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计6631字 | 阅读约12分钟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
“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孟森
“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
在朱元璋身上，集合了历史学家和政治人物对于这位平民创业帝王的不吝赞美。面对元末这样不输汉末隋末唐末的大乱之局，朱元璋能够以赤贫之身，重新缔造一统瓯夏的大明帝国，除了迥异常人的雷霆手段，更有几分为大历史所眷顾的“天选”之幸。
历史总是由无数的偶然组成，因缘际会，合成浩浩荡荡的必然大势。在历朝开国君主身上，总有这样那样的“偶然”之幸降临，集合为“成王败寇”的大逻辑。
光武帝刘秀，借助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大风及天降陨石的异象，用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昆阳之战”，为东汉两百年天下奠定雄基。
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王夫之《读通鉴论》）
昆阳之战形势图。发生在公元23年的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不过22岁，能以居劣势的兵力，在洛阳虎牢之战单枪匹马直入阵中，大破十万众，活捉了前来支援的窦建德，迫降了王世充，一战而定天下之北。
（唐太宗）此非常人，豁达类汉高（刘邦），神武同魏祖（曹操），年虽少，命世才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
隋末唐初天下形势图。长江以北以王世充、窦建德势力最大。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明太祖朱元璋身上，同样可以找到为上天眷顾的人生印记。
比如，朱元璋一生经历的三场特殊的占卜。
皇觉寺首卜：是留下，还是逃离？
在朱元璋为父母陵寝亲自撰写的《御制皇陵碑》中，他向天下人，坦白了一件隐情：
那是至正十三年（1353年）的一日，当时还叫朱重八的他，收到了少时玩伴汤和的一封信，信中说，天下群雄并起，请他投奔时已割据濠州的元帅郭子兴。就在他不置可否之时，这封信的内容却已经为人所知，被人举告到官府，恐怕就在一时之间！
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傍有觉者，将欲声扬。（朱元璋《御制皇陵碑》）
那时的朱元璋，心慌无措，他选择向神明祈求前路的吉凶。他所选择的物什，是当时极为流行的一种占卜工具：杯珓。
杯珓（图源：网络，侵删）
杯珓由两片形似贝壳的竹片或木片组成，一面凸起，一面扁平。占卜者通过抛掷，观察它们落地的正反来判断吉凶，凸面向上为阴，平面向上为阳。杯珓在唐代就已经是习见的占卜工具，韩愈在《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就写明：“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馀难同。”到了元末，这种为唐人所习见的占卜技艺，已成为中国人熟知的卜筮代名词。
杯珓的基本规则很简单，与“掷硬币”的原理基本等同，就是请神明帮助做选择题。分三种情况：“圣杯”（一阴一阳）——表示所请之事可行。“笑杯”（两阳）——表示说不准，需再请。“阴杯”（两阴）——表示所请之事不行，也可再请。每一次需抛掷三把，以三把“圣杯”为上上大吉。
这种已被概率论破解的投掷游戏，成为乱世之中的朱元璋，唯一可以信赖的抉择方法。
关于这场占卜的过程和结果，在《明史》中的记载非常简单：
太祖时年二十四，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当举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闰三月甲戌朔入濠见子兴。（《明史·太祖本纪一》）
而在明万历朝国子监祭酒邓士龙所辑录的《国朝典故》卷二无名氏所撰《皇明本纪》中，却留有一段非常详细而生动的记录。
《国朝典故》[（明）邓士龙 辑 许大龄 王天有 主点校]
面对未卜的前途，朱元璋显得很惶惑。在默诵了经文后，他决定用杯珓向神明问一问前路。
将晚，上（指朱元璋）归，祝伽蓝，以珓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难，则以阳报，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祝讫，以珓投之于地，则珓双阴之。如此者三。（佚名 《皇明本纪》）
第一次投掷时，他心中所想的是：如果神明是让我逃离皇觉寺去外面避难，就用“两阳”来预兆，如果照旧留在皇觉寺，就用“一阴一阳”来告诉。结果，他投了“两阴”，而且一连三把，都是“两阴”——神明既不让他逃走，也不让他留下，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复祝，谓神曰：“出不许，入不许，神可报乎？无乃欲我从雄而后昌乎？则珓如前。”祝既，投珓，如前。神既许之，于心大惊。（佚名 《皇明本纪》）
既惊又惧的朱元璋，采用了另一种证明的方式，在第二次抛掷时，他向神明发问：您既不让我逃，又不让我留，难道是让我投奔起义军然后获得平安富贵吗？如果是，就还是像刚才那样，连续三次“两阴”吧。
结果，果不其然，这一次的三把，依旧是“两阴”。——看来神明已同意朱元璋去投奔义军了。
复祝曰：“甚恐从雄，愿神复与吉兆而往他方避。”祝毕，投珓于地，一阴覆一卓立，特见神意必从雄而后已，因是固守所居。……上深思之，以四境逼近，讹言蜂起，乃决意从诸雄。（佚名 《皇明本纪》）
激动的朱元璋开始了第三次占卜，他向神明祷告：如果您让我去投奔义军，那么就请指明一处方向吧。而这一次，他居然掷出了一个“圣杯”——一阴一阳，运气以极小的概率、用最明确的方式告诉他，Go ahead,My son.
在朱元璋个人陈述中，这段记录并没有那般惊心动魄，但结果与上述史料保持一致。根据一阴一阳的结果，朱元璋听从汤和的建议，前往濠州投奔郭子兴。
且祷阴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详。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即起趋降而附城，几被无知而创。（朱元璋《御制皇陵碑》）
在投奔的当日，差点成为守门小卒刀下鬼的他，被郭子兴侥幸救下，引为亲兵，并由此为路径，娶了相伴他一生的皇后马氏。
朱元璋的第一场占卜，将他引向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末世赌场。在这一场占卜中，他显得非常被动，也非常迷惘。所幸，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殊不知，仅仅两年之后，又一场新的占卜正等着他。他会继续做对选择吗？
太平府再卜：是受降，还是诱杀？
时间推进到至正十五年（1355年），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郭子兴于当年去世。红巾军刘福通扶持小明王韩林儿建立龙凤政权。韩林儿故意分而治之，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而将朱元璋任命为排行第三的左副元帅。彼时的朱元璋，早已不是那个投奔义军的游方僧，而是成长为占领滁州、和州的总兵官。因顾忌龙凤政权势力较大，只能阳奉阴违，名义上暂时屈居于郭、张之下，但军政大权未曾假手旁人。
然念林儿势盛，可倚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明史·太祖本纪一》）
在和州，朱元璋遇到了一个比军权更棘手的问题：粮食没了，而且还没有船。
太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野先分屯新塘、高望、鸡笼山以绝饷道。……五月，太祖谋渡江，无舟。（《明史·太祖本纪一》）
此时，朱元璋的基本盘是滁州与和州，都位于长江以北。而与和州隔江对望的，恰是南岸的太平和芜湖两城，那里稻谷丰足，是一处绝佳的粮仓，且沿江东下可以去到一个他心心念念的战略要地——集庆，也就是后来的应天府、南京。
元末群雄争霸格局。朱元璋所处的位置并不比当年宋太祖的形势更好，他的大本营位于群雄环伺的四战之地。
在当年六月，朱元璋终于等来了一份厚礼。有巢湖水军廖永安、俞通海等率领几千艘船突破元军封锁，慕名来投。新添了千余只战舰的朱元璋军队，一鼓作气，东渡长江，攻克了重镇采石，并一举拿下了太平府。此时，距离战略目的地集庆，已举目在望。不过，此时的太平府仍是孤子一枚。
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召陶安参幕府事，李习为知府。时太平四面皆元兵。（《明史·太祖本纪一》）
很快，朱元璋收到了第二份破题的礼物：扼守鸡笼山，投靠元军的民兵元帅陈野先首先耐不住寂寞，率众数万，直攻太平城。朱元璋分别派遣徐达、邓愈、汤和三路应战，又派遣军队断其后路，首尾夹击，抓住了陈野先，降服了数万之众。
朱元璋为表诚意，与陈野先歃血为盟，约定以兄弟相待，并将他放归军营。在之后的一个月中，朱元璋腾出手来，以太平府为南岸根据地，遣徐达顺利攻取了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地，一时间，攻占集庆的大势已成。
但是，这个被迫投降的陈野先，并非善类。在还归军营的次月，便与元人眉来眼去，准备反杀朱元璋。
其野先者，密谋于部下，建业不可力攻，必声攻城而弗战，少待得脱羁囚，仍与元合。彼既归矣，阴与元合。……密请元臣左纳失里至营，佯言生擒耳，意在诱上诣营。（佚名《皇明本纪》）
陈野先设计了一个圈套：他假称抓到了官员左纳失里，请朱元璋亲自来他的营中审讯，想借机诱杀朱元璋。这个计策并不高明，但在盟誓面前，朱元璋需找到充分的理由，才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却这场可能的危机。
此时，朱元璋早已在长江东岸的太平府驻所当涂筹划攻克集庆的事情。面对盟友的邀请，他当着诸将的面，先去了两个地方——当涂的东岳庙和城隍庙。他要去占卜。
时上（朱元璋）卜于黄山东岳（此黄山系当涂山名，非今黄山），神弗许；数卜于城隍，连皆一签耳，亦不许。（佚名《皇明本纪》）
占卜的结果很明确，神明告诉他，此行凶险，不能去。
面对信使，朱元璋没有回复要去的意思，而是向陈野先发出了一道命令：等到九月，请陈野先与郭天叙、张天佑合兵，共同攻打集庆。
这一招，其实颇为狠辣。朱元璋并非不知道陈野先的首鼠两端，他正是要利用这个反复小人，行一招“借刀杀人”的计谋——借用陈野先的必然叛变，将郭天叙与张天佑这两位“顶头上司”送上断头台。或许，保佑这个计策得以顺利进行，才是朱元璋在当涂连续问卜的真正动因。
上知彼不诚意，纵军妄掠，将以为俘囚而斩之，恐惊诸雄，于是血牛马与彼立誓，立誓后，宁可生纵以归。（佚名《皇明本纪》）
秋九月，郭天叙、张天祐攻集庆，野先叛，二人皆战死，于是子兴部将尽归太祖矣。（《明史·太祖本纪一》）
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扫清内部障碍的朱元璋，意欲一举拿下集庆。这一次，他又在当涂向神明求卜。这一次，神明告诉他：此行会很顺利。
时采石守谧，姑熟无后顾之忧。复卜于神祠，神乃许行。（佚名《皇明本纪》）
发生在二月末的采石之战为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三月初一进攻集庆的战斗更是超乎寻常的顺利，陈野先的儿子和侄子所拥有的三万余人武装，尽归朱元璋所有。面对又一批降众，朱元璋有意向部下透露，自己曾向神明占卜以求此战速胜；而之后，他用一场优秀的行为艺术，展现了超乎常人的政治胆识：让降卒替自己守夜。
三月癸未，进攻集庆，擒兆先，降其众三万六千人，皆疑惧不自保。太祖择骁健者五百人入卫，解甲酣寝达旦，众心始安。（《明史·太祖本纪一》）
九天之后的三月初十日，集庆城被攻破，元守将福寿战死，陈野先残部水军元帅康茂才投降。朱元璋于当日改集庆为应天府，“江东由是而定”。一个与元大都、陈友谅、张士诚角逐天下的格局，至此形成。
朱元璋将南京选为宅兹中国的首都，除了考虑经济区位和军事地位，近故土凤阳与早年奋战的感情，也交杂其中。
与24岁上迷惘彷徨的朱重八不同，经历战火和人心淬炼的朱元璋，早已不是一个等待决断的迷信农民。从这些所谓神明的预告中，他要获得的，恰恰是人力所不及的精神力量——他要用这些公开向神明卜筮的操作，告诉他的将领，得自于天意的他，会安全地带领这支农民子弟兵，走向问鼎天下的征途。
刘伯温三卜：是遇顺则止，还是三百单八？
在大明朝已经定鼎的时刻，对占验怀有特殊感情的朱元璋，请刘伯温为王朝的命数卜了一卦。
高庙（明太祖朱元璋）尝命伯温卜历数之长短，伯温卜之曰：「遇顺则止。」高庙遂以书手空，良久曰：「三百单八亦足矣！」然此亦圣祖之谦德耳。盖其取天下于夷狄之手，名正言顺，虽汤武不能及。圣子神孙享帝王莫大之业，虽与穹壤共敕可也。所谓三百单八，何足云乎！（梁亿《遵闻录》，辑录于邓士龙《國朝典故》卷之六十二）
明末李自成响应谶纬之说，以“大顺”为国号起兵反明。
许多历史学者都对这则充满谶纬味道的史料抱有某种偏见。认为这段毫无根据的说法，无非是为后世的造反者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口实——如李自成（国号大顺）、张献忠（年号大顺）、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
但该史料值得探讨之处恰在于，它是由正德朝进士编纂，由万历朝学者收录，当作者撰写、编者辑录之时，民间还没有迎合谶纬之说，无法用崇祯朝才出现的三位异姓皇帝拿来“反证”。也就是说，至少在万历朝之前，“遇顺则止”应有其他的含义。
朱元璋用“拆字法”解构了这句卜辞——顺的繁体由“川”“百”“八”组成，谐音“三百单八”。对于传至三百年的时间，他显得很满足。作者梁亿在用“华夷之辨”吹捧了本朝的同时，说了一句实在话：圣祖之谦德耳。此处谦德，并非过誉。
对于朱元璋而言，从他问鼎天下的那一刻起，他宵旰图治，无日无休，都只为这一件事，那就是确保王朝统绪绵延，子孙后代可以按照他的思路，延续朱家天下的统治。三百年的时间，足够了。
朱元璋为子孙制定的“木火土金水”字辈排行，为元素周期表的汉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朱元璋耗尽六年心血、“凡七誊藁”才定稿的《皇明祖训》序言里，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并非是迷信上天之人，他向刘伯温询问王朝命数的背后，或有着为子孙后代设计安邦定国之法的良苦用心——只要法已定，人已守，恩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则王朝必然万年。
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旣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己长者，甚相远矣。
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翦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朝姑息之政， 治旧俗污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诡诈，至难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而朕已齐之。
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着律令，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皇明祖训·序言》）
《皇明祖训》书影
在这段序言中，我们看不到一个迷信天算、纠结命数的颟顸帝王，有的，只是一位实事求是、注重人生经验的谆谆长者。无论对错，这就是他一辈子靠自己走过的成功人生。
上天给不了答案，自己才是答案
当人面临选择的时候，抛硬币是最好的办法。并不是因为抛硬币真的会替你做决定，而是在硬币抛出去的时候你已经知道答案了。《爱情公寓》的这句台词，同样适合六百多年前那个农村青年朱重八。
朱元璋每一次占卜所询问的，并不是上天给他的答案，而是让自己冷静下来，思考那些内心笃定的意见，是否值得自己为之押上未来的命途。幸运的是，每一次杯珓的落地，朱元璋都把正确答案的决定权，牢牢地攥在了自己手中。
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一往无前，无论毁誉，绝不轻言更改。无论是亲冒战矢死战陈友谅，还是事必躬亲今日事今日毕，甚至身负恶名为子孙计尽罢功臣，朱元璋都做了。这是他在世道磨砺下的个性，也是他长于深思而能成大事的基因。
己丑，友谅悉巨舰出战，诸将舟小，仰攻不利，有怖色。太祖亲麾之，不前，斩退缩者十余人，人皆殊死战。（《明史·太祖本纪一》）
太祖勤于政事，每临食匕箸屡废，思得一事，即以片纸书之，缀于裳衣，或得数事，则纍纍满身，若悬鹑焉，洎临朝则一一行之。（徐祯卿《翦胜野闻》）
太子谏曰：“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天和。”帝默然。明日，以棘杖委于地，命太子持而进，太子难之。帝曰：“汝弗能执欤？使我运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刑余也，除之以安汝，福莫大焉。”（徐祯卿《翦胜野闻》）
朱元璋经营的瑰伟人生，不乏有运气的眷顾，却绝非是迷信的成功。他用一场无助的杯珓，扭转了赤贫的命运；却用有心的占卜，开创了王朝的气运——明朝的建立，既是元末群雄并起时，求安望治的民意普遍选择的结果；也得益朱元璋个人精准把握机遇，善于创造条件的极强能动性和卓越领导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元璋是一位伟大的占卜师。他为帝国抛掷的“圣杯”，除荫蔽子孙之外，连后来的王朝继承者，都享受着他的恩泽。孟森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治明史时，在讲授《开国》一章时，有过一段宏论：
“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世或言明太祖曾奉韩林儿龙凤年号，为其后来所讳言，此不考史实而度以小人之心也。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渐废弛则国祚渐衰，至万历之末而纪纲尽坏，国事亦遂不可为。……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孟森《明史讲义·开国》）
《明史讲义》（孟森 著）
在这些被历史迷幻色彩包裹的记录中，只有朱元璋“置诸死地而后生”的决心和意志，“至难服而朕已服之”的大度和自信，以及七十余年“人之情伪，亦颇知之”的沉淀与深思，才是引导他面对接踵而至的命运考验，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直至开创大明帝国两百七十六年基业的最初真相。
