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通过了《最高党校的办学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北京和广州设立长期党校”。这是中共中央最早关于开办党校的决定。

此后，由于形势和条件的限制，“最高党校”一直无法下手。但是这份文件，为将来中央党校的成立，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1933年3月13日，纪念马克思逝世(1883年3月14日)50周年，苏联中央局决定在江西瑞金开办“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派”。它是中央党校的前身。

1935年11月，中央政府迁到陕北后，在瓦窑堡正式开办中央党校(后来搬到了延安)，培训高级政府官员。

吴栋以身作则

在瑞金“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派”，董是人，德高望重，先后担任过教务长和副校长。他严格遵守法律，永远用自己的形象，影响身边的高级党员干部学生。

当时，江西苏区的一些人，存在“左”倾思想，一些学生被煽动了，准备攻击毛泽东的军事防线。董看到这个苗头后，迅速采取措施，教育学生明辨是非，不要盲从。

董正忙着他的工作，但仍经常带头参加义务劳动。一天早上，党校一班的同志们，帮助烈士家属犁地，一到田头就看到了，校长董已经在那里忙活了。我看见他赤膊上阵、卷起裤腿、满脸汗水，它已经被犁过了两亩地。大家都很感动，对他说：“您都快50岁，工作这么忙，别来了，但是你比我们来得早，你最好回去！”董摇了摇头，边做边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确立的一项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说完，他开始和每个人一起工作。

1935年，董成了中央党校校长。陕北的办学条件很艰苦。董是的校长，但是待遇低的惊人。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共用一张硬板床。为了方便工作，他花1我用多余的钱买了一块怀表。这只手表又大又吵，你哪儿也不能去，大家都这么叫“火车表”。董却对说：“反正速度和速度的误差应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还有会议，表快了，我过会儿去；慢了，我会早点去，不，是正确的吗？”

董任校长两年间，中央党校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5月，当党的早期领导人李接任校长时，学生多达四五百人。李后来回忆说：“那时，学生是根据他们的来源和教育水平组织起来的，共编了15个班。一、二、三个班长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长都是老干部、高级政府官员(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中文，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最长的学习时间；八班是从反四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第十一班长主要是白区学生运动的干部和一部分与党组织失去关系的干部；十二、13班是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干部；14班是工农、文化程度低的干部；我不记得十五班了……课程比瑞金和陕北初更全，集合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谈论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党建、中国的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且有相应的实验室。”

　毛泽东写道“实事求是”

在中央党校礼堂前的广场上，有一个石雕，上书“实事求是”4个大字。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并亲笔题写的校训。

1943年初，政治局选举毛泽东为主席、秘书处主席，他还是中央党校校长。从那时起，到1947年3由于内战，中央党校被迫暂时关闭，毛泽东一直直接领导中央党校的工作。中央党校进一步扩大规模，从数百名学生到3000多人。其间，全国各个战区党的负责人等大批党的高级政府官员，我去中央党校培训。比如，陈赓将军在1943年116月份去中央党校学习。

毛泽东成为中央党校校长后，采取了三项创新措施：其一，改革办学理念，停止执行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脱节的教学计划和安排，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其二，鼓励学生参加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锻炼自己，另一方面，通过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其三，广泛开展文艺活动，有效寿命，合作教学。

那时，中央党校各部附近都有地，可以种植谷物、养猪、木炭燃烧……党校里还有一家豆腐店、粉坊、糖厂、酒厂和其他车间和工厂；并有自己的运输队，能跑能运。暂时放下枪的高级将领，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级文职干部，比如当地农民，参加农业劳动。此外，他们经常去工厂、作坊，纺毛，纺棉，拆洗、缝制衣服，挖窑洞，盖房子……

延安中央党校的两个礼堂，它是由学生们自己建造的。在建造过程中，设计图、运输材料、盖房等，大部分都是学生自己做的，在此期间，只雇佣了少量的石工。

礼堂很大，可以容纳一千多人，1943年11月7日竣工。当它即将完工时，学生们左顾右盼，总会少点什么。有人建议在礼堂的前墙上，挂校训题词。说到碑文，大家自然想到了中宣部的老人范文澜。但是范文澜试着写了一些，我对自己不满意，他提议找毛泽东来写。毛泽东欣然同意，马上叫人送来4两英尺见方的大麻纸。他沉思了一会儿，蘸浓墨水，迅速发生的，“实事求是”4一个奔放的大字立即跃然纸上。所有在场的人齐声称赞，这4词语有深刻的含义、透彻，抓住了中央党校的办学精神。

随后，请能工巧匠，选了4一块方形的石头，在方形石头上铺上麻纸，按笔画雕刻。不久以后，“实事求是”不折不扣“印”在方形石头上。可惜，毛泽东的墨宝被挖了出来，无法保存。

1947年3月，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率军攻打延安，党中央主动转移。国民党军队进入延安后，中央党校礼堂受损。还好，刻了“实事求是”的4块方石，被倒塌的墙掩埋，从而得以保存。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在清理中央党校礼堂废墟的时候，找到了这个4一块完整的方形石头。如今，它们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党校迁到了北京。1955年8月，中央党校创办了校报，使用的注册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实事求是”。20世纪60年代初，党校礼堂竣工，大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实事求是”4个大字。20世纪90年代，一是刻在中央党校大门内设置的石墙上，然后移动到现在的位置——在礼堂前的广场上。

胡耀邦领衔“真理标准的探讨”

“文革”开始后，中央党校停办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并于1977年3月初，华国锋被任命为校长，胡耀邦是常务副总裁(主持工作)。这是胡耀邦回归后的第一篇帖子。

1977年3月 25日下午，在中央党校礼堂的东教室，胡耀邦走上讲台，心平气和的告诉大家：“今天，我就正式上班了。”那时，他继承了一个烂摊子，没有办公空间。行政、后勤部门是52我在家属楼找到一个房间，给他一间办公室。现在，这座建筑已经不存在了。据介绍，那个办公室只有14.6平方米，在一边放一张桌子，另一边是单人沙发床。

当时，中共中央正式任命的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只有胡耀邦一个人。所以，建立一个职能组织、给每个部门配备干部，是当务之急。胡耀邦只用了3一个月的时间，就使42科级以上干部全部到位。

同时，胡耀邦也面临着另一种情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部康生，长期掌控中央党校，使服从于“文革”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暴露健康不佳的问题，中央党校的拨乱反正工作无法深入开展。

一天晚上，告诉秘书胡耀邦，离他们办公室不远，有人贴了一张揭发康生的小海报。胡耀邦说：“走，看看去。”两个人看小字报的时候，天黑了。胡耀邦看了之后，什么都没说，直接回去。秘书看到许多人在远处观察他们，就问：“耀邦同志，你看到有人在远处看着我们吗？”胡耀邦没有回答。直到我们经过一个拐角，他停下来告诉他的秘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让我们看看小字报，这是一种支持。”果然，然后曝光、越来越多的人举报康生等罪行。

1977年10月，“文革”在第一批学生之后，金秋踏入中央党校的大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党校应该是一所怎样的学校？这是胡耀邦首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他明确表示，要把中央党校办成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后改为“阵地”)，做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如今，中央党校礼堂两侧，分别写这样的标语就行了：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党的领导干部到中央党校后学习什么？这是胡耀邦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一天，他在一次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央党校要开4门课：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党史和党的建设，使学生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此，他组建了一个团体，开始编教材。最终，由中央党校选拔13本教材，共有100多万字。这些教材是用大号字体印刷的，学生除外、教员外，也发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后来，叶剑英元帅曾对胡耀邦说：“你做了件好事，搞了100多万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

至于中央党校的基本教学方法，胡耀邦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坚持原文阅读、自学，老师给予必要的辅导，回答疑难问题。“双向的”，从此成为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

中央党校修复“招生”后，胡耀邦很快发现，许多学生有两个担心：第一，害怕被学校开除；第二，怕毕业了鉴定不好。对此，根据胡耀邦的指示，中央党校落实“三非主义”——“不要抓辫子，没戴帽子，不要打棍子。”对此，胡耀邦说：“(学员)毕业时，我们不写任何材料。我们应该开放我们的思想，真的学点马克思主义。打棍子、戴帽子，只是没本事的人的方法。学风、学风，首先要扭转学习讨论的氛围。提疑问、讨论，这气氛不错！”后来，他明确表示，中央党校的学生在学习、讨论中表达的观点，一律“没有文件袋”(即“没有包”)。“四大主义”消除学生的后顾之忧、解放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胡耀邦的又一伟大贡献，就是开始《理论动力学》校刊。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力学》创刊，5天一期，每期都是胡耀邦自己定稿。在出版之初，该杂志不断发表文章纠正错误，这件事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理论动力学》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它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全国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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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通用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