽必烈长期以来统治汉地，赵良弼是忽必烈的幕僚，他们的想法代表着中原王朝不动一兵一卒与周边国家、地区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观点。忽必烈采纳了赵良弼的建议，立即改善倎的馆舍待遇，并立倎为高丽新王，以束里大为高丽达鲁花赤，领兵护送倎归国。
1260年3月世子倎回到高丽后，与束里大先到开城巡视营建旧都情况。
忽必烈闻世子倎至高丽西京逗留八九天，疑有变故派使臣到高丽督促让元宗继位之事，4月元宗在江华岛继位。
高丽元宗即位之后，明显改变了高宗时期蒙古防御、抵制的态度，高丽与蒙古的往来亦非常频繁起来。而蒙古方面忽必烈又采取了不同于窝阔台、贵由、蒙哥汗时期对高丽的政策。
高宗在位期间，蒙古方面一直要求高丽出水就陆，国王亲朝、剃发随蒙古之俗等，两国之间也是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交涉，而忽必烈对剃发随蒙古之俗则采取自由，各随本俗的态度。
2、高丽与元朝关系的好转原因
世子倎离开开平府不久，忽必烈被亲王合丹、阿只吉等西道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忽剌忽儿、爪都等东道诸王拥立为帝，在开平即位。
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此时也在漠北称汗，蒙古出现了南北两个汗国对立的局面。
忽必烈即位之后，遣使高丽颁发新汗继位的诏书。
在给高丽的诏书中忽必烈的态度极为宽厚，没有任何威吓高丽君臣的意思，只是让元宗劝课农桑，以阜残民，认为高丽出水就陆是便民安居的好事。
同年6月，元宗遣其子永安公僖等到蒙古祝贺忽必烈即位之事，忽必烈让永安公僖持三道诏书回高丽，一道诏书中讲到蒙古将“秋以为期”罢兵，“古京之迁迟速量力”，高丽内附蒙古之后，高丽民众“衣冠从本国俗，皆不改易”。
也就是说，高丽迁出江华岛的时间，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蒙古将在秋天从高丽撤兵，对内附的高丽民众不要求剃发、穿胡服等。
永安公僖所持的另一道诏书中则告知高丽，将所赐国王印、虎符及衣服、刀、弓等一起送去。这是忽必烈赐给元宗国王封册、王印及虎符的诏书。
另一道诏书中告知高丽，蒙古立号已改为“中统元年”。高丽受到蒙古的册封之后，除定期向蒙古进贡方物之外，朝中事务也受到蒙古的干涉，大小事务要向蒙古汇报。
1260年6月元宗改名为禃，《元史》记载：
“中统二年六月庚申高丽国王倎更名禃，遣其世子愖奉表来朝。”
1261年4月18日元宗派遣其子愖到蒙古，蒙古汇报改名为禃的事情。世子愖9月4日从蒙古回高丽。
当时，高丽派使臣到蒙古常常受到女真的侵扰。1262年4月高丽派朴伦等到蒙古进方物，并向蒙古汇报女真常侵扰边境，使臣失踪之事。
忽必烈平定阿里不哥之乱之后，1264年4月派使臣诏谕元宗亲朝到蒙古。
蒙古告知高丽要在上都召集王公贵族庆贺平定阿里不哥之乱，让元宗也来参加。
此时蒙古与高丽的关系虽然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高丽朝臣对国王的亲朝问题有意见分歧。
元宗召集百官商议是否到蒙古亲朝的问题，多数大臣对蒙古持怀疑的态度。金俊等人担心此次国王亲朝到蒙古恐有变故，唯独李藏用认为元宗亲朝才能使两国关系好转，反之则有碍于两国关系的友好。元宗采纳了李藏用的意见，决定亲朝到蒙古。
同年6月元宗带着李藏用到了蒙古，在上都觐见忽必烈。元宗此次到蒙古亲朝，受到蒙古诸侯的待遇，进一步推进了蒙古与高丽关系的好转。
忽必烈要求高丽履行征兵、助粮、编户籍、屯田等要求，李藏用向蒙古解释高丽国内的种种困难，委婉地拒绝了蒙古的要求。
元宗此次入朝蒙古意义重大，元宗与忽必烈约定蒙古将从高丽撤兵，高丽以3年为期迁出江华岛。这样，留给忽必烈未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让高丽如约迁出江华岛。
3、高丽君臣的敷衍
1259年当世子倎还在蒙古时，忽必烈就已经派人开始巡察迁都的准备情况了。也速达是继札剌儿带之后，留在东京管理辽东和高丽事务的蒙古元帅。
也速达留在东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督促高丽迁都的。
1259年9月朴天植回高丽时，也速达派加大、只大等到高丽巡察水内和陆居情况。李世材在蒙古时洪福源之子洪茶丘向忽必烈进言：“高丽出降非真也。”
于是11月李世材来审查准备出陆的状况。此时倎之子愖在高丽主持朝政，愖出于无奈不得不派军在旧京开城开始营建宫阙。
1260年正月高丽于琔来投靠蒙古说：
“高丽复都旧京非实也。”
2月束里大和康和尚等作为达鲁花赤与世子倎一起到高丽。束里大等到达高丽之后认为高丽出迎如此怠慢，证明于琔所说不假，所以催促愖尽快营建旧都。
3月愖出于无奈，为了表示还都旧京的决心，“以大将军金方庆、将军金成俊、给事中赵文胄、中丞金洪就为出排别监发廪米六千四百二十斛，分给诸王百官人一斛，以助营屋之费，”加紧着手营造旧京开城。
束里大等此次到高丽主要也是监督迁都旧京的。束里大见高丽方面日益厚待他们，但并不抓紧迁都之事。于是向元宗提出，虽然馆待优厚很是感激，但是忽必烈大王派我们来不只是让我们在岛中享受的，并问元宗迁出海岛之事怎么办。
元宗无言以答，只好召集两府商议，命“分文武两班及诸领府为三番往来开京，以示迁都之意”。
4月3日，束里大为了到旧京开城方便出屯到升天府北郊。元宗派申思佺率领第一番文武两班等先到开京。5日最后一番的三人逃回江华岛，束里大认为这些人有碍于两国关系，遂斩了其中两人。
正如洪茶丘和于琔所说，此时高丽对蒙古并未诚心归附，在蒙古督促高丽尽快迁出江华岛的情况下，高丽方面还在举棋不定，尽量拖延迁都的时间。
1268年2月21日安庆公淐从蒙古回来所带来的敕书中，忽必烈指责高丽不履行上国的成规、迟延迁都等事。
几年过去了，高丽仍未迁回旧都。因此忽必烈指责高丽既不履行自成吉思汗时期就已规定的附属国必须履行纳质、输粮、助军、置驿、供户数籍、设达鲁花赤等义务，也不按规定还都旧京开城之事。
安庆公淐回来之后，高丽方面并未对蒙古进行答复。
安庆公淐回来之后，高丽方面并未对蒙古进行答复。同年3月21日蒙古派于也孙脱等使臣持诏书到高丽。
诏书中忽必烈重新强调元宗不履行迁都的诺言，也不履行成吉思汗以来规定的助军、输粮等事。
关于高丽不履行出军、助战、输粮、置驿站、设达鲁花赤、籍民户等归附国应该承担的“六事”，以及延迟迁都之事，忽必烈在1262年也指责过一次。
此次忽必烈又一次强烈指责高丽不履行上述“六事”，这与此时忽必烈正在攻打南宋、派使臣诏谕日本有关。蒙古方面需要高丽在攻打南宋时提供人力、物力，而在其诏谕日本时做向导。
高丽迁出江华岛，意味着诚心归附蒙古。忽必烈急促高丽迁出江华岛，主要也是为了让高丽诚心归附，以便就陆农桑，更好地完成助战、输粮等事。
4、元宗被废事件
《元史》记载：
“至元六年春正月癸丑，高丽国王王禃遣使以诛权臣金俊来告。”
金俊自元宗继位以来把握朝中大权，成为高丽第一权臣。
1268年底元宗命林衍等人铲除了金俊，并派康允绍向蒙古报告此事。金俊死后不久，林衍就成为把持高丽朝政的权臣。
林衍等人反对急于迁都的元宗，想把元宗流配到海岛，李藏用提出让位的建议。于是，1269年6月林衍废元宗，逼迫他移到别宫，立其弟安庆公淐为王。
高丽迟迟不能迁都是因为朝廷内部对蒙古的态度及在迁都问题上有意见分歧，迁出江华岛意味着高丽将完全屈服于蒙古，因此迁都问题受到权臣们的反对。
林衍派郭汝弼持元宗及新王淐的表文到蒙古，并以元宗的名义向忽必烈汇报，元宗是遵照先父的遗训因病让位于其弟淐的。强调其兄元宗是奉先父之命，虽然自己百般推脱，但元宗执意要逊位于他。
忽必烈并不知道高丽国内发生的这一切，看了元宗及淐的表文，并未起疑。此时，元宗之子愖在从蒙古回高丽的途中。林衍等怕世子愖到高丽之后朝中出现政变，想斩草除根，密谋在半路上截杀世子愖。
愖走到婆娑府时，静州官奴丁伍孚告诉他元宗被废之事，愖听了之后将信将疑，奴丁伍孚说不信可问已到达灵州的郭汝弼。愖派人问郭汝弼之后确信奴丁伍孚所说是真的，当时忽必烈在上都，世子愖遂急忙返回蒙古向忽必烈禀报了国中之变。
《元史》记载：
“至元六年八月丙申高丽国世子愖奏，其国臣僚擅废国王王禃，立其弟安庆公淐。诏遣斡朵思不花、李谔等往其国详问，条具以闻。”
忽必烈派斡朵思不花、李谔到高丽问详情，并在给高丽的诏书中表示，高丽权臣废元宗之事，听了愖的汇报之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元宗继位以来并未有过失，即使他有何过失，应该禀报蒙古朝廷定夺，岂有作为臣子的擅自废其王位的道理。并警告林衍等如有伤害元宗父子的行为，定不饶恕。
让林衍和淐详细说明废立国王的理由。
忽必烈又命世子愖领兵三千与斡朵思不花、李谔等一同回高丽解救国难。
斡朵思不花、李谔回时，高丽派金方庆为陪使奉权国王淐表到蒙古。
当时，忽必烈在上都，所以高丽使臣到上都觐见忽必烈。
5、元宗复位
元宗被废事件发生之后，蒙古枢密院诸大臣商议征高丽之事。
开始马亨认为趁这次林衍废国王事件，以取日本为名出兵，可袭其国，定为郡县。
后来马亨觉得现在高丽国内发生事端，不宜遣兵征伐。如果高丽方面上表陈情，可以免罪，减其贡献，安抚百姓，以德感化。平南宋后，高丽要是再有反叛的表现，出兵征讨也不晚。
马希骥主张可将高丽军民根据多寡“离而为二，分治其国，使权侔势等，自相维制，则徐议良图，亦易为区处耳”。
忽必烈派黑的到高丽诏元宗、林衍和淐一同到蒙古说明缘由。
并派头辇哥领兵到高丽边境，赵璧在东京待命。在废立事件的同时，高丽西北兵马使崔坦等率众归附蒙古，这使高丽西京（平壤）以下六十城归蒙古管辖。
很明显假设林衍等不重新立元宗为王的话，蒙古做好了以武力干涉高丽内政的准备。林衍等在无奈之下于11月废了安庆公淐，又重新立元宗为王。
元宗复位之后，让其子顺安侯悰监国，亲自入朝蒙古。
1270年高丽元宗到蒙古，想带700名随从人员觐见，蒙古方面只允许带400人来，命其余人等留在高丽西京。
忽必烈认为林衍和淐的行为分明是反叛蒙古的举动，林衍罪不可赦，淐受权臣摆布，情非所以，可以宽恕。
《元史》记载：
“至元七年二月乙未，高丽国王王禃来朝，又诏令国王头辇哥等举军入高丽旧京，以脱朵儿、焦天翼为其国达鲁花赤，护送禃还国，仍下诏：‘林衍废立，罪不可赦。安庆公淐，本非得已，在所宽宥。有能执送衍者，虽旧在其党，亦必重增官秩。’”
同年2月，林衍忧闷而死。
6、元宗迁都
元宗和世子愖离开蒙古，2月到达东京。5月元宗派郑子玙和李汾禧先回高丽告知国人忽必烈之命，林衍之子林惟茂拒命不从，迁都派的宋松礼、洪文系等人杀了林惟茂。高丽武人政权经过四代最终结束，阻挠迁都的权臣势力瓦解，元宗率诸官、百姓迁回了旧京开城。
元宗最终迁出江华岛回到旧都开城，这一方面与元宗被林衍废立，由蒙古干涉重新复位事件有关；另一方面，元宗可能意识到蒙古灭掉南宋是早晚的事情。
从当时的政治趋势来看元宗靠蒙古的庇护，以防止再次出现权臣擅权左右朝政的事件是必要的，所以顺应蒙古的意思迁出江华岛。
这样，经过蒙古几代合汗、几十年的征战也未能达成的愿望，到了忽必烈时代，竟未动干戈就迎刃而解了。
同年，蒙古改高丽西京为东宁府，任命崔坦为总管，派遣达鲁花赤监督。
蒙古突然在高丽设置东宁府，作为包括以西京为首的54城和西海道6城的管辖官府。实际上以上60城是元强占的，从而缩小了高丽的领土范围。因此，东宁府与东北地方的双城总管府的存在导致高丽在东西两个方面丧失北进的前哨基地，同时也无法摆脱元彻底的压制了。
7、三别抄叛乱
元宗废立事件及东宁府的设置不得不使元宗进一步与蒙古友好，最终迁出江华岛还回旧都开城。但是，高丽江华岛守备军三别抄，反对迁都而引发了叛乱。
所谓三别抄，是高丽时代一支遂行警备与战斗任务的特殊部队，类似于御林军，是左别抄、右别抄与神义军的统称。
1270年5月元宗迁回旧都之后，派金之氐到江华岛解散守备军三别抄，这一举动引起三别抄的反抗，林衍余党裴仲孙率领三别抄叛乱。
6月裴仲孙等人拥戴永宁公綧的长兄承化侯温为王，建立了伪政府。
三别抄叛军没有留在江华岛中，裴仲孙率众南下，8月占领了全罗南道的珍岛，以此为根据地，侵扰附近的州县。
高丽方面派金方庆领兵讨伐叛军的同时，派人到蒙古汇报三别抄叛乱的事情。
蒙古派兵与高丽联合讨伐叛军。起初元宗派申思佺到全罗道讨灭三别抄叛军，申思佺听到叛军上陆，就逃回了京城。
蒙古驻开京的屯田军统帅阿海和高丽金方庆率兵追击三别抄叛军。阿海所率军队伤亡过多，未取得胜利。
1271年正月忽必烈罢免阿海令忻都率蒙古军，洪茶丘率高丽军向珍岛进军。2月10日命忽都答儿持诏诏谕高丽林衍余党裴仲孙。但裴仲孙想得到全罗道后，再隶属于蒙古。蒙古方面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但蒙古诏谕三别抄也未取得成功。
忻都请求与忽林赤、王国昌一起进攻珍岛，忽必烈答应忻都的要求，并命永宁公綧之子熙和雍从辽东率高丽军一起征讨三别抄叛军。
高丽方面元宗命金方庆与蒙古元帅忻都一起讨平珍岛的三别抄叛军。
5月洪茶丘、忻都、金方庆等攻破珍岛，俘虏三别抄男女1万多人，杀死了伪王承化侯温，裴仲孙战死，金通精带领三别抄残余势力逃到高丽南部的耽罗岛。
1272年3月高丽派使臣诏谕以济州岛为根据地的三别抄叛军，但金通精拒绝投降。三别抄叛军在济州岛筑内外城，在全罗道沿海各地进行抢夺。
同年8月，忽必烈派使臣与洪茶丘一起商议讨伐三别抄叛军的对策。洪茶丘想利用三别抄在开城的家眷诏谕三别抄叛军。叛军守将金通精不仅不从命，除自己的侄子金赞之外，杀死了洪茶丘所派的其他人，并仍然在全罗道等地到处抢夺粮食。
12月洪茶丘赴蒙古请求忽必烈定夺，忽必烈命洪茶丘为高丽军元帅，与忻都一起赴济州岛讨伐三别抄叛军。
1272年3月到1273年正月三别抄余党侵入会宁郡、大浦、孤澜岛、耽津县、全罗道、安南都护府、巨济县、合浦等地，焚掠漕船、战船，抢夺贡米等。
1273年2月中军行营兵马元帅金方庆率精骑800随忻都等讨三别抄于耽罗。
元宗奏请忽必烈减洪茶丘麾下的500人平定三别抄后，济州岛的人不出陆，依旧安业。忽必烈答应了元宗的请求。4月洪茶丘和忻都所率蒙古、高丽联军攻破了济州城，金通精逃到山里死了，三别抄一千余众出城投降。
平定三别抄之乱之后，蒙古在耽罗岛置招讨司、置镇边军。
从此，蒙古与高丽之间再未出现过争战、断绝往来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