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期“的中国”版图内，不仅囊括了“上国”唐朝，还有居于北方的突厥汗国（拓展阅读：）与回鹘汗国（拓展阅读：），居于东北的渤海国（拓展阅读：）以及居于西北的吐蕃和南诏政权——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中华文化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8世纪中期的中国
与西域（拓展阅读：）一样，历史上的青藏地区一直都是多民族杂居之地。
松赞干布（617—650）继任赞普后，陆续征服了当地各自为政的割据政权，并于公元633年建立了具备“大一统”性质的地方政权——吐蕃王朝（633—842）。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青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全面发展，并与唐朝取得了极为密切的联系。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为数众多的中原汉族居民，以不同的方式徙居到了青藏地区，为吐蕃文化的发展、汉藏文化的交流以及现代藏族的形成，注入了全新的元素。
那么问题来了，唐代的吐蕃王朝境内，都呈现出了什么样的“唐朝印象”？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1）究竟都有谁，去了吐蕃？
简单地说，入藏的汉族居民，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1）随公主出嫁的中原人众
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抵达柏海，即今青海扎陵湖鄂陵湖一带，正式迎娶了文成公主。在浩浩荡荡的陪嫁队伍中，除了照顾公主日常起居的侍女外，还有很多护卫官兵和能工巧匠。对此，藏文史书《柱间史》（又称《松赞干布遗教》）如是写道：
“文成公主起程上路那天，车水马龙，浩浩荡荡，一辆搭着白绫帐的车辇，载着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金像，由大力士神喜和龙乐引驾走在最前头。随后是两匹银白色骡子拉的车舆，里面坐着文成公主和四名贴身侍女，另有四名贴身侍女坐在两头骆驼拉的车上。其后依次是四名大力士轿夫、请婚使臣和为数众多的马夫。皇上（唐太宗）担心路遇不测，还特意选派了五百名二十出头的年轻武士和五百名年方十六旳妙龄淑女随行护送。”
文成公主入藏图（局部）
与文成公主一样，赤德祖赞（704—755）迎娶金城公主（698—739）时，金城公主的陪嫁队伍，规模依然非常可观。除了数量不容小觑的护卫官兵之外，还有大批的侍女、工匠和乐人，并“给龟兹乐”。
有趣的是，这些在青藏腹地繁衍生息的中原居民们，子嗣们一直沿用着自己的汉族姓氏。比如在《柱间史》中频繁出现的“曾、王、杜、姬、司、乔、张、孟”等姓氏，就是典型的汉族姓氏。
金城公主照镜图
2）应邀入藏的唐朝官员与能工巧匠
在主动派遣贵族子弟前往中原“留学”的同时，吐蕃还特意邀请了大批唐朝官员与能工巧匠，前往西藏地区进行“技术扶贫”。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双方联姻后，松赞干布不仅“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还“请中国（唐朝）识文之人典其表疏”，邀请这些中原知识分子们入吐蕃为官，主掌两国之间的往来文书。
步辇图（局部）
简而言之，松赞干布以频繁主动向唐朝主动的方式，“换来”了大批生活物资与能工巧匠。这些能工巧匠的到来，不仅大幅提升了当地的生产力水平，并为丰富吐蕃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大昭寺
3）被扣押、掳掠的唐朝官民
需要指出的是，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一直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当双方爆发冲突时，一些前往吐蕃的唐朝使节，就会被吐蕃视为人质并“恶意”扣下。
比如在《册府元龟》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记录：“陈行焉为吉州长史，往使吐蕃。吐蕃大臣钦陵使行焉拜伏，行焉拥节不屈，临之以兵，竟不从，因被拘留十余年而卒。至永隆二年（681）丧还，高宗深嘉叹之，赠睦州剌史。”
当然，也有一部分唐朝使节能够顺利返回中原，但数量极为有限。在《旧唐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宝应二年（763）三月，遣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李之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伦使于吐蕃，至其境而留之….广德二年（764）五月，放李之芳还。”
公元820年的“中国局势”，吐蕃已经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除了这些唐朝派遣的官方使节之外，一些在战斗中被俘的唐朝官员，也难逃客死他乡的命运。
在《旧唐书〉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记录：“仪凤二年（677）吐蕃寇凉州，命审礼为行军总管，与中书令李敬玄合势讨击。遇贼青海，敬玄后期不至，审礼军败，为贼所执。永隆二年（684）卒于蕃中，赠工部尚书，谥曰僖。”
吐蕃武士
一些被俘的唐朝官员，因为与吐蕃的高级官员熟识，因此能得到一定的优待。
贞元三年（787），兵部尚书崔汉衡（730—795）随同名将浑瑊（736—800）一同前往平凉与吐蕃举行谈判。不过，本来就没有和谈意愿的吐蕃，设伏兵袭击了唐朝使团——随行人员要么死于乱军之中，要么沦为了对方的俘虏。
因为与吐蕃大相（相当于丞相）尚结赞交好，被俘的崔汉衡不仅没有“受多大委屈”，并顺利地返回了中原。但不可否认的是，像崔汉衡这般“幸运”的，可谓少之又少。
大昭寺吐蕃时期的武士像壁画
另外，在双方关系紧张时，吐蕃不仅会恶意扣押唐朝使节，还会大肆“犯边”，劫掠大批唐朝人丁和能工巧匠，供其驱使。结合《旧唐书》的记录看，德宗贞元（785—805）年间，吐蕃的掳掠达到了高峰。就以贞元二年（786）为例：
“（年初），贼（吐蕃）遣羌、浑之众，衣汉戎服....奄至吴山及宝鸡北界，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断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贏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
“（同年）九月，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等....其时一恸而绝者数百人，投崖谷而死伤者千余人，闻者为之心痛焉。”
唐朝盔甲俑
直到双方关系趋于缓和时，吐蕃才会主动遣送部分被俘人员，返回中原。
宪宗元和二年（806）八月，“以没蕃人僧良阐等四百五十人，自吐蕃复还中国（中原），命京兆府勘责先身亡及送在神策军，余三百九十人，诏良阐等：‘顷因沦陷，久在殊方，或有平日遣人，或是衣冠旧族，万里归国，尤所哀矜，应归及分配并侍亲等人，委所在特加优恤’”。
由此可见，被遣返的人员，大部分是唐朝官员、僧侣阶层或贵族子弟；至于那些一直充任苦力的普通人众，几乎不存在重返故里的可能性。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他身处哪一阶层，都是被动进入青藏腹地的。
藩镇割据和太监干政，使得唐朝国力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2）中原人众的魔幻漂流
因为身份、知识水平与技能等存在的巨大差异，这些来到青藏腹地的中原人众，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
简单地说，没有文化或一技之长的年轻男性，要么沦为苦力，要么被编入军队充当“炮灰”；至于知识分子和能工巧匠们，生活质量远比前者好得多。这些居于吐蕃的中原人众，主要在以下几个领域“发光发热”。
藏王松赞干布唐卡
1） 政治和军事领域
由于谙熟中原文化和礼仪，一些供职于吐蕃的中原知识分子，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比如在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吐蕃遣使论袭热、郭志崇来（唐）朝”、显然，“来朝”的郭志崇，就是“吐蕃化”的汉族官员。
军事领域的典型代表，非名将李勣（594—669）的后裔“徐舍人”莫属。根据《旧唐书》的记载，他不仅是吐蕃的高级将领，还与唐朝军队“打过照面”。
贞元十七年（801），吐蕃军队在攻陷麟州后，劫掠了人众和牲畜。当被俘的军民们走到盐州时，有位名叫徐舍人的吐蕃将领，将几千汉人俘虏召集在一处，并对队伍中的和尚延素说：
“师勿惧。余本汉人，司空英国公（李勣）五代孙也。属武后断丧王室，高祖建义中泯，子孙流播绝域，今三代矣。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无涯，顾血族无有自拔耳。此蕃、汉交境也，复九十里至安乐州，师无由归东矣。”
拉萨桑耶寺内的（762）披甲胄天王塑像
简单地说，徐舍人不仅安慰延素等人不要害怕，还称自己是“李勣的五代孙”。根据他的描述，因为政治原因，李勣的后人不得不远走他乡，其中一支就迁徙到了吐蕃境内，至今已经是第三代了。
徐舍人向他们表示，我们虽然“虽代居职位，世掌兵要”，但“思本之心无涯”。只不过因为旌属繁衍已多，无法唐朝故土了。最终，他主动释放了这些被俘的唐朝官兵，自己率军返回吐蕃继续履行职责了。
李勣像
2）宗教领域
众所周知，吐蕃王朝是西藏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从松赞干布时期开始，吐蕃就与唐朝、印度等国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文化交流。吐蕃与唐朝的交流，无疑是全方位的。里面既囊括了物质层面的交流，也涵盖了精神文化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交流。
在吐蕃的宗教事务中，徙居当地的中原僧侣们，一直有着比较强的存在感。在主要记述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父子事迹的藏文古典名著《拔协》中，就着重提到了僧人桑希（或作桑喜）前往长安“取经”的事迹：
《拔协》汉语版封面
相传，桑希是护送金城公主进藏的唐朝大臣巴德武之子。因此，桑喜在抵达长安后，唐朝皇帝对他说：“你本是汉人马窦的孩子，留在这里做我的内臣不好吗？”桑喜听了心想：“我如果留在内地，今生虽然快活，但是，为了能在吐蕃传扬妙善佛法，无论如何，我也要把哪怕是一本佛教经书献到赞普手中。然后，再想办法禀告赞普，返回中原。”
于是桑希禀道：“圣上赐我留在中原，我不胜感恩之至。但是，吐蕃赞普对我们下了严厉的命令，我如果不回去，父亲会因此被处死刑，那我会悲痛欲绝的。因此，还是请圣上开恩，让我返回吐蕃，和父亲商量后，再设法前来做陛下的臣属。”
皇帝说：“我心中最喜爱你，你想要什么赏赐，尽管提出来！”使臣桑喜禀道：“若蒙赏赐，就请赐给一千部佛经。”皇帝说道：“你到（中原）达格吾柳隘口时，没有遇到扰害，反而受到敬奉....从你的高尚德行来看，佛的授记，定然指你无疑。让我来帮助你实现志愿吧！”于是，（皇帝）赏赐了桑喜在蓝纸上写以金字的佛经，还格外赐给了许多其他物品。
大昭寺俯瞰
3）艺术与科技领域
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仅带去了大量的名贵乐器，还将宫廷乐舞带到了青藏腹地。简言之，双方从这一时期开始，就在音乐和艺术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实际上，即便到了唐朝后期，在吐蕃宫廷中依然长期活跃着来自中原的乐师。穆宗朝（820—824）使臣刘元鼎出使吐蕃时，依然能在欣赏到唐朝乐舞：“唐使者至，给事中论悉答热来议盟，大享于牙右，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唐朝）人。”
《秦王破阵乐》主题壁画
除了中原乐师外，大批来到吐蕃的中原工匠们，也为当地生产力水平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文成公主进藏后，不仅协助尺尊公主修建了大昭寺，还在拉萨修建了小昭寺。其中，负责这些工程的工匠，大多都来自唐朝；金城公主入藏后，“别筑一城以居之”——负责这一工程的工匠，同样大多来自唐朝。
小昭寺
另外，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先后两次入藏行医的中原医师东松康哇，为吐蕃的医药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
相传，与松赞干布、赤祖德赞齐名，被后世尊为“吐蕃三法王”的赤松德赞（742—797）在生了重病后，遍召四方名医却依然无济于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东松康哇应召入藏，并沿途向当地人传授《四方医理四讲》。
在他为赤松德赞祛除顽疾后，不仅被聘为宫廷御医，还赐名“东松康哇”，即“名贯四方三千世界者”，位列“四方九名医”之首。后来，东松康哇在吐蕃娶妻传嗣，一直深受着当地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赤松德赞主题绘作
3）中原汉人的“吐蕃化”内涵
吐蕃王朝瓦解后，一度被吐蕃占据的大批原本隶属于唐朝的州县境内，不仅相继爆发了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主事者”还表态愿意重新“回归”唐朝。宣宗大中三年（849），“是岁，河、陇高年千余见阙下，天子为御延喜楼，赐冠带，皆争解辫易服”，“沙州人皆胡服臣虏，毎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
不过，经过吐蕃王朝的长期统治，大部分居住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中原移民后裔，不仅逐渐改变了族属身份，并最终成为了当代藏族的族源之一。站在发展的眼光看，他们为青藏地区的开发和藏族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布达拉宫
首先，丰富了现代藏族的民族内涵。大量的汉藏文史料可以证明，从唐朝开始，定居在青藏高原腹地的中原汉族移民有数十万人之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成为了当代藏族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当代藏族是本地吐蕃人与唐朝汉族移民相互融合的结果。
其次，助力了吐蕃文化的发展。小昭寺和桑耶寺的修建，有着中原工匠的全程参与；吐蕃佛经的翻译，多位中原僧侣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各地水利设施的修建、农作物的种植以及制陶、纺织技艺和造纸技术的应用与提高、医学与天文学的进步与发展，无疑都是各族人民共同协作的智慧结晶。
桑耶寺
第三，丰富了吐蕃文化的内涵。“主动学习唐朝文化”，一直是吐蕃统治者的基本立场。就拿松赞干布来说，他的学习精神，极力推动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实际上，直到吐蕃王朝晚期，学习唐朝佛教文化的活动依然在延续着。比如在穆宗长庆四年（824）九月，“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多浮图之迹，西戎尚此教，故来求之”。
布达拉宫内部的唐卡
对于吐蕃虚心学习的态度，唐朝一直报以支持的态度。
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吐蕃方面想通过金城公主“求请”儒家经典。围绕此事，朝廷内部掀起了剧烈的讨论。其中有大臣指出，“闻戎狄，国之寇也；经籍，国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无备；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左）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所以格其非心，在乎有备无患。”
不过，这种带有“华夷之辩”色彩的言论，不仅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强烈的反对，即便是唐玄宗本人也认为“这是迂腐的想法”。最终，吐蕃成功“请到了”大批儒家经典典籍。
4）尾声
吐蕃王朝崩溃之后，青藏地区再一次陷入了长时间的群雄割据局面，并出现了四个王系，即拉萨王系、阿里王系、亚泽王系与雅隆觉阿王系。在此后的三四百年间，他们与北宋、西夏、辽、金等中原政权，均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八思巴与忽必烈
受限于历史局限性，历代中原王朝对西藏的治理（拓展阅读：），大多是基于宗教和贵族的角度进行的，对于当地各族普通民众的福祉关注一直比较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